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1936年，北平吴氏花园赏海棠。后排右一为陈寅恪、右五为陈三立。
□新时报记者钱欢青
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彪炳学术史的陈寅恪，早已为读者熟知。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宁陈氏家族到底意味着什么？近日，一部全面展示陈寅恪家族200年奋斗历程的史学研究著作——《陈寅恪家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潜心研究义宁陈氏家族史20多年的张求会教授，通过讲述义宁陈氏数代先贤，尤其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事迹，勾画出中国近代史上这一著名家族的发展脉络，为研究陈寅恪的道德学问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性支撑。记者近日专访了张求会教授。
历史风云中的陈宝箴和陈三立
济南时报：《陈寅恪家史》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的奋斗史。您觉得陈宝箴和陈三立最重要的功绩是什么？
张求会：陈宝箴最重要的功绩，首推湖南戊戌变法。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陈宝箴把一个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社会风气都没有什么优势的内陆省打造成晚清维新变法的先进省，成为18个行省中唯一取得改革实绩的省份，影响力甚至走出了国门。维新失败后，亲历者陈三立、黄遵宪等人先后表明新旧党争是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黄遵宪的说法是：“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如有一班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作为晚辈的陈寅恪，后来也再三强调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陈（宝箴）改革路径与康（有为）、梁（启超）之不同：前者主渐进，后者主激进。陈宝箴在湖南的维新实践，为后来者留下了关于改革的深刻反思，这大概称得上陈宝箴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陈三立作为父亲最重要的助手，参与了湖南维新的全过程。戊戌政变之后，他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其后，陈三立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乱局、抗日军兴，时局变化虽然表现不一，但与每一次动荡相随而来的往往有着相似的忧患：天维人纪浸以坏灭，奸邪之说充塞沸腾，轻剽少年日作气势，“其狂逞几欲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
堪称为三纲六纪之说所化的陈三立，痛愤于传统文化的一次次浩劫，在诗文创作等文化活动中留下了大量的思考和追问。相较于他的实业救国（投身南浔铁路建设），诗文创作才是他的主业和优长；相较于诗文大家的一顶顶桂冠，他的回顾、反思和忧患更有价值。终其一生，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纲纪，可谓一以贯之。
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
济南时报：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义宁陈氏从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转变清晰可见，您觉得义宁陈氏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张求会：戊戌政变，彻底改变了义宁陈氏的家族命运。陈宝箴虽然并非慈禧赐死，但仍然算得上政变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陈三立同样被革职永不叙用，名誉受污等等精神打击之外，家庭生计也日渐困顿，一度陷入难以为继的极端困境。与陈宝箴相比，陈三立缺乏游刃于官场所必备的一些素质，更像一位名士习性浓厚的诗文家。对于不谙宦术这一点，陈三立很有自知之明，多次在诗里自我调侃甚至嘲讽。光绪31年（1905年）4月，清廷开复陈宝箴原衔、开复陈三立原官，那一年陈三立53岁，尚属年富力强。他之所以没有继续走仕途，应该和政变留下的阴影有关，也应该和这一份自知之明有关。
不过，陈三立并未就此与官场绝缘——事实上也做不到这一点。第二年（1906年），端方调补两江总督后，就曾延请陈三立入幕。此后，陈三立在参与筹建南浔铁路期间，也曾利用与端方、陈夔龙（江苏巡抚）、瑞澂（上海道道台）的特殊关系，帮助自己和铁路公司摆脱困境、收回权益。当然，对于诗文创作，陈三立的确乐此不疲，在寄托情怀、慰藉身心的同时，诗文成就既能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又能转化为可观的经济收益——应邀撰写寿文、寿诗、碑铭、题辞、序跋等等，绝对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创收手段。
合而言之，陈三立在政变后转而以诗文创作为主要职事，既是个人兴趣的自然顺延，也是扬长避短的最优安排，同时还是维持生计、获取声誉的必由之路。陈氏三代人一步步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既有科举废除、学问与政治完全分作两途等时代变迁的直接影响，也不排除政变导致家道中落而形成的心理阴影之作用，而历来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堪称这个家族弃政从文的重要助推器。
20多年潜心研究“义宁陈氏”
济南时报：这一本《陈寅恪家史》是您将2000年《陈寅恪的家族史》修订、重写而成，比起19年前的“家族史”，这本“家史”最大的修订和补充在哪些地方？
张求会：这次重写，不仅是换了书名，更重要的是有以下三点不同：一是内容删落。张慧剑《辰子说林》记述陈三立讥刺王揖唐之事，流传久远。经研究，陈、王关系颇为密切，张书所记似因王晚节不保而有所“移植”，并不可信。因此，这次重写删落了类似说法。二是结构调整。全书整体框架未作大的改动，但有增有补有扩有改。增者如《岁在庚寅》一节，点明陈宝箴六十寿诞与陈寅恪出世同在光绪十六年庚寅，为后文凸显义宁三代皆认同渐变改革之路预设伏笔。补者如《甲午之耻》一节，添入次年（乙未）相关内容，易名为《甲午之耻、乙未之诤》。扩者如《铁路总理》，由一节扩充为两节，还原陈三立参与南浔铁路建设之全过程，续写其子隆恪接任南浔铁路局局长一段，展示父子两代与南浔铁路之渊源。改者如《救助钦犯》一节，鉴于新史料不再支持陈宝箴救助文廷式脱险之成说，故改为《传闻已远》，变易之中亦可见作者之态度。三是篇幅扩展。新版字符数为52万字，较旧版（27万字）溢出将近一倍。新版于注释着力甚多，1430余条注释，长短不一，遍布各章节，或备查，或佐证，或补充，或延伸，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济南时报：您研究陈寅恪家史已有近30年之久，最初是什么机缘让您开始研究这一话题？是什么吸引您对此进行如此长时间的研究？
张求会：我的祖籍是安徽省含山县，四岁随家人迁居到江西省永修县。永修县位于修河下游，修水县位于修河上游，换句话说，我也有幸和义宁陈氏“同饮一江水”。等到我读中学时，每次上学都要沿着南浔铁路步行5公里。一句话，我移居的地方、我走过无数次的铁路，都是南浔铁路总理陈三立当年足迹所及之地。
更重要的机缘，是1993年我从江西考入华南师大，跟随管林先生学习近代文学。1994年，管先生受到江西方面召开陈宝箴、陈三立研讨会的邀请，他无法分身参加，就让我摸一摸陈家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参加学术会。我遵命做了一次基础性的摸排，这才发现相关研究很不到位，许多权威工具书连陈三立的生卒年都搞错了。代表老师开会回来后，我向老师作了汇报，老师非常宽容、开明，同意我选择义宁陈氏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从此我就一头扎进去，新材料源源不断地出现，研究的兴趣也越做越浓，不知不觉就做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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