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堂、大雅文化内涵与 黄庭坚书刻杜诗之现代意义 ——《大雅堂杜甫两川夔峡诗选》序（上）
徐希平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题为《大雅堂杜甫两川夔峡诗选》，由四川丹棱县老年诗书研究会大雅堂研究课题组的一批杜甫景仰者精心编选、细加注释而成，书稿完成付印之时，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编选者付出的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可以说是以实际行动对诗圣杜甫最好的纪念，馨香一瓣，挚情悠悠，绵邈久远。
此书的编撰，与四川丹棱重建大雅堂工作交相辉映，旨在弘扬杜甫诗风，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国大雅文化精神内涵，同时也展现了四川丹棱人民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美好大雅家园的决心，令人感佩不已，心生敬意。
一、大雅堂的由来与大雅文化基本内涵
自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逃离动乱的长安秦陇地区入蜀，到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离开夔州（重庆奉节）出三峡赴湖湘，诗圣杜甫在四川巴蜀地区生活了9个年头，创作了近900首诗篇，占其一生所传约1400多首诗篇近三分之二。不仅数量众多，杜甫两川夔峡诗在思想内容向深度广度扩展和艺术升华，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高度，代表其诗歌最高成就，为后世诗坛所宝重，研究追仿者代有其人。
那么，杜甫两川夔峡诗与四川丹棱大雅堂，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不能不说到宋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正是由于其倡导和实质性的支持，才使二者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
北宋绍圣初（1095），一生景仰杜甫的黄庭坚贬谪到了四川。黄庭坚被后人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之首，杜甫则被奉为“一祖”，入蜀后他对杜诗尤其是杜甫两川夔峡诗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认为是真正的大雅之音，准备将其全部书写刻石。这一愿望得到四川丹棱名士杨素翁的热烈响应，由其募善工刻成诗碑三百方，杨素翁又出资修建堂宇加以保护，黄庭坚为之命名为“大雅堂”。在此期间，黄庭坚先后作序、文记叙其事。
《刻杜子美巴蜀诗序》记载此事来历云：
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碌碌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邬，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募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川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
其后又作《大雅堂记》，更对其良苦用心及其深远意义作了详细的说明，其文曰：
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庇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后生可畏，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书。
说到大雅堂，一般人自然会想到“难登大雅之堂”的成语，字面意思是说难于登上大雅的厅堂，往往用来比喻文艺作品粗俗不堪，难于到达雅正之人的标准，不能通过其鉴赏法眼。同时又可引申为未见过大场面或不配参与大场面者。黄庭坚的大雅堂固然也含有此意，但又远远不止如此简单。这不单单是由于黄庭坚和杨素翁第一个将厅堂以“大雅”命名，使大雅堂由一个比喻性词语变为气势恢弘的建筑，更由于这客观具体的物质存在本身所承载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杜甫两川夔峡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诗学与中国大雅文化精神，使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史范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川丹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丹棱大雅堂，已具有大雅文化乃至正宗中国文化标志的性质。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大雅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演变予以简单的回顾和梳理。
在黄庭坚之前，大雅之堂确实是一个早已有之而又较为抽象的形容词。其来源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雅文化精神内涵，二是学问进展程度的比喻，所谓升堂入室。前者出自《诗经》，后者出自《论语》，皆由儒学密切相关，由此发端而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化精神层面主流之意识。
大雅之意滥觞于中华文学之源《诗经》，“雅”本为《诗经》六义之一，人们有多种解释，首先是“正”的意思，雅乐为规范的“正声”，不同于其他的地方音乐。或谓“雅”即“夏”也，指周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此外还有音乐典雅之意。其实皆有所关联，具有正宗规范的含义。
大雅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与诗经六义中的“风”即国风紧紧相连，其意更加明白，内涵尤为丰富深刻，《诗大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即是说诗歌吟咏一个邦国的事，表现作者一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是说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四方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讨论的是王政之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大小之别，所以又可分有小雅和大雅。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的宣言，风和雅一体，都缘于事，情动于中，关乎于风化。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雅包括的范围更广，天下王政。由于儒家文化的强调，诗歌的价值和功能也因此受到无比重视，“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所谓诗言志，诗关教化，诗无邪也。同时还必须讲究艺术和方法，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结合比兴手法形成典雅含蓄的风格，从而达到以诗干预时政，美刺讽喻的效果，经过屈原离骚与汉魏乐府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风雅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追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文质彬彬，完美结合，大雅与风骚，成为评判文学成就优劣的最高标准。大雅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仁爱与忠义。
二、历代对大雅文化的不懈追求与杜诗作为典范之传承弘扬
数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大雅文化的传承而欢欣鼓舞，为大雅精神的悖离缺失而痛苦嗟叹，梦寐思服，孜孜以求。礼赞不已，吟咏不绝。江淹《杂体诗嵇中散康言志》有“大雅明庇身。庄生悟无为。”自然也不乏附庸风雅者，如石崇就曾专门以大雅为题而作过《大雅吟》。
作为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一部唐诗的发展史可以说是追求大雅，追求至善至美的心灵史。大诗人李白有著名的《古风》59首，其第一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其三十五又称“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正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情绪，表达其不懈追求和志向。李白批评前代文风“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感兴六首》其二），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则表达其 “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的期盼和自信。
