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城市精神的历史根基
□康大寿
在历史长河中,南充人不仅以自己的“勤劳”与“朴实”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 而且还充分利用这里的自然资源,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南充地域文化,其中尤以灿烂的丝绸文化享誉中外。
“勤劳”与“朴实”更是南充人的一种道德传统。千百年来,南充人一直秉承祖训,以勤劳、朴实为本,反对游惰。唐代大顺元年(890年),西充县东岱乡陈氏家族的祖先就曾在其《族规》中专定“戒游惰”家范一则,其中指出:“行其必力,志惟务果,奋迅而前,犹不与我;矧其嬉游,安而偷惰,既历难危,又挫坎坷;家范谆谆,铭为佩左。”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蓬安县徐家镇的王氏家族的先祖们在其 《族规》中,亦告诫子孙“尚勤俭,则家必富,身必荣;习懒惰,则家必倾,身必辱。”清道光年间,顺庆城区及其附近的陈氏族人,在其《家规》 中要求其后人定要勤俭,“不勤而戏嬉,任情不伦而衣食过奢,是皆败家之渐。”清咸丰八年(1858年),南充境内的陈氏族人在其新修《族规》里再三强调,“士不勤,则见闻不广而品行日下;农不勤,则仓廪空虚而俯仰无资;工不勤,则造作滥恶而技不良;商不勤,则贸迁违时而货日靡。”可以说,南充先民关于“勤劳”与“朴实”的说教,在南充境内历代的《家规》、《族规》中随处可见,先民们对其子孙的谆谆告诫,真可谓用心良苦、感人至深。
南充城市精神的“诚信”与“包容”可以说是继“勤劳”与“朴实”而来,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关联密切。
“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为看重的一种自身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它在不同的方面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如对国家或事业来讲,它表现出来的是“忠诚”,而在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则就是“信义”。“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即所谓“人无信不立”,古代哲人将其列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诚如南充古人在其《家规》中所说:“五常终以信,四端可兼并;仁非信不实,义非信不尽,礼非信不行,智非信不定;三省信必严,四教信可训。”
自古以来,南充人的“诚信“精神就为人们所称道,尤其是南充先民对国家与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诚”,在历史上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正如清嘉庆《南充县志》在“民风”中所言,南充“古称忠义之邦,其民纯朴温厚。”
早在秦朝末年,阆中人范目率领乡民(时称“賨人”)曾在“灭秦兴汉”中立下战功,但他婉拒刘邦“三侯”封赠而返回家乡,深受朝野内外各方人士赞叹。
在明代,穆宗时期的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南充人陈以勤曾上呈 《谨始十事》、《励精修政四事疏》,在“爱民”、“崇俭”等方面直言国是,其“披肝胆,触忌讳”,为“他人所断舌不敢道者”;明万历年间,进士黄辉也针对朝廷“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现状,毅然上呈《正人心以定国是疏》,希望神宗帝能“早决大计,务绝疑隙,赏是罚非,各如其功罪而止。” 他们对人民的忠诚历来为家乡人民所敬重。
在近代, 功勋卓著的朱德元帅坚持真理,忠于革命,其“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民主革命家张澜先生在辛亥保路运动中面对枪口,仍敢怒斥朝廷;普通战士张思德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利益而死”,重比泰山。总之,南充人把中国传统的“诚信”精神转化成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祖国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从上可见,南充城市精神的历史根基不仅深厚,而且它在南充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亦十分巨大。今天,我们不仅要将其历史传承,而且还应贯穿当今,使之发扬光大,并将其转化为南充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政府的公共行为,以引领南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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