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用水权交易为何遇阻
□本报记者 王成栋
2014年10月，四川省阆中、射洪、游仙等五个县（市、区）被水利部列入全国农业水价改革试点县。改革核心是农业用水权交易（以下简称“水权交易”）。
不过，对于这项改革，有些地方并不热衷。省水利厅计财处处长尹晓东回忆，“五个名额，只有六个县（市、区）报名。”究其缘由，集中在水价形成机制等操作层面。
实际上，类似的改革，10年前在绵阳市游仙区就有过尝试。让人扼腕的是，当年游仙区面临的症结，至今仍然存在。
用水改革：
计量收费，鼓励节水
“快没得水用了。”对于十年前改革的原因，游仙区水务局局长胡宗文脱口而出。2004年，全区用水总量在1.3亿立方米左右，全区水资源总量为1.9亿立方米，可利用量为9300万立方米，加上武引工程每年输送的4000万立方米水，勉强维持平衡。其中，农业用水要占六成左右。
2004年，在时任武都引水工程管理局局长向地平主导下，游仙区的水权改革正式启动。首先，按上年用水情况确定各乡镇、社区下一年度用水额度，超出部分水费上调20%；其次，配套农业用水计量设施，作为农业水费征收的依据；最后，引导各地将剩余农业用水予以出售等。在魏城镇，全镇4.2万亩耕地全部采用计量收费，水价为0.1元/立方米 (1—3月)，0.12元/立方米(4—12月)，超计量用水，0.14元/立方米。2006年大旱，当地每亩用水效率为0.85，全区最高。
倒逼农业用水额度调减，最终形成区域性水资源交易市场，这也是阆中的目标。阆中市水务局局长胡安福介绍，阆中市渠系水利用率不足0.5，水费征收方式多按灌面计算，供水方升钟水库每年亏损500万元以上。
根据规划，阆中试点区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用水比例确定为82：18，水资源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村及用水户协会，将耕地面积作为初始水权确权对象，根据配水定额，灌区各用水户协会根据当年气候条件等情况予以调整，明确初始水量、各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用水权利，注明用途、总量、期限、可转让水量、转让条件等。到2016年前后，试点区水利用率由原来的0.43提高到0.8，亩均粮食增产达85公斤以上，可节约维修管理开支近两百万元，农业增收391.05万元。
改革遇阻：
卖水之困，节水之惑
游仙区的改革倒在第二步上：节约出的水，如何交易。最大的阻碍是水价谈不拢。
如今已是绵阳市水务局局长的向地平记得，“农业用水一毛一立方米，生活用水是两块六。有人指责对方把买来的水当成生活用水。”甚至有人主张“以财政支付的方式，将农户节约的水回购后排入河流湖泊。”
向地平说，两年之后，游仙区的用水改革因此无疾而终。
如今，相似的一幕出现在阆中。
阆中计划在试点区域每年节水710万立方米以上，是此前用水量的一半左右。然而，节省的710万立方米水如何交易出去？
南充市提出，从阆中调水。然而，区域间的水价差异让此议很难执行——按照规划，阆中方面在项目实施后国管工程粮经作物的终端水价为0.159元/立方米；一般经济作物按终端水价为0.193元/立方米；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等终端水价为0.247元/立方米。但是，眼下南充其他地区仍以灌面均摊的方式收费，亩均耗水300立方米，折合水价约0.13元/立方米。
改革出路：
界定水权，建立平台
尹晓东表示，农户节约出的水是已经付费的，“没用完，留下来要损耗。”需要及时卖给其他农户和相邻地区，才可以避免损耗。
省水利厅负责人分析，由于没有从权属上界定农业用水权，相关交易无从规范；用水权交易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交易平台缺失，让转让方权益无法保障。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教授级高工王刚强则认为，对于四川省而言，水权交易最大的障碍在于，四川多是工程性缺水，而非资源性缺水，“不像北方，大家靠着一个水源，可以持续地交易。”随着工业的发展，非农用水占比增大是趋势。而现行的水价体系，不同用途之间的水价相差往往十数倍，交易双方很难实现相对公平。
王刚强建议，可以尝试建立“农业用水红线制度”，保障农业用水；及早建设类似于产权流转平台式的交易市场，进行公平竞价；对全省各大灌区实现计量收费，倒逼农户节水；实施交易水量用途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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