在整个唐诗中，以大雅为准绳的咏叹和礼赞不绝如缕。或自述其怀抱志向：
“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孟郊《出东门》
“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孟郊《答友人》
“残篇续大雅，稚子托诸生。”——方干《过朱协律故山》
或以之表达对名篇佳作的赞美欣赏：
如王建《送张籍归江东》：“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
杜荀鹤《读友人诗》：“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如“能搜大雅句，不似小乘人。”——裴说《湖外寄处宾上人》
“一室贮琴尊，诗皆大雅言。”——齐己《过陈陶处士故居》
“礼乐中朝贵，文章大雅存。”——徐凝《送李补阙归朝》
此外还有惭愧自谦之词：
刘得仁《山中舒怀寄上丁学士》“五字投精鉴，惭非大雅词。”
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歌谣非大雅，捃摭为小说。”
可见大雅一词作为诗歌标准的性质。
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最直接传承并弘扬大雅精神者无疑是诗圣杜甫。
与李白一样，诗圣屡屡呃声叹息，为大雅内涵的失落：“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尔精灵。”（《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凡三十韵》）；殚精竭虑，为恢复弘扬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出口不凡，英气逼人的少年壮志，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的暮年悲歌，穷年忧黎民，避胡哀王孙。民胞物与，关爱天下，干预时政的精神贯穿始终，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如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所评：“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在诗歌艺术方面，杜甫同样继承创新，“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本传》）如元禛所评“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杜工部墓系铭》）真正具有集古今诗歌之大成的意义，谓其为古今第一诗人可也。
星移斗转，岁月变迁，在对杜诗的接受过程中，后人对其精神内涵理解愈益深入，愈益敬佩和推崇。杜甫的地位亦愈见崇高，不仅被推为独一无二的诗中圣哲，有关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的研究逐步形成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杜诗学，被当代学者称其为民族的文化诗学（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其意义已经远远不限于文学，也早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体现着中国主体文化精神。历代评论者汗牛充栋，赞语不计其数，而闻一多先生一句概括性的评价似乎以最为凝练精确，影响广泛，得到普遍认可。在爱国诗人、民主斗士之外，闻先生另一个常被人忽视的身份是学者，其实这也是他十分重要的身份，他以数十年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未曾一刻歇息，是一位涉猎领域广博、建树创获颇丰、在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国学大师。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唐诗起步，第一篇文章便选中了杜甫，可见杜甫对他创作研究与人生的深刻影响。在这篇题为《杜甫》的传记文中，闻一多先生称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里的庄严、瑰丽、永久其实就是善、美和真的同义语，闻一多先生是以诗意的语言赞美杜诗将人间正气、社会良知、至情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诗圣杜甫作为真善美的化身，具有 “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震撼力，可以担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的历史重任，无愧真正大雅的代表。
李白、杜甫之后，人们每每叹息风雅道丧，大雅之音传人难觅，大雅文化难以为继。
白居易《采石墓》：“渚苹溪草犹堪荐，大雅遗风不可闻。
王建《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
方干《寄杭州于郎中》：“大雅篇章无弟子，高门世业有公卿。”
晚唐五代开始，人们提到杜甫，便将其与大雅文化紧密相连，视为大雅文化的嫡传之人。更有人通过对杜甫的怀念，表达对大雅复兴的急切期待之情。
如唐人赵鸿《杜甫同谷茅茨》：t“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旧山隅。”
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说的更是态度决绝：“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
杜甫作为大雅文化代表的地位由此可以想见。
由五代到宋初，诗坛流行所谓太学体、晚唐体、西昆体，堆砌典故，追逐辞藻绮丽典雅，实则脱离现实，与真正的大雅传统渐行渐远，故杜甫也不再被主流文坛所提及，直到北宋中叶这种情况才逐渐改观。情绪延续到宋代，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中人们对杜甫精神理解的愈益深化，便有了王安石的《杜甫画像》诗中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
“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
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
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
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恨不能与杜甫生于同时，这与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的态度相近，但王安石作为宋代的政治家，却有了对杜甫人伦精神更为深刻的体悟，因而感情真挚，令人慨叹。
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出生于四川眉州的大文豪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对杜甫同样十分尊崇，其评价对宋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为友人王定国诗集所做叙中，苏轼明确指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王定国诗集叙》）又将杜甫作为中国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其《书吴道子画后》谓“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东坡系统地梳理了杜诗对大雅传统的恢复振兴，对其诗歌特色成就与丰功伟绩予以高度评价。
“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辗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
苏轼在此所作看似是一首唱和之作，但却是表达了由衷的见解。原作者张安道名方平，安道乃其字也。曾任参知政事，在西蜀任职时与三苏相识，苏轼对其十分尊敬，终身为师友。颇有见识，四库馆臣评其“能灼见事理，劓断明决，”其论事之文“豪爽畅达，洞如龟鉴。”张方平原作《读杜工部诗》云：“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金晶神鼎重，玉气霁虹高。”对杜甫的评价与苏轼认识相近，故而引起共鸣，一拍即合，相得益彰。
苏轼的座师欧阳修亦有《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均以杜诗为雅音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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