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儿 同类的世界 同样的苦楚

阿坝日报 2018-10-26 10:02 大字

■王珉

《宝贝儿》是一部刻画家庭亲情及生命意义的电影。由台湾导演侯孝贤监制,涉及传统、人情和法理,让人联想到他的《悲情城市》,不带温情地直观人物苦楚,戏仿纪录片式的人文关怀,带着静观默识的生存观点,波澜之处静水流深。

《宝贝儿》有种冷静旁观的真实感,所有人并不因为处于事件漩涡,而贴上主角的标签,每个人的表达都沉稳克制而不煽情,让整部电影的节奏舒缓,也让观众在细节中思索。最大亮点莫过于杨幂素面朝天灰头土脸的“扮丑”形象,这是她的首部文艺片,也是又一部女性题材“自毁形象”的电影。灰冷的色调,再加上南京方言,使得全篇更真实可感。故事聚焦社会底层残障人士的隐忍艰苦,同时也刻画出许多社会问题——残疾人的就业生活、孤寡老人的赡养、对先天残疾患儿的治疗、社会舆论的道德谴责等。

片中,徐先生放弃对其先天无肛症女儿的治疗,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他并不缺钱,也能治疗孩子,只是考虑到孩子长大成人后,将面临许多苦难和排斥,宁愿让她等死也不愿孩子受苦。这是心疼孩子的表现,而被父母抛弃的另一个弃儿江萌(杨幂饰),却拯救了这个缺陷儿,没有血缘关系的边缘人抱团取暖。这样的情感基调,和吴青峰片尾曲的温柔嗓音交相呼应,配上钢琴弦乐弦满而发意犹未尽,带来深沉悠远的艺术片效果。

江萌的执拗和倔强,那种无法舍弃对生的希望让人动容。当她邂逅另一个将被放弃生命的婴孩,同情心和同理心让她仿佛看见当年那个自己。她和孩子都是同类,生来就被遗弃寄养在养母家中,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我能活下来,这孩子也一定可以!”绝望的眼神看得人揪心。整部电影,就和江萌绝望的眼神一样,令人心碎,正如她为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代言发声:“她有权利活着!”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徐先生和江萌一样有着难言之隐。他对亲属掩饰不住悲痛说:“这孩子没有以后了。”徐先生作为孩子的生父,具有最终裁决权,看似冷酷无情地将孩子送到临终关怀医院,实属无奈之举,以至痛哭流涕,绝望地回怼江萌:“你这是往我伤口上撒盐!”因江萌的执念,徐先生深受社会的道德批判,那些在他家门口喷上鲜红的“杀人犯”字体的人们,并没有替孩子考虑将来。

江萌和徐先生,两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分属两个极端,纵使境遇不一样,但内心的苦楚,都一样难以下咽。前者为了让孩子活着,不惜一切代价,从南京辗转到马鞍山寻找其下落,不断追踪手机骚扰孩子生父,甚至悄悄将孩子抱走,希望她能得到救治;后者认为亲生骨肉既然无法健康幸福地活着,不如放弃治疗,让她在医院安静地离开人世。二者都变成了“孤岛”,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互相不了解,当人性和道德搅在一起时,最后无法分清谁对谁错。

《宝贝儿》中,非血缘的两组家庭关系,看似松散,却通过三条纽带紧密相连。第一条纽带是徐先生和其先天无肛症女儿之间,名存实亡的父女关系。第二条纽带是《宝贝儿》里若隐若现的暗线,即没有血缘关系的江萌和缺陷儿的秘密。江萌为了印证当年的那个缺陷儿,就是活到今天的自己,据理力争。两只蝼蚁相互取暖,各取所需。第三条纽带,则是贯穿《宝贝儿》始终的明线,监制侯孝贤在电影中一脉相承的家庭观。残缺的家庭单元——江萌和养母的关系,养母扮演了真正意义上“母亲”的角色。虽是形式上的“母女”关系,20年来,在江萌心中意味着全部的精神力量。在家庭和母爱之间,她们始终风雨共济。

片末陈述了政府对缺陷儿寄养家庭的相关法规,江萌因为成年必须离开养母,而养母年老体弱、不适合独居,只能被送到养老院。江萌是养母的“蝴蝶”,女性的处境,带着相关性。当江萌怒怼相关工作人员,控诉国家规定时,当江萌和养母道别时含泪的双眼,那种凄凉无奈的氛围,营造了没有血缘的爱和归属感,属于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峰。

电影在江萌的迷惘等待中戛然而止,江萌从开篇不愿意接受残障人士的标签,到最后填写申请评残,生活依旧坎坷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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