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台寺首次发现辽代石经板 专家认为，一个千年之谜被揭开，印证戒台寺所在马鞍山为藏经处；或为云居寺万块小石经板源头
昨日，在戒台寺，专业人员制作辽代石经板拓片以便后续研究。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浦峰
经测量，该石经板高33厘米，宽61厘米，厚7.5厘米，原板应有1.6米高。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的戒台寺，近日发现一块刻着佛经的石板，与著名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十分相像。
记者昨日探访戒台寺时，该石经板已经被置于室内保护。石经研究专家经研究认为，该石经属于辽代石刻，与云居寺石经属于同一时代，并且早于云居寺小石经板，可能是小石经板的源头。
据门头沟文旅局介绍，将对这块石经板进行保护，请文物部门进一步鉴定其价值和等级，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将进行展示和传播。
■探访
千佛阁地基中出土
这块经板高33厘米，宽61厘米，厚7.5厘米，双面刻字，每面数百字经文，经辨认是密宗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卷四一部分。
今年4月30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明悟到戒台寺游览时，发现了这块被置于院落屋檐下的石板。石板上部有凿断、磨平痕迹，形制和内容均与云居寺石经非常相似。张明悟研究过辽金石刻，推测这块石经意义不凡。经他辨认，石板所刻内容为《金光明最胜王经》。根据排版内容计算，目前残块一列约12字，上部缺失70余字，因此完整石板应有近160厘米高。石板两面底部分别刻有“条第六面”和“条第六背”，说明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石经的第六块。整部经书有4万余字，应该使用了多块如此高大的石板才刻完。
戒台寺住持妙有法师向记者指明了石板最初发现的地方。坐落于戒台寺接近山顶的千佛阁，近年来进行了大修，工人在地基施工过程中发掘出这块石板，被妙有法师注意到，于是搬移到了正院中安放。
“我一看，石板上是经文，我们说有佛经的地方就有佛，就把它抱出来，准备清理后保护起来。”妙有法师推测，这块石板应该在某个时期被砸断，充当了建筑材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房山云居寺与石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炤是北京石经研究权威专家，他昨日第一次见到石经，不由赞叹：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罗炤介绍，刻录石经主要在隋唐辽金时期，从形制来看，有三个证据可以证明这块石经刻于辽代。第一，隋唐的石经有标尺线或网格，用于对齐，辽代刻经经验更加丰富后，不再需要线格，这块石经就没有线格，和云居寺辽代石经板风格一致；第二，这块石经板共26列，云居寺所藏辽代标准石经板即是26至28列，两者非常相似；第三，这块石经的书法风格在辽代中晚期的碑刻中比较常见。
根据石经的保存状况，罗炤推测，这块石经板并非收藏于洞中，而是一直存放在殿内。因为历经近千年，石经文字清晰无损，没有受到大自然的侵蚀。
解读1
揭开千年之谜印证马鞍山为藏经处
房山石经享誉中外，实际上按照当时的记载，北京地区的石刻佛经不止房山云居寺一处。
云居寺辽代时石刻经《菩萨本行经·下》的题记中有一段文字，提到了当时的辽南京（今北京）地区一共有三处藏石经的地点，云居寺为其中一处。题记称：“《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怢，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京西三十里小石经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这段文字清晰地指出，除了云居寺之外，北京还有两处藏石经的地方，一为马鞍山的山洞里，一为京西三十里的卢沟河东岸“小石经”处。但是辽代之后，战乱频仍，另外两处藏经处准确地点已不可知。
罗炤介绍，“小石经”一般认为就是首钢园区内的石景山，石景山又名石经山。据史料记载，石经山孔雀洞藏有经书，近年来首钢园区内曾发现一块《佛本行集经》残石，但尺寸与字数均远远小于这块戒台寺石经，而且准确地点尚待考察。
然而，“马鞍山洞”在哪儿，一直没有确切证据。戒台寺所在地在辽代确实名为马鞍山，所以一直被怀疑为藏经处，但并没有发现过石经。戒台寺里矗立的两块辽金石碑，均出现了“马鞍山”，也证明了当时“马鞍山”即是戒台寺所在地。其中一块石碑明确写着“燕京马鞍山慧聚寺”，慧聚寺即戒台寺古称。
罗炤表示，这次戒台寺石经的发现，让北京三处石经藏经处全部被定位，揭开了一个千年之谜。
不过，据云居寺的《菩萨本行经·下》题记中记载，马鞍山洞里存有《菩萨本行经》，而这次发现的经板为《金光明最胜王经》，说明戒台寺一带可能还有更多石刻经板存在。
解读2
或为云居寺万块小石经板源头
关于这块石经的具体年代，罗炤和张明悟根据辽代石经的时代特征，推测是在辽代中期或者稍晚时候。
辽代北京石经的形式经历过一场改革，以大安九年（1093年）为界，之前以大石经板为主，之后开始转变为小石经板。当年，通理大师来到云居寺，开始继承先辈事业，主持并开启了辽代中晚期的石经刻录高潮。
在房山云居寺，大石经板保存在石经山的山洞里，石经地宫存放着10082块小石经板。而云居寺石经经文中记载，马鞍山洞的石经也是通理大师主持刻录的，并且是大石经板。这或许说明，在通理大师到云居寺之前，已经在戒台寺主持刻录了一批石经。
罗炤推测，通理大师的思想与刻经行为，与戒台寺的一位前辈有关，即戒台寺高僧法均大师（1021年-1075年）。通理大师有可能是法均大师的徒弟或徒孙。
法均大师曾参与“契丹藏”的校勘编辑，后来的小石经板几乎就是“契丹藏”每一张纸的行文格式。同时，从佛学思想上也能看出两位大师的传承。辽代严禁禅宗，倡行密宗和华严宗，而从法均大师开始，禅宗在辽代逐步传播。通理大师也信奉禅宗，在云居寺石刻里，就记载过其禅宗偈语。
“这块石板与历史文献对照，不论是从经文还是从佛教思想上都印证了两位大师的关系，也说明了戒台寺与云居寺在历史上的联系，意义非常重大。”罗炤说，云居寺地宫的10082块小石经板，基本可以说是传承自戒台寺，“恰恰戒台寺有一个下院，就在云居寺东南5公里。”
张明悟也发现，戒台寺辽代经幢“陀罗尼”的版本与房山云居寺石刻“行琳本”一致，而与辽代其他地区均不相同，可见两者的影响关系。戒台寺在辽道宗时期为校勘佛经的中心，所以这里的佛经应该影响了房山石经的版本。
【回应】
条件允许时将公开展出
门头沟文旅局副局长马骐告诉记者，将对这块石经板进行保护，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将进行展示和传播。
罗炤认为，在辽金时期，北京西山文化主要位于门头沟和房山。这块石经板的发现以及价值挖掘，可以为西山文化带的发展注入新的内涵。说明北京的西山文化带不仅有明清文化，也有重要的辽金文化。辽金正是北京奠定首都地位的时期，挖掘北京西山的辽金文化，对于北京建城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京报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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