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脚下的弟弟陈昌恒
差不多一年了，随着回家的次数增多，我“近乡情更怯”的思绪愈浓。我想见而又怕见屋后山脚下的那堆新坟——50岁的弟弟，大半辈子都在外面奔波，不久前他长眠于此陪伴妈妈。
2017年11月13日晚上20时许，我在散步途中接到妈妈的电话，她哽咽告诉我，在上林县打工的弟媳来电话说弟弟病两天了，粒米未进，连续高烧，人走路都晃了。今早到卫生院看病，媳妇要陪他去，他倔着要一个人走，现在不知去向……
弟弟不用手机，他也没有记得任何人的电话号码。那一夜，我每隔半个钟头就给弟媳打一次电话，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消息”。
1967年冬天，一个男孩成了我的弟弟。世界上多了一张会吃饭和会说话的嘴巴，就会多了一些苦乐的故事。
因家庭困难，弟弟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弟弟不读书就是为了我能读书。我高中毕业高考名落孙山，变成了一个吃不了皇粮又不情愿当农民的文青。每天穿着一件不很勤洗的喇叭裤，上衣袋别一支钢笔，腋下夹一本杂志，往村完小找老师谈文学；兜里没有半毛钱，街日子照样出去穷转悠。该我干的农活大部分都是弟弟代劳。比如，弟弟刚挑一担柴火进门，看见水缸见底，抹了一把汗，就到水塘里去挑水。一同上山砍柴，都是弟弟把柴火砍好了，我只懂得扛回来。我坐在石头上抽烟，弟弟边砍柴边问我哪个哪个字是什么意思，怎么写。
而每一次别人说我懒的话传到弟弟的耳朵里，弟弟总是辩护说哥哥是有文化的人。
我高中刚毕业的那个秋天，有一天我在商店看到一支我心仪的红色笛子，想买没钱。第二天，弟弟背着柴刀上山，傍晚，他带回来12斤山豆根。弟弟说，卖山豆根给我买笛子。街日，我要自己拿山豆根去卖，弟弟说，你一个写文章的人卖山货？人家笑话。那天，弟弟把卖山豆根得的8毛钱给我买了笛子，当晚，优美的笛声就在山村回荡。后来，我当了大队经销店的挑夫工，弟弟经常带吃的东西到半路接我，帮我把一半的货物挑到经销店。
弟弟16岁就到南丹大厂打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丹大厂遍地闪金烁银，可以说，在南丹大厂随便捡起一颗石子都是钱，是年轻人追求财富和实现梦想的天堂。有很多去大厂的人，出门还是邋遢寒酸的穷光蛋，回来已是豪气冲天的富老板。
我的弟弟没那么幸运。他到大厂钻的是热窿，窿道工作面温度在50摄氏度以上。窿道里不但温度高，而且天面随时塌方，干活虽然惊险，但工资很可观。
两个多月后，弟弟买了一只“双喜”牌挂钟给老乡带回家，我家成了全村第一家有挂钟的农户。那天爹很高兴，像抱着小时候的弟弟一样，小心翼翼地抱起挂钟，安装在灵台的屏风上。
这只挂钟像一只快活的蚕噬着桑叶，又像一位低头赶路的老者，嘀嗒嘀嗒地数着弟弟的归期，也数着这个农家坎坷的日子。
1984年小年夜，弟弟从南丹大厂回来了，他的双手嵌着一层矿粉黑垢。他买来了大米、面条和棉布，弟弟半个字也没提到他在热窿里干活的苦和险。
打那以后，弟弟有好多年没有外出打工。9年后的那个秋天，挂钟指着23日，弟弟的女儿已经3周岁了。有一天天还未亮，弟弟和媳妇悄悄离开山村出去打工，后来他们像两颗沉入大海的石头，没给家里捎来片纸只字。
5年后的夏天，村头的老龙眼树挂满了果实。那天傍晚，弟弟突然走进家门，把一个干瘪的编织袋丢到装满玉米粒的箩筐上颓坐不语。
弟弟吃完一碗玉米饭，喝完一盅玉米酒后说：“妈，哥，这次回来连一斤祭奠爹的猪肉也没有买到。”
“人回来就行，你没钱，你爹不怪你。”妈妈说。
“买一斤肉来供爹的钱本来是有的，只是我的钱被盗了！”弟弟把被泪涕濡蔫的香烟狠狠摁在地上。
