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还是不正经?姜文才不怕影评人

2018-07-17 22:33 大字

豆瓣7.2,对于国产电影,不算差,但对于姜文电影,低。

姜文在《邪不压正》(改编自《侠隐》)里的玩儿心有点太大,换作其他导演,要是有这种玩儿心,这片子早就给玩死了。(文末福利)

在《鬼子来了》中,那句「大哥大嫂过年好」,这也是玩儿,但因为它与人物身份、中日语言文化差异、挂甲台村粗野纯净的气质等彼此血肉相连,故而才玩成了华语电影里至为经典的一幕。

电影《鬼子来了》

在《邪不压正》中,抖机灵的台词同样有,「我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我在你床上躺了这么久,你都没动我,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等等,都抖到了点子上,但是「格言」的属性太强,从电影里拎出来,本身就很有味道,放在电影中,自然不需要剧情为其加强含义。

然而另有一些台词,却令人恪得慌。

比如,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要去烧日本人的鸦片仓,临走对小裁缝关巧红说,「帮我把酒温着」,说罢,已跃去屋顶,小裁缝自语,「白兰地也是可以温的吗」。这酒当然不用温,小裁缝知道,在美国长大的李天然更知道,侠客爱温酒,姜文在此抖了一个关于「侠」的机灵,但因为与塑造李天然一半性情的洋人文化有冲突,所以这个机灵被抖成了一根「鱼鲠」。

这种「鲠」,影响了电影的流畅度。

而某些流畅度未受损伤之处,却以另一种方式将《邪不压正》本来的意义给「扭曲」了。我指的,是电影最后,廖凡饰演的朱潜龙与李天然师兄弟之间的决斗。

这场决斗不可谓不精彩,短短几个腾身,决斗之动作性已至饱满,两人左手右手不断藏枪现枪,决斗之诙谐性溢出银幕,在白沙铺就的日式庭院中,以空镜推出日本军官根本一郎坐过的椅子,根本一郎消失,决斗之诡谲性、仪式感,都在这一空镜中了,两人互掐眼睛,则又得暴力美学之韵,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出在两人自屋顶摔落时,一上一下平躺的姿势,廖凡的右手,伸在彭于晏左胸的和服之中。这一伸,本是绝妙,现在的观众们不就都爱看个「腐」嘛,《唐人街探案》要腐一腐,《我不是药神》要腐一腐(吕受益伸手摸程勇大腿这一动作),然而,结合两人决斗时种种台词、心机,姜文竟在此最大程度地强化了廖凡与彭于晏的CP感!

彭于晏与周韵,送自行车、送白大褂、说情话、互相鼓励,还发生了一场我们都没看见的性关系,CP感却远远不敌廖彭二人最后这一场「相爱相杀」——毫无疑问,廖凡为邪,彭于晏乃正,但正邪一经碰面后,便你逗我来我逗你、动作暧昧搞「袭」胸,台词反复似琼瑶,还正什么正,邪什么邪,干脆正邪之间贴个「囍」字,就能……(此处请自行脑补)。

显然,姜文的玩儿心有点过头,未在这样一部电影中掌握好「正邪对立」的分寸,正邪之间如此对决,显见姜文这次玩儿得颇为主观。

我们再看《鬼子来了》,日本军官真心实意将粮食送给挂甲台村民,这是日本人尊重契约精神的体现,随粮食被送到挂甲台村的,还有军官决定屠杀村民的“真心实意”。这是当时日本军队的战争本性,两种真心实意,姜文不为任何一方叫好或辩护,只如手执手术刀,将日本军官一剖为二,人性的层面泾渭分明却又合于一线之间。

电影《鬼子来了》

但在《邪不压正》中,面对以七七事变为背景的历史性叙事,姜文对电影叙事的玩儿心,反倒压过了他对历史叙事的客观思考。

这种玩儿心,反过来影响了电影叙事的流畅:他想把太多玩世不恭的电影态度放进叙事中,甚至几番「引用」自己过往的电影经验,试图在一个其实比较单薄的复仇主题中,完成一次姜文电影风格的大融合。

