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从历史走回到当下——张生全长篇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访谈

四川经济日报 2017-06-12 04:06 大字

记者:张先生好!以前你写散文,这几年你写历史小说,先后推出《蒙哥大帝》(三卷)、《不倒翁冯道》《宋末大变局》(三卷),让业界内外都深感惊讶,卖得也非常好,稳居各排行榜前列。现在你又推出《最后的士绅家族》(两卷),这是一部纯虚构小说。你能说说你是怎么实现创作上的不断转型的吗?

张生全:写作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底线是不重复。不重复有两层意思: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别人就是说别人写过的东西、用过的手法、表达过的思想,最好不要再去搞。当然了,这个非常难,除非你是开创性写作,而开创性的写作是可遇不可求的。不重复自己,相对来说容易得多,也是一条绝对的底线。所以,我不断转型,首先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其次,也是我自己的兴趣,从散文转向小说,是因为我对叙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叙事一般不能用来搞散文。而从历史小说转向纯小说,则是因为我又对虚构产生了兴趣。同样的,虚构过多,对历史小说也是一种伤害,所以,不如搞全虚构的纯小说。第三,文学写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能表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传递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因此,从这部《最后的士绅家族》以及下一步小说开始,我已经从历史走回到当下了。 

记者:我们现在来谈刚出笼的“馒头”。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差不多相当于“第二官府”,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自上而下的运行,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的?本书是如何表现的?

张生全:什么是士绅?学者费孝通认为,士绅可以是退任的官僚、官僚的亲属,也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学者费正清则指出,因为士绅与官吏及地主的关系密切,要了解中国社会的士绅,只能从政治及经济两方面出发。

为什么说士绅是“第二官府”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社会,虽然秦汉以后,政府的职能逐渐增强,但是,依靠家族力量,依靠家天下的规则来运行社会的传统,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还有一点,中国古代地域宽广,交通信息都不发达,就算有政府,也无法有效地管控地方事务,因此,管控的责任,必然交到士绅手里。

士绅管控的资格,是家族长辈,是曾经作为官员或有亲属在政府当官的威望,是掌握了文化知识。具体到这本书,柳老太爷之所以可以成为士绅的代表,就是因为他大儿子是四川军阀“袁总司令”的副参谋长,代表权力;他的三儿子在法国留学,二儿子开办学堂,代表礼仪文化,因此他具有一言九鼎的能量。 

记者:书中的时代背景,主要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这个时期四川军阀的混战被普遍诟病,书中是如何表现这种混战对当时士绅家族的影响的?

张生全:小说《最后的士绅家族》所写的柳江,是一个很典型的乡村士绅社会。因为出过一个前清皇帝的老师曾璧光,所以,这里的人非常重视子女的读书和教育,对礼仪秩序和人伦关系也很小心地维护着。但是,由于民国建立后,出现了军阀割据和混战,尤其是四川军阀长达十年的混战和内耗,对柳江这样的一个乡村士绅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是怎样的冲击呢?

军阀之间战事频繁,对军费的需求量必然很大。军阀来源于税捐,税捐必然繁多而重。税捐征不起来,军阀们就采用包税制,让当地士绅来征收。

对于乡村士绅来说,税捐征收是很想拥有又必须拥有的权力。拥有征收权,就意味着有很大的创收。而且若不拥有征收权,就算田产再多,也是入不敷出,最后走向破败。

但是,作为士绅社会,礼仪道德要求他们必须要谦让,明抢是会被诟病的。不能明抢,就只能暗夺。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书中的柳老太爷,他因为一个儿子是“袁总司令”的副参谋长,所以,包括洪雅的知事等人都在巴结他,都想让他拥有税捐征收权。不过他并没有答应,而是连续三次推辞。但表面推脱,暗地里却给那些拥有征收权的士绅设局,引他们互相争斗,引他们与佃户结仇。当所有人都不可收拾时,他才“勉为其难”地拥有了这个权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四川军阀对乡村士绅社会的破坏,不仅仅是破坏其经济,让乡村一贫如洗,更可怕的是破坏乡村的伦常秩序,破坏乡村士绅们赖以存在的礼仪和诚信。也就是说,是对整个士绅社会的毁灭。

不过,就算乡村士绅们丢掉自己的根本,他们最终也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失败来自两方面:一是混战让军阀的流动性太大,这对士绅们的冲击也非常大。比如“袁总司令”被枪杀,柳老太爷军阀背景消失,千辛万苦到手的税捐征收权不得不交到重新拥有军阀背景的江三太爷手里;二是士绅们暗夺的方式,毕竟敌不过山上棒客(土匪)的明抢。当棒客提着唐大少爷的人头,押着江三太爷到所有士绅家门前公然抢劫的时候,士绅们也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毁灭。  

记者:中国士绅家族是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间段里逐渐消失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对社会发展有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消失?

