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乐山”探秘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
张在军近影
《发现乐山》封面■本报记者 宋亚娟
作家名片
张在军， 客居广州的湖北人，十年来致力于巴蜀文化暨民国教育史的研究写作。著有“武大系列”五种：《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才情与风范：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续编》《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2016年6月推出《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乐山日报》“三江周末”开设专栏——“武大的乐山往事”系列报道，通过文史研究者张在军一系列鲜活的文字和珍贵的老照片，将武大在乐山的人文记忆进行了鲜活的呈现，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时隔一年，张在军再次推出新著《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从抗战的视角，描绘了烽火硝烟中，文化的火种是如何在乐山这片热土上被点燃的。
近年来，随着众多文史专家对抗战时期乐山历史的挖掘，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乐山、峨眉秘藏，国学大师马一浮在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在乐山创建，武汉大学内迁乐山办学等往事浮出水面。乐山，这个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一时之间成为业内和坊间热议的焦点。对连续出版了五部专著将目光对准了乐山的研究者张在军而言，《发现乐山》一书到底发现了什么？又展现了什么？为何该书问世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侧目？
记者：时下谈到乐山，众口一词谈到的无外乎都是自然和山水。《发现乐山》作为一部史学研究专著，是想带着读者发现什么？对于你的读者而言，你期待他们仅仅是对抗战历史或者对乐山历史感兴趣的人，还是说你觉得这本书的创作意图不仅限于此？在创作这一方面，你做了哪些工作？
张在军：翻开我这本书的引言，可以看到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乐山不只是有一座大佛，不只是出了一个郭沫若，乐山还是大后方抗战文化与教育的中心。历史不容忘记！”——这就是我想告诉读者的。
我写的内容虽然是乐山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又不仅仅属于乐山，它是中华民族抗战史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在写作时没有让我的视野囿于乐山。就好比我之前写武汉大学乐山历史，是将武大放在整个中华民国教育史之中的，放在中国抗战史之中的。这样我在做知识储备，史料搜集时，涉及面就非常广阔，也十分深入。因此，我才得以发现大量的乐山本土文史工作者从没见过的史料，也才得以让我的作品进入国内一流学者视野中，引起他们的关注。
记者：武大西迁，这占了你近年来研究的绝大部分。从你前期出版的5部专著可知，武大西迁成为你研究创作领域的一个重大事件。相比于前面的浓墨重彩，《发现乐山》中也有专门的篇幅介绍武大的“珞嘉岁月”，你是如何区别于以往研究成果的？
张在军：作为一本专写乐山作为抗战文化中心的专著，我不可能不写武汉大学，何况武大在这段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在书中浓墨重彩写武大，则与其它章节显得不协调，此事确实让我颇费斟酌。
我在书的后记里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说“我并没有花费特别大的篇幅浓墨重彩写武汉大学，而只是选取几个点来写。这样处理，是不想过多重复我自己。我已经在海内外出版了四五本写武大的书，内容够丰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深读。”话是这么说，真要想一点都不重复自己，十分困难。但是，六个小节，只有写王星拱校长和学生参加远征军这两个小节是重复以前的内容，其他的四节都是从不同角度重新写的，以点带面。比如，教授中的“老外”这一节因为角度新颖，史料罕见，所以被某微信公众号看中，以《那些到中国偏僻县城任教的外教》为名推送传播。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水利专家办武大附中一节不仅仅是我的书中第一次呈现，即使在武汉大学官方出版物中也从来没有写过。乃至当年武大附中校长的儿子，华中科技大学博导涂光瑜教授高兴之余，一口气买了五本书送给亲友，并说买少了还要买。此外，当年武大乐山时期的学生中走出了15名院士，这是我最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故宫文物南迁、马一浮在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宣传报道，让乐山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发现乐山》一书中，有什么新的内容展示给读者？
张在军：既然敢于在书名中用“发现”一词，肯定有一些新内容展示给读者。这个“新”，大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发现的重大事情，二是新发现的重要史料。
先说新发现的重大事件，我个人以为应该是木材试验室从重庆迁到乐山。这是隶属实业部中央工业实验所的一个科研机构，在乐山从事科研工作整整十年。但是，我以前从未发现乐山出版物中提到它，更没见哪个作者撰文。曾经问过一些文史界朋友，几乎没人听说此事。
