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亭林精神
■钱声广
那是一个盛夏时节,我应邀去上海参加一个论坛,会后专程去了一趟昆山,朝拜我心中的一代宗师顾炎武。
顾炎武,江苏昆山市千灯镇人,出生于“江东望族”,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又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后学尊称他为亭林先生,世称顾亭林。
年少时,我不知顾炎武何许人也,更遑论其《日知录》《肇域志》等著述,但他那段脍炙人口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被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从中淬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振聋发聩的八个大字,让彼时的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百年来,已庶几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座右铭,植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血,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国家民族而奋斗。
赤日炎炎中,我置身于修缮一新的顾炎武故居。这是一座幽静典雅、质朴清秀的古建筑院落。石质的雕花门楼图案精美考究,敞开的栗色烤漆大门气派非凡,高高的门槛里挺立着威严的大影壁墙。一门一墙,貌似开放实则防范森严,直把内里的景观遮蔽得严丝合缝。我不由得暗想,如此这般的深宅大院,何以能走出像顾炎武这样一位勇于入世、敢于担当、阳刚彪悍的男儿?
行走在这深深院落里,我仿佛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时空变换,亭林先生“行己有耻”“博学于文”的形象一下子跃然眼前。多少次,他独坐书桌前吟出“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你看他骑着一头跛驴,带着两匹驮书瘦马,行走于大江南北,深入到边塞亭障,考察了解民情、慰问士兵。所到之处,遇有与平时听到的不相符合的风土人情、地理山川,他就打开书本验证,直到弄清楚才肯罢休。有一次他骑在驴上,由于沉浸于书本中,走着走着就掉到土崖下。他爬起来,抖一抖身上的尘土,继续行走。多少次,他凝望山河破碎叹道“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面对清廷威逼利诱,他慷慨陈词“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我正思忖着顾炎武那种崇高的家国情怀,难道仅仅只是来自于先生的严谨好学?难道仅仅只是来自于边塞亭障和民间的考察?陪同我的当地朋友的一席话使我得出答案。在这个雨打芭蕉、吴侬软语、处处以阴柔纤细为美的江南古镇,曾养育出一批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陶渊明第九代裔孙陶岘,是“江南丝竹”的首创者;“昆山腔”创始人顾坚,被后人尊为昆曲的鼻祖;昆山第一位状元是南宋的卫泾;明朝文武状元陈先锋乃是著名的抗倭英雄;明代还有太史官徐应聘,是显赫清初的“昆山三徐”的曾祖……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倏然顿悟:亭林先生的那种家国情怀,正是源自于昆山的厚重文化,源自于一脉相承的东方智慧,源自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我在想,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浴火重生,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载而生生不息,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在抵御外族入侵的古代,纵是文弱的书生亦会仗剑而行;在抗击外敌侵华的近代,有多少稚嫩的脸庞和年轻的身影消失于硝烟战火;在复兴中华民族的当代,又有多少勇于担当、埋头实干的建设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着青春和热血……至此,我从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想到了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想到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想到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想到了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历代有识之士,他们以民族大义为念,以家国天下为重,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维系在一起,这种强有力的担当不正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
是夜,就宿于千灯。夜晚的千灯是那么清新安静,湛蓝的夜空,朗月波光,小桥流水,空气中隐约有栀子花香。我伫立于窗前,久久没有睡意。今夜能在这古镇好好地陪陪神交已久的亭林先生,是我久有的意愿。先生的那种担当精神于今都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我朝拜的正是这种家国情怀的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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