比如曹雪芹分别在蓝青峰宅邸的其中两个房间,以及钟楼这三个地方写出《红楼梦》,真真假假戏谑难辨,这显是在援引《让子弹飞》中「黛玉晴雯子」的梗,但遗憾的是,「黛玉晴雯子」前有因,后有果,被完美融入了当年那场杀气腾腾的华丽叙事中,而《邪不压正》中的《红楼梦》,却未与叙事形成血肉关系。

《让子弹飞》中「黛玉晴雯子」

这些看似颇有文化幽默性,实则属于无效叙事组成的部分,使剧本呈现一种「浮肿」状态,而其中最「浮肿」的部分,非史航饰演的影评人无疑了。将影评人潘公公这个角色以及他所有动作,全部自《邪不压正》中拿掉,或换为一名年龄老迈的一般掌柜,我试想了一下,实在不觉得会对电影叙事有任何影响。

尤其那句「没看过电影就不能写影评吗?我的影评只写五个字。」——玩一玩影评人,又有何不可呢?或许这是姜文自身的想法。

对于电影,姜文的情感必然是单纯的,只有单纯的人,才能玩儿出复杂的艺术,但若对玩儿心不加节制,必然在这门艺术中会有所失控。电影看似天马行空,实则需要精确控制,天马行空的每一个镜头,都必须被控制在叙事逻辑和美学逻辑的范畴之中。

比如,枪抵在脑袋上,脑袋却可以完全避开破膛而出的子弹,可谓十足帅气兼极有创意,然而,对于观众而言,这已不仅仅是对子弹速度与躲避速度的简单想象(毕竟林青霞能在《东方不败》中接洋人的子弹,李天然又为何不能如此避开子弹呢?),而是要对枪口与额头之间那近乎魔幻的物理状态进行想象:枪口与额头之间那么近,脑袋要怎么偏?子弹从枪膛冲到枪口的时间,竟然慢过李天然偏过脑袋的时间?

实在没办法想象。

然而,以上种种还不算《邪不压正》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彭于晏。

彭于晏的演技被廖凡一「照」,便相形见绌,而姜文也对彭于晏的肉体进行了过分展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彭于晏所饰演的角色李天然,他的「人物驱动性」显然严重不足。

在剧情片中,人物的性格决定其行动,多个人物的行动彼此影响则交织成故事,故事再返回人物,促使人物进一步行动,如此直至故事落幕。李天然作为《邪不压正》的主角,其行为几乎完全是被动的,虽然他不时流露出自主精神,但这种精神最终都以小孩似的犟嘴作为出口,而没有驱动他做出积极的行为。

他用言语反驳亨德勒爸爸的安排,在小裁缝的质疑中迷惘而自责,又全盘按照蓝爸爸的安排来行事,蓝爸爸进医院时,甚至问出「你不是我爸爸,那谁是我爸爸」这种「婴幼儿问题」,令人怀疑他根本没有自主人格,毕竟,在这样一个风云暗涌、历史突变的残酷故事中,到处都有比「谁是我爸爸」更重要的事。

李天然既未真正融入历史的风浪之中,也未以血肉相连的方式融入过自己的复仇生涯。

他如同壮美的木偶,被两个爸爸和一个女友提线操纵。

或许姜文意在表现李天然的懦弱,但电影中的主角,即使懦弱,他的懦弱也应该能驱动故事发展,而李天然的,则完全不能。

但神奇之处在于,饶是有如上种种缺憾,《邪不压正》仍然被姜文给稳住了。

而姜文何以为姜文,全在这稳中。

电影开场,两颗人头朝一片雪地压近,夜黑,两人讲的都是铿锵字句,这就如同《鬼子来了》中那在雪地晃来晃去的探灯,很姜文。

当一场收音效果出奇震撼的屠杀结束后,出片名,随字压出一片血红,压满整块银幕,这片名出得很昆汀,但同样很姜文,是影迷熟悉的暴力美学。

旧金山,金门大桥,以及之后的布鲁斯·李,让彭于晏过了把「李小龙瘾」,回北京,火车进站,镜头扫到北京城墙,城墙树枝上皑皑白雪,厚重的烟火气,爬的都是历史风霜,仍然姜文。

