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工：念师恩 四十年
卜工与本报记者
这40年，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吉大，同学们（前排左三为张忠培，后排左六为卜工）
1987年，张忠培（左二）考察山西游邀遗址（左三为卜工）
本报记者 吴亦铮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提要
3月2日，2019年度“金沙讲坛”首场讲座在成都博物馆拉开帷幕，已故考古大家、曾经的故宫“看门人”张忠培先生的爱徒卜工成为首位讲座嘉宾，他以礼制为线，以别样的角度诠释中华文明，从出土文物和礼仪研究来察看以宝墩、三星堆和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证实它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且特别的地位，甚至可媲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
日前记者采访了卜工，从古蜀文明谈到考古事业，谈及师承，谈及他与张忠培的40载师生情……
嘉宾
卜工，任职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硕士学位，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暨南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以来追随考古学大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致力于汉代以前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著有《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和《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参加《晋中考古》《忻州游邀》考古学专刊的编写，特别关注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
手记
2019年3月2日，本年度首场“金沙讲坛”在成都博物馆开讲，已故考古学大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的爱徒卜工现场讲论《古蜀文明与早期中国》，引来多方关注。
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了卜工，采访从本次讲座谈起，从古蜀文化谈到考古工作，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他与恩师张忠培老先生的40载师生情，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从1977年进入吉林大学学习开始，直到2017年张忠培离世，40年里，卜工一直与张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张老对这位学生，不仅在学业上颇多指点，工作上也是关怀不断，用卜工的话说，“张先生对我，可以说有着再造之恩。”
20世纪90年代初，卜工曾短暂离开了考古研究领域，到了其他岗位。虽然收入更好，待遇更高，但卜工并不开心，甚至觉得“没脸见张先生”。徘徊了四五年，他毅然选择回归考古，回归曾经与张老一同奋斗过的领域。张老对这个弟子的回归也是满心欢喜，对卜工发表的文章，每篇必读，还常常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卜工的考古工作也是耐心给予指导。可以看出，张老对卜工是发自肺腑的喜爱，而这位学生，也是发自肺腑地爱戴着自己的老师……
对话
一生幸事：选择考古，遇伯乐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1977年高考恢复后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张忠培已是名声在外了，你是慕名而去还是纯属偶然？
卜工（以下简称卜）：恢复高考时我已在长春百货公司下属的长白五商店当了7年营业员，考上吉大已25岁了，在班上算年纪较大的。我不像有些同学是调剂到考古专业的，也算不上是慕名而投张忠培先生，但我也和吉大考古专业有些渊源。
我在北京出生，爷爷很喜欢收藏金石玉器，我对古董文物从小就不陌生。我父母都在医疗系统工作，“抗美援朝”在长春设立军队医院，他们调到了长春，所以我在长春长大。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到吉大拜访一些专家学者，其中不乏考古专家。因此对考古我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和底蕴，但不陌生，高考时，综合考虑之下考古成了我的第一志愿。那时张忠培先生已是吉大考古系的负责人，我一进校就成了他的学生。
40多年过去了，我真的非常庆幸当时的选择。考古是充满了奥秘和内涵的学科，雅俗共赏，知识体系极为广博，穷极一生都难以得窥一斑，那种持续的悬念让我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但比专业更让我庆幸的，是遇上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张忠培先生，他不仅对我有传道授业解惑之恩，还是我的伯乐，他发现了我，提携了我，给了我发挥自己能力的机遇和舞台。
记：张老说湖南话，您和同学们与他交流有问题吗？
卜：记得刚开始上他的课，讲到陶器，他说“核桃、核桃（音）。”大家不明白，是黑陶？灰陶？还是褐陶啊？台下一片懵懂，他就在黑板上写下“黑陶”二字。
记：您是怎样得到张老关注的？
卜：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田野考察见长，我们学了一系列的考古基础后，1979年7月就到河北蔚县进行生产实习，我是系生活部长，负责外出人员的后勤餐饮保障。你别小瞧这个工作，张老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条件太苦，比东三省差很多，饮食以高粱米苞米面为主，住老乡家，三四人挤一间房，物资不足，甚至拿钱都买不到。而我们资金也很匮乏，学生每天补助两毛多，老师是8毛。加上考古过程中重体力活非常多，所以，如何让大家吃饱，偶尔能吃好，成了摆在我眼前的一道难题。