弟弟说，这5年，他到南丹县宣明林场打工。他这次回来，还带着900块钱。出门前妻子把钱藏到衣兜里，然后用其他衣服把装着钱的衣服裹个严实，放到大提包里。那天，他来到六寨，天快黑了，他上了一辆三马车要到南丹县城，提包不知被谁提走了。
弟弟返回南丹一年后，就和媳妇回家来了。他们或背或抱带回两女一男三个瘦兮兮的小孩。
离开家6年后回到家，弟弟没有停止打工的脚步。那年春节过后，弟弟到合山挖矿，干了半年，他提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块铁铲在某个路边停车点等车回家，突然有两个人从天而降，他们揪着弟弟的衣领说，你刚才为什么在我们的墙根屙尿！？弟弟根本没在他们什么墙根下面屙尿啊！不容弟弟解释，他身上的600多块就被他们掏走了。
第二天中午，弟弟回到家，面对着连自己的一颗糖果也没能吃到的妈妈和四个小孩，一边喝酒一边流泪。
2000年，弟弟两口子到南宁市砖厂打工，四个孩子由妈妈照顾。2008年，我已经当了12年代课教师。那年暑假，我到南宁找弟弟，要他帮我在砖厂找一份暑假工。弟弟通过熟人把我安排到兴宁区七塘镇平天砖厂拉车。我到南宁的那天晚上，弟弟备了酒菜，喊来20多位都安老乡，眉飞色舞地把我介绍给他们。次日，弟弟提着一台电风扇，给我买了日常用品和一条“刘三姐”香烟，把我送到平天砖厂。
开学时间到了，弟弟把我送到车站，还掏钱给我买车票。望着车窗外瘦黑的弟弟，我的泪海瞬间决堤。
2010年，弟弟和媳妇又辗转到上林县巷贤镇的闽祥砖厂打工。
这些年来，弟弟和媳妇用自己的汗水，改变了生活面貌，温饱问题逐步解决。妈妈默默为弟弟守着后方，照顾小孩，耕种土地，砍柴割草，养鸡养猪。一年到头，弟弟只回来一次，妈妈酿着满满的两缸土酒等他，养着肥大的过年猪等他。每一年弟弟回来过年后返回砖厂，我和妈妈站在龙眼树下，望着弟弟离去。我身边的妈妈一年比一年苍老，从一位能上山砍柴的农妇变成蹒跚的老奶。每一年弟弟返回前，都对妈妈说，妈，再干一年，我就回来陪你。
其实，弟弟就是不回家陪伴妈妈，也该“退休”了。儿女已经长大，已经能够分担家庭的生活担子。另外，由于成年累月晒太阳干重活，每天汗流干后，又拼命喝水，平时喝酒又不吃饭，弟弟的身体彻底垮了，人瘦如柴，经常抽筋，喊他去看病，他总是说没病……
天亮了，一个陌生号码打进了我的手机，他说，大哥，你的弟弟——他走了……
天很冷，在上林县明亮镇某一座不知名的山脚下，弟弟只穿着单薄的衬衣和塑料拖鞋，他僵硬的手紧紧地攥着一个编织袋，编织袋里有他在卫生院做B超的胶片和70多块钱，有他抓药的发票，有一盒感冒药和一条30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便宜的白“甲天下”香烟，相当于一包“芙蓉王”香烟的价钱，还有一塑料瓶3斤装的劣质白酒，已经喝掉了2两左右。
弟弟应该是从卫生院出来上公交车后，人已经虚脱，神情恍惚，错过了站，一直到离砖厂40里外的终点站才下车。他已经无法辨认周遭的景物，也没有向他人求救的意识了。当明亮镇亮起了灯火的时候，监控录像里的弟弟，踉踉跄跄地走上了一条村级公路。在他的意识里，一定是正一步步地向厂里那个家走去。他哪里知道，他每前进一步，就离家远了一步……
那天午夜，弟弟不像以往一样，经过多次转车，才拖着累得要散了架的身子回到家。我们包了一辆车，让弟弟风风光光地回到了家里。这一回，我们看不见以往的弟弟，背着他的大帆布背包，自己走进家门，乐呵呵对着忙活的妈妈说：妈，我回来了。
现在，我每一次回家看望妈妈，回来时我都装着一杯弟弟水柜里的山泉水带回来，我偷偷地把水从嘴里喝下去，又偷偷地让它从眼里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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