往事记忆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

□罗三五

以前，我都是听我们的父辈或爷爷、奶奶讲述过去的故事。今天，我也有了过去的故事，我也常常在回忆那过去的故事。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日子。

那年的攀枝花开得很红。火红的笑脸好像是在与三源河共同讲述春天的故事。我陪同省里来的几位同志穿过用峭壁做成的岩门，爬进了一座居住在岩边的傈僳族村寨。

只有几户人家的傈僳山寨空着，好像从来都没有人居住过。只有一间木垒房偶尔的一丝青烟，让人感觉到这里还有一点生气。没有锁的一扇竹筏门半掩着，屋里没有一件陈设，只有一道道从木缝里射出来的光线，晃着篾巴折上几块爬满苍蝇的皮张，以及破碎的花布片。没有盖的铸铁鼎锅悬吊在火坑上，像挂着一只空空的竹篮。

陪同而来的乡党委书记说：“我们来晚了，屋里的人都上坡干活去了。”

我们都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觉得心里很沉闷。

终于，其中的一位领导说：“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人家。”

省里来的同志们很震惊，都已经九十年代了，在这一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还有这么一些人挣扎在贫困线上。

从此，我们这里成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战场的指挥者在动员大会上说：“解除贫困是我们的德政，共产党人就是要为老百姓解除贫困。”

于是，党委、政府的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以及我们一大批人，都投入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战中去。

二

那是索玛花开的季节。我们扶贫工作组一行荡过悠悠索桥，穿过茫茫林海，在漫漫的索玛花群中，去采访一位彝族妇女的故事，去搜寻着那原始的群落向现实的绽放。

林海的崎岖山路上，一位卖菜的彝族人把我们引到了一片泥石流的荒滩。荒滩依山傍水，在青山绿水之间仿佛在点缀着什么。几间破旧的横板房，似风霜中飘浮的小舟，传播着索玛花群落中的《妈妈的女儿》。

“那块块的荞粑金闪闪，妈妈的女儿走到哪里都金贵……”荒滩上，一位彝族母亲，带着她的三个女儿苦干了十年，希望在荒坡上种出荞麦，希望她的女儿金贵。她们用女性柔软的手从荒滩上捡出来3000多立方米的石块，围绕着家园砌成了17条宽1.5米、高2.2米、长达千米的石梗。漫延的石硬从问号、顿号、逗号到句号，在荒山上组成了一组最美的索玛花符号。

林海的那一头，一位彝族汉子面对着一堆巨大的乱石滩，用古老的传说，演绎着一个现实的故事。他没有钢钎，没有炸药，但是，他要把眼前的乱石滩变成种庄稼的良田。于是，他捡拢来乱石滩上的树根、水打木，在坚实的鹅卵石上点燃了祖先留下的火种。火渐渐熄了，石头渐渐热了，彝族汉子用清泉水浇在火热的石头上，一瞬间，坚硬的石头裂开成了一朵朵盛开的索玛。

过去学毛主席著作，我们都熟知愚公移山，而现实符号勾勒出的顽石索玛，使同志们非常感叹。这是现实，还是古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贫困线上绽放的索玛，使我们领悟到了一种由“拼搏”生出的“力量”。

三

大山交织着财富和贫穷。当年山里流传着一句老话，说住在深山里的人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沿着那一条梦幻般的盐茶古道，我们去探寻那金色的饭碗。我们的组长是一位老同志，老同志说的是资格，而不是年龄。但一脸的皱纹和光顶使人感觉他就是一位老人。因此，当我们进深山、访贫苦的时候，往往使深山里的老人百般感叹：“同志呀，你这么大年龄了，都还来关心我们。”

于是，我们立即坐上了树丫做成的板凳，板凳上往往还垫着一张皮子或毡子。媳妇从谷壳里掏出来长着绒毛的腊肉，老婆婆用竹篾筲箕端来了鸡蛋。老同志从来没有笑脸，说的话也不像脸上的皱纹，直直的就两个字“不用”。

有一天，我与老同志走访了山这边的一位党员。走到山那边的党员家时，太阳也从这边的山爬上了那边的山。我又累又饿，老同志比我更艰难，但他还是在一步一步地爬。他的严肃、执着在告诉我，山的上面，一定就是金饭碗。

终于到了对面山上，那一间茅屋里就只有一个老人，就是我们要找的老党员。老党员刚解放就入党，解放时平过叛，民改时剿过匪，如今儿女们下了山，就他一个人留在山上守着一群羊。他对老同志说：“以前，我还做得点事，打过土匪，当过队干部。这些年没得文化，就帮娃儿们守几只羊儿，在烂木杆上种点木耳，自己找点酒钱，不去麻烦组织，麻烦娃儿。”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共进晚餐。一碗轮着喝的老白干，一盆山泉水煮黑木耳，再加上一小碗胡海椒加盐巴的蘸水。

告别时，我看见老同志悄悄在碗下面压了一张当年最大面值的人民币。

四

泉水在诗人的眼里充满柔美，在人生的旅途中她始终是伴唱。

五里沟就是泉水勾画出来的一条沟。五里沟沟深林密，一条沟的云南松枝干挺立，针叶翠绿。那年我在这里蹲点，就在这沟边的树林里认识了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当时，人们给我介绍，这位支书是五里沟的“铁骡子”，五里沟到处都有他的“铁脚印”。

他喝着五里沟的泉水长大，他爱这一片山，他爱这一片树。一有空，他就要围着山沟转一圈，哪条沟可以修一个小水库，哪个村应该架电线，哪里的堰沟断了，哪里公路该动了，甚至于哪家缺粮了，哪家的秧子该栽了，他都要看一看，问一问，管一管。

那天，我们在五里沟的傈僳村子，看着那些住着牛圈样的小木垒房的傈僳人家，支书心痛了。他说：“傈僳人家祖祖辈辈钻山洞，住岩腔，现在也该住瓦房了。”

走过傈僳村子，看见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林边掩着一间茅屋，我以为是一家人的牛圈。结果，这是支书的家。一间破旧的土墙偏房依偎着一间破旧的土墙茅屋，茅屋里空空荡荡，除了屋梁没有一件木器。偏房是一个灶房，灶房的一边堆放着柴草，一边是用泥土筑成的大灶，大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锅边一圈留存的植物残渣，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口多功能的大铁锅，煮饭、做菜，还循环着做猪食、煮猪草。

难怪有人说：这“铁骒子”脾气怪，都劝他批木料、修房子，他就是不肯，说是社员的房子不修好，他家就不修新房子。

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听说五里沟变了样，我正准备去看望这位“铁骒子”，五里沟那一夜的洪水却成为我记忆中难忘的往事。

那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五里沟的一切都在开始结果了，成熟了，这个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雨来了。

暴雨使泉水变成了洪水，特大的洪水直接冲刷着成果，冲刷着希望。

水库要决堤了，书记最先冲向了决口，面对堵不住的决口，他三次冲进涵洞，用斧头砍开了闸门……

第二天，五里沟还是大雨，但全村的人都在找他们的书记。他们深信，书记还留在青山，留在河边，留在田野。

竹林还在说，他们背后的茅屋变成了瓦房，但还是空空荡荡。

松林还在说，他还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块木板。

五保户还在说，他的承包田就要收割了……

那天，我的眼睛被雨水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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