我想了很多办法，一方面拿着介绍信到粮站，缠着工作人员多换一些相对好下咽的细粮，另一方面，精打细算，把钱用在刀刃上，隔几天就去当地村民那里收一些鸡鸭肉食。这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我的后勤管理也很满意，张老给予我极高的表扬，说我“看上去大大咧咧，实则粗中有细。吃苦耐劳，不像有些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孩子，有骄娇二气。”
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他就在观察我们，物色留校人选，培养学术骨干。他的标准，除了考古相关的成绩外，更看重人品、能力，看有没有为大家服务的意识。我就在这时走进了他的视野。
记：您有没有想过毕业后留校呢？
卜：最开始我还没有考虑到这一层，1980年我大三要结束了，想考张老的研究生。张老说，“你就别考了，我想让你留校。”我说，“不行啊，人家都是研究生，我还是本科生，怕水平不够。”他说，“许伟、陈雍、张文军（当时卜工的老师，张忠培的得力助手）学问好不好？水平高不高？你想学真本事，就听我的，我给你安排一个新地方，到山西太谷的白燕遗址做毕业实习，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他的语气非常坚决，没有通融的余地。
就这样，我走上了与众不同、拥有独立思想、能够创新发展的学术道路。毕业实习结束后，我开始了在吉大的执教之旅，在张老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考古新兵，逐步走向成熟。
记：没能读上张老的研究生，是不是留下了遗憾？
卜：当然不是，我留校第二年就通过了在职研究生考试，师从张老继续深造，后来也顺利地拿到了学位。
十年追随：操练“游击战”和“阵地战”
记：您外出做考古调查研究，张老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卜：追随张老那10年，他对我们的关注可谓无微不至。1982年2月我到了白燕村，在许伟老师的领导下组织汾河西岸几县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指导78级6名本科生毕业实习，直接参与后来张老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河北张家口地区与山西晋中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最初的工作。出发前我到他家，他把以前自己做的笔记全拿出来，告诉我诸多注意事项，不厌其烦地交代众多学术问题，让初出茅庐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我心中大定。
1987年我和同窗许永杰搭档在山西忻州游邀遗址主持发掘，这个项目拿到了国家级的项目基金。苏秉琦先生（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主要创办者之一）在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前来考察，张老也在其中。虽然他已调离吉大，到了故宫博物院，依然事无巨细地关心我的工作。他知道我搞“游击战（指田野调查）”没问题，但对我“阵地战（现场挖掘）”的能力有些不放心。我向他汇报了各项工作，又看了现场，他比较满意。对我们编辑的一套现场考核办法，也给予了很高的肯定。
学生们陆续奔赴其他工作岗位，张老依然关注着大家。我2001年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副所长，经常就岭南考古、水下考古和科技考古等问题向他请教，得到了极大的帮助。我写了一些文章和书，他虽然对我的一些观点不完全认同，依然多加鼓励。2015年12月2日《光明日报》刊登了我一篇名为《读石峁古城，看文明亮点》的文章，张老很高兴，在电话中告诫我，你退休也要有作为，每年必须回国住半年，至少写一篇高质量的文章。
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太多，他那种从精神深处散发出来的亮光，以及博大的胸怀，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记：张老个性非常鲜明，他给您还有些什么印象？
卜：张老晚年看起来慈眉善目的，但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非常严肃，脾气也很大。如果有人上课迟到，立刻喊出去，毫不留情，同学们都怕他。不仅是同学，他后来参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一到现场，大家说话都小心着。为啥？害怕啊。他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就要批评，加上大家常常听不懂湖南话，听不懂，他就急得瞪眼睛，结果大家更害怕了。
张老爱憎分明，是有着家国情怀的学者。我们追随他学习、工作，有尊严，有奔头，当时学术界提起张老和他的学生，都是怀着敬意，带着赞许。学界对吉大考古系三大团队风格颇为称道，“一是田野考古能力强，二是艰苦奋斗的作风硬，三是尊师重教的情意浓。”
早期中国文明
满天星斗，百花齐放
记：您曾在书中指出，中国历史将夏代与之前的历史割裂开，前者称阶级社会、青铜器社会，后者称原始社会、新石器社会，这种提法存在很大局限。
卜：这就很机械武断地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强行的划分，认为夏之前是原始社会，以氏族为单位，夏之后是阶级社会，以国家为单位。这存在很多问题，给人印象好像夏之前是茹毛饮血很野蛮，夏以后就进入了有礼制有规范的文明阶段。任何社会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入任何阶段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如何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表述夏以前的中国历史，考古研究领域提出了早期中国的概念。