张生全:对于士绅家族在中国的消失,人们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士绅家族的消失,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宗法制及暴力政治的退隐,人们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法治观念的增强。这肯定是好事,也是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表现。不过,士绅固然有暴力政治的倾向,但是,士绅对于中国社会基层秩序的维护,还是很有效的。而且,这种维护也不仅仅依靠暴力政治,还依靠家族人伦及血亲力量。更重要的一点,中国自古就是礼仪大国,而在士绅社会里,礼仪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对礼仪的维护作用也是巨大的。所以说,士绅家族消失的同时,也伴随着中国传统家族的解体,传统礼仪的被破坏,这是值得深思的。 

记者:四川历来出大家。本书所描写的近代乡村与巴金及李劼人笔下的乡村有什么不同?今天写那时候的乡村有怎样的时代意义?

张生全:我在这本书中所设置的时代和巴金、李劼人两位前辈大师在他们的名著里所描写的时代是差不多的,我也从两位前辈大师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不过,毕竟那个时代到现在已经过了近百年,今天的话语体系和认知方式和那个时代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无论所涉及的内容、表达的主题都应该有距离和超越。我主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我着力考量人在面对权力、利益、爱情等冲击的时候,人性的摇摆和挣扎;二是着力考量士绅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和消亡,对中国传统社会乃至今天有什么样的影响;三是中国传统乡村曾经有过怎样的破坏和重建。这三个问题对今天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个自不用说。第二,今天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激发传统礼仪伦常力量,不得不研究一度辉煌的士绅家族。第三,今天的乡村也面临新一轮的破坏和重建,历史上曾有过的破坏和重建对今天肯定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记者:爱情是本书重要的情节线,书中所写的为了爱情的承诺而荡尽家产修建的“曾家园”,直到今天还在柳江古镇比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书中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是否有原型?

张生全:书中有两个挺有意思的爱情故事,都是有原型的。一是柳老太爷的三儿子柳逸飞在法国留学期间,与同样在法国留学的刘琦君产生了爱情(柳逸飞并不知道刘琦君背景)。后来,柳老太爷为了巴结有军阀背景的江三太爷,强迫柳逸飞回家娶江家三小姐江曼姗。柳逸飞偷跑回来后,刘琦君带着枪越洋回国,要和柳逸飞同归于尽。最后,刘琦君依靠她军阀的爹帮柳逸飞重夺税捐征收权,但永远离开了他。原型中,柳逸飞早有婚约,爱上的是一个瑞典女子。最后的结局有点狗血,瑞典女子和柳的中国媳妇同侍一夫,和美团圆。第二个爱情故事就是你说的,曾二少爷曾思城为了追求他喜欢的江曼姗,不惜荡尽家产修建川西南最漂亮的庄园——曾家园。其原型则是曾家二少爷因为喜欢上一个戏子,为了独霸戏子,修建曾家园“金屋藏娇”,且绝不允许戏子出屋一步。我做这样的修改,既是为了情节更集中,同时也是对年轻人寄予了更多的希望。而年轻人的奋争,也是本书着力表现的主题之一。 

记者:你笔下的柳江古镇非常浪漫凄美。你不但看过苏童笔下的江南古镇,你也是到过这些古镇的,能否比较一下各自的味道?你比苏童年轻,写作中,有独到的着力点吗?

张生全:中国古代社会自古有两个大粮仓,一是江南,另一个就是巴蜀。因此,在这两个粮仓里发展起来的古镇,以及发生在这些古镇上的故事,大体是差不多的。但是,区别也是明显的。江南地势比较平坦、开阔,而且通向海外,与政治联系更紧密,因此,这里的小镇气象更大一些,历史沉淀更多一些。蜀地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因此,小镇建设就特别迂曲封闭,气象较小但深透机巧,很能体现蜀人的性格特点。苏童是前辈老师,他已经营造了自己宏大的文学气象,我还在学习之中。要说着力点的话,我也就是放在蜀地的那些山水和小镇之间,那是我永远的母土。无论散文写作和小说写作,都是这样。我下一部写当下题材的小说,就是以我的老家瓦屋山为背景来展开的。我希望自己能不断进步,像苏童老师一样,让小说呈现自己独特的格局和气象。(刘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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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地域指向大世界,文学史上不乏成功的经验。张生全把笔触伸向蜀地一个鲜为人知的边陲小镇,打深井,揭伤疤。蜀人性情、风景民俗、历史血泪及家国沧桑在他的笔下喷涌而出,让他的小说具有了值得注意的文学气象。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 

《最后的士绅家族》有很多暗线,暗线与明线交织成一张扑朔迷离的网。我感觉张生全这样设置,并不仅仅是为了结构需要,更是想以此揭示出在时代大潮冲击下,乡村士绅们的困惑与挣扎。恰是他们的退避忍让与冒险出击,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广阔性与真实性。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裘山山 

《最后的士绅家族》从“士绅政治”和“税捐经济”的角度,写了以柳、唐、曾、江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士绅家族之间的争斗和兴衰。在这曲民国乡村的挽歌中,温暖与残酷并存,希望与绝望同在,一个小镇的命运,映照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沧桑,一种人性的力量。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 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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