至于新发现的重要史料，在书中更多了，几乎每个章节都有。像山东省图书馆在乐山的情况，中央技专在乐山办学，江苏蚕专在乐山办学，以前乐山也有极少数学者写过，但掌握的史料都不够。我正是掌握大量史料，才能下笔成文，把一个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比如四川大学在峨眉山办学的往事，川大官方出版的校史中对这段历史也十分模糊，即使是川大校史研究人员对相关史实也是知之甚少，更不要说普通人了。但是我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资料，发现当年四川大学两任校长的回忆文章，得以了解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即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事件，比如故宫国宝秘藏乐山，我也有一个新的发现。以前我们只知道是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乐山峨眉选定的文物隐藏点。殊不知，马衡最初呈报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是建议把文物疏散到四川雅安、新津县文庙等地，根本就没有乐山峨眉。后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代理事长孔祥熙召开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说文物不必移往雅安，应就乐山一带找地方存放。接到命令后，马衡携几位同仁前往乐山并转赴峨眉各处勘察最终选定安谷等地。看来，乐山人民不能只记得马衡，还应该记住孔祥熙。
记者：有学者说《发现乐山》是从抗战视角观察乐山历史的第一部著述，记录了中国文教机构在乐山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这一过程，蕴含着某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你创作这本书的脉络是什么？学者眼中的“精神”，你又是怎么理解的？
张在军：三年前当我着手写作时，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脉络，只是想写乐山抗战，比较全面的写，除了文教机构，还有厂矿企业（如永利川厂、嘉阳煤矿等），及其它大事件（如修筑乐西公路、日寇大轰炸等）。书稿写完后大概三十几万字，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是碰壁。我开始重新审视书稿，感觉太芜杂了，想让主题更集中一些，于是下下狠心，大量删减，只保留文化教育科研机构，这样更好地诠释我的观点：乐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
关于学者眼中的“精神”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我们不妨看作是“抗战教育精神”。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中国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和科研，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特殊时期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教育精神，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就。抗战教育精神是特殊的时代精神，更是我国教育宝贵的历史财富。
兴学强国的抗战教育精神。在国难当头的时节，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牵挂国家民族命运，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意念激励下，在隆隆的炮火声中坚持办学，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兴学强国的精神风骨。
共赴国难的抗战教育精神。民族危难之时，学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许多爱国青年投笔从戎，踊跃从军，挺身卫国。我书中写到武汉大学在乐山时期，有154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
艰苦创业的抗战教育精神。抗战时期的学校为远离敌人炮火，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房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
抗战教育精神薪火相传，对当前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仍有重要启示：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放弃教育，确保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探索多形式的办学机制，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培养多样化的人才，并使之成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才。
记者：回到文史研究和创作这个话题上来，你在“后记”里也谈到，“研究投入是巨大的，写作态度是严谨的”。在《发现乐山》之前，你已经攒下了足够丰富的经验来应对此次写作。那么，这本书让你收获了什么？是否为你下一个“发现”找到了资粮？
张在军：书写完了，出版了，就属于社会，功过是非任人评说。我想说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这本书不在于我发现了多少史料，关键在于通过梳理大量史料，我提出了“乐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这一观点，或者说重新为乐山城市定位。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书名及副标题，就这么一句话。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愉悦。
在收集史料研究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乐山抗战这个大主题还有很多文章可做，今后可能的话还是写一部全面的《乐山抗战史》，或者写一部《民国乐山史》来填补官方正史的缺失。另外，我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乐山老城区一些街道有很多故事，就想一条条写下来，目前已经写完关于陕西街的书稿，年初就和出版社签了约，没什么意外的话下半年可以和读者见面。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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