从我的研究来看，早期中国并不是一个一个国家的概念，而只是时空框架的概念，意涵是西周以前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考古学遗存的统称，具体时间跨度大约是距今10000-3000年左右。
记：夏代之前的早期中国呈现出什么状态？
卜：据我的研究，夏代和夏代之前，中国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区域文明，其中许多从规模到高度来看，并不低于中原文明。比如神木石峁古城，其年代与夏代早期部分重合。再比如陶寺遗址、石家河遗址、宝墩遗址，还有山东、江浙一带的区域文明遗址等。用苏秉琦的话来说，早期中国是满天星斗，百花齐放。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共同构建出中华文明的摇篮，虽然各地区域文明各有特色，但相互之间交流和融合，都是早期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古礼”见证
古蜀文明的璀璨和独特
记：您在书中为何将“礼制”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脉络？
卜：纵观世界各个文明古国，文明内涵各不相同。古埃及是神权国家，古巴比伦是契约社会，而中国则是礼制体系。中国的“礼”贯穿了整个文明的始终，考古学是通过礼制认识古代文明成就的。《周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集大成者，是第一部成文的礼制法典。周礼之前呢？它不可能凭空产生，必定有发展的脉络和痕迹。周礼之前的礼就是古礼。
对古礼的考古研究和发掘中，最为璀璨辉煌的当属三星堆的礼器。三星堆的青铜器是古蜀礼制的集中代表。从900多件青铜器能够看出，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者数量不多，反映出古蜀文明与中原有联系，但它拥有自己独立起源和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传统，全面发展，这在早期中国的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是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的重要阶段，其年代大致在商周之际到春秋前期，与三星堆文化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至此，川西平原古蜀文明的发展线索，从宝墩古国到三星堆、金沙王国的历史进程就清晰地呈现出来。
记：古蜀礼制与中原礼制有何关系？
卜：分析三星堆祭祀坑的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存在显著的“三件套”现象。这种“三件套”与中华古礼体系可谓一脉相承，比如神树可能是两大一小，太阳神器、兵器甚至虎牙等，都是三枚一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说起“三拜九叩”大家都熟悉，这是中国古代的常用礼制，它就是一种“三件套”的礼制模式，是动作礼节的最高规格，又称“大礼”。中国古礼的核心是等级秩序，其考古学特征就是器物的使用具有等级制度的规则，例如周代的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级别不同，配套器物及数量都不相同。“三件套”就是现实生活中等级制度存在的缩影和代表，是长江文明的杰出贡献。在良渚文化，玉琮是代表。在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玉人是代表。由此看来，用以表示身份的器物容易获得“三件套”的待遇。
在已知的资料中，只有古蜀的经验可以证明3个“三件套”是王者待遇、国家级别。而其他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如良渚文化，尚未有如此规格，所以我推测良渚的王墓至今仍然埋藏在未知地区的幽幽深处。
记：在您看来，研究古蜀文明有何当代意义？
卜：我认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是一种境界，从中不仅可以打造特色旅游业、文创产业，还能滋养人心，让城市发展的道路更宽广。文化自信又是一种凝聚力，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有认同感和责任感。文化自信还是一种向心力，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为城市发展带来无尽的潜力。
古蜀文明和之后以三国、诗词、道家、民俗等共同构成的天府文化让成都成为文化的高地，成都人今天应该更加珍惜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齐心合力，推动成都建设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名城。
记：您认为如何充分利用古蜀文明和天府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强成都的软实力？
卜：至少有三件事。第一，加快古蜀文明的申遗进程。据我了解其他一些城市已走在了前面。申遗成功，对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有着不言而喻的巨大提升，对扩大国际影响力也非常重要。
第二，加强理论的建设。成都在这方面是存在优势的，一方面有四川大学等重点学府和大量考古专家，另一方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物发掘支撑。
第三，有计划地规划发掘工作。近年来成都考古有许多突破性进展，值得肯定，应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安排，深入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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