画面剪辑凌厉如击快鼓;一般电影都给演员正反打,这里除了演员,还顺带给密集的台词来一番正反打;屋顶抒情浪漫如有风拂面,屋下阴谋诡计处处是局;封上最后一块砖头,光被抽走的?瞬间,背影如有神性,紧接便来一句幽默台词……这些,全都很姜文。

它们全都是姜文那不同寻常且令人臣服的电影感,漂亮而且疯狂。正是这种电影感,成就了《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也稳住了《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

成就和稳住之间的差距在哪?在共情。

共情这件事,俗,所以有自认很懂姜文的人说,你别到姜文的电影里来找这么俗的东西,但共情这件事,却必不可少,故而唯有达到共情境界,姜文的电影感才有意义。

否则,它虽仍是了不起的电影美学,但也仅止于美学。

说共情乃俗物的人,大概认为共情就是情感共鸣,殊不知情感共鸣只是共情的第一层次,而姜文的一流电影,达到的都是共情的第二层次,即越过情感,直抵思想。

姜文电影的思想,首先是历史的,《鬼子来了》的中日之战、《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大院历史,然后是人性的,日本军官的一体两面,马小军的餐桌犯浑。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而共情的第三层次,既不越过情感,也能抵达思想,姜文电影的强烈个人风格,其实很难令电影本身做到这种软硬交合的共情最高境界,但观众仍然能够在某些细节中窥到这一境界的闪光。

而《邪不压正》中,拍得最姜文的,是餐桌戏。

蓝青峰与朱潜龙的两次对餐、六国饭店的聚餐、蓝青峰与根本一郎的午后茶谈,无不张力十足,对话、动作之间既得幽默风趣之道,又埋阴谋设局之狠。

昆汀在他的打戏中铺展自己的暴力美学,这点在《邪不压正》里,似被姜文引用,而姜文自己的暴力美学,则全被藏在餐桌戏中,乃是以权力催动思想暴力,从而形成美学风格,这权力,包括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权力,侵犯与守护之间的权力,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权力,当然,还有屋顶与屋下之间的权力。

这就是姜文,和他的《邪不压正》。

作者| 县豪;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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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侠 隐 》

作者:张北海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本书《侠隐》是姜文电影《邪不压正》的原著小说。讲述的是民国初年的侠义故事,在文字中复活北平繁华顶点。

走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作者回望老北京的工笔长卷。《侠隐》的写作历时六年,参考了好几百本有关老北京的中英文著作,因而,对三十年代北平的描写确凿、细致,无论是一街一门,还是一草一木,都符合当时史实,宛如城市在张北海笔下复活。

阿城先生称赞《侠隐》具有“贴骨到肉的质感”、“果然好看”。张北海笔下的北京,是一个“有钱人的天堂,老百姓的清平世界”,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中国的和西洋的,平常的和传奇的,融为一炉,它透过今日开放社会的眼光去回望传统,发现其中的美好,并创造一个理想的城市。真正的老北京已经消失,而张北海却用文字使它复活,使它栩栩如生。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1936年生于北京,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约,著作随缘。

1970年代起,张北海家成了初抵纽约的华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必到之地。阿城、陈丹青、张大春、王安忆、李安、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陈升等人,都是从他的客厅里认识纽约的。《一瓢纽约》即为他多年纽约生活所得。

1990年代从联合国退休后,张北海转而虚构《侠隐》,写尽出生地老北京的无限风情。文笔老道,笔下风流,既透露出他骨子里的中国气质,又显示出十足的洋派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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