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四十九）
晋安帝（司马德宗）还安静地生活着，而中枢和藩镇的对立却在火热进行中。桓玄在藩镇抢夺中“上下其手”，很快成为反政府武装的盟主。盟主的身份，不仅加重了他威慑朝廷的砝码，而且加大了他抢夺藩镇的便利，他的友军将领，先后成为他的刀下鬼。这个过程，相当复杂，略过不述。到402年，桓玄进入京城建康控制了朝政，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旋即，又学他老汉（桓温）那一套，出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遥控朝政。403年，桓玄自编自演了“两场戏”：一是入朝自领大将军，上表“要求北伐”。旋即又以皇帝的名义强行阻止，于是就罢兵不行。二是上表“出镇姑孰”，又以皇帝诏令强行挽留。
这些动作看似演戏，却有着惊人的戏剧效果。桓玄当上了相国，朝廷以10郡之地封桓玄为“楚王”，还“加九锡”（享受皇帝待遇）。到当年底（403年），桓玄就逼迫晋安帝（司马德宗）行“禅让之举”。晋安帝乖乖交出传国玉玺，桓玄筑坛祭天，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楚”（史称“桓楚”），改元“永始”。桓玄称帝，也闹了两个笑话：年号拟定为“建始”，一查竟然是西晋赵王（司马伦）篡位时使用的年号，于是改为“永始”。通告全国后，又有人说是汉成帝（刘骜）封王莽“新都侯”时的年号，不久王莽就篡汉自立（新朝）。年号“不吉利”也就算了，哪知桓玄刚刚坐上龙椅，龙椅居然自行垮了。此时，百官惊惧，唯有侍中殷仲文说话乖巧：这是陛下圣德厚重，大地也难以负载啊！桓玄这才转忧为喜，命令奏乐庆贺，大臣山呼“万岁”。
桓玄虽然没坐多久龙椅，但也是一个“怪味皇帝”。为了崇尚德化，他常常亲临刑狱审问囚犯，无论有罪无罪、重罪轻罪，一律“宽大无边”，全部释放。后来，又要求恢复最残酷的肉刑，实行“酷法严刑”，前后做派判若云泥。他一遇到乞丐就“大慷国家之慨”，大把撒钱，希望黎民百姓称赞他是“真命天子”。但是，他对待文武官员就没有这么轻松快活了。不仅对文案“吹毛求疵”，而且“小错重罚”，搞得文武百官惶惶不可终日。桓玄游猎无度，有时才猎罢回宫，兴致又起。还有一项“特别规定”：负责外围的官员，若猎物从此逃脱，则要把官员捆绑起来，不给吃不给喝。以致于参军桓道恭出猎时，腰间总要系一根大红色的布条。桓玄身体肥胖，不便骑马。他便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抬轿，同时可坐30人，要两百人在前后左右抬着走，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肩舆”（滑竿）吧。生活穷奢极欲的桓玄，却酷爱名家字画，他的理由是：相对于笨重的金银财宝，名家字画更便于携带。据说，刘裕举兵向阙讨伐桓玄（404年），桓玄挟持晋安帝（司马德宗）败逃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又掩耳盗铃地说是“迁都江陵”。为了避免史官写出历史真相，桓玄还在江陵为自己写起了《起居注》，写成后还“复印”（传抄）多份，发给亲信文武大臣。据说，江陵段的长江，有99个江心岛。有民谚说：“（江心岛）不满百，不天子”。于是，桓玄就动用巨大的民力，再造了一个江心岛。可惜，这第100个江心岛，却在桓玄篡位的当年（403年），被巨大的洪水给冲毁了。
桓玄篡位时（403年），北府兵旧将刘裕，因为扫平孙恩之乱的功劳，已经成为彭城内史（太守）。这个刘裕，早时家中很穷。桓温死时（373年），他才10岁。后来，得到王谧（中书监）的赏识和提携，加入北府兵，成为北府旧将何无忌的司马。后跟随刘牢之平定孙恩之乱（400年），“勇武有谋略”，功名渐长。后来，刘牢之“叛桓玄走上绝路”，刘裕不得不寄人篱下（投奔桓玄）。这个王谧，正是把晋安帝（司马德宗）的传国玉玺捧给桓玄的人。刘裕知恩必报，不仅没有杀死他，还在晋安帝“复辟”后，找回逃逸的王谧，让他官复原职。桓玄“改移晋鼎”（403年），刘裕入朝觐见，桓玄见而喜之。而桓玄的刘皇后（刘乔女）却说“刘裕龙行虎步，绝不会甘为人下”，力劝桓玄尽早除掉，以绝后患。桓玄却没有这么做，他说：我欲荡平中原，非此人不行，怎好杀他？等关陇平定，再作计议。当然，刘裕也曾北伐，几乎荡平中原，但那是刘裕讨平桓玄、恢复晋祚以后的事情了。
刘裕脱离桓玄单干，是因为桓玄对北府兵的铁血政策：不为所用，必为所杀。桓玄得势后，见北府兵因为刘牢之事件（402年）并不是“忠诚于我”的部队，就肆意翦除北府旧将。刘裕也就暗中联络北府旧将，要与桓玄决一死战（403年）。据说，在此之前，人们见桓玄有“篡晋的想法”，都劝刘裕攻灭桓玄。但刘裕说：现在还“师出无名”，等桓玄有了篡晋的既成事实，再发难不迟。403年，桓玄逼迫晋安帝（司马德宗）“禅位”。刘裕等一批北府旧将（中下将领）乘势而上，掀起了“皇帝保卫战”。据说，刘裕的阵营中，孟昶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与刘裕差不多是同时入朝觐见桓玄的，桓玄说发现了一个“尚书令”，但参军刘迈说他只会耍嘴皮子。于是桓玄就弃而不用，惹得孟昶“烟干起火”。于是，就找刘裕发泄苦闷，两人“倒完苦水”，相约起事，竟然成为“倒玄干将”。
孟昶是青州刺史桓弘的主簿，熟悉财政后勤工作，更因为孟昶家是“世族富豪”。但是，当家理财的是他老婆周氏。于是，孟昶就给周氏道出实情：要造反。为了不连累周氏，孟昶还提出了离婚请求。周氏深明大义，也看出了孟昶的小儿科，就表达坚定的决心：即使卖儿卖女，也在所不辞。于是，他们以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迁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为借口，变卖所有房屋、田地和杂物，倾家荡产，作为“发难之用”。何无忌（刘牢之外甥）则负责起草“讨玄檄文”，其母刘氏看见刘牢之“报仇有期”，说“讨灭桓玄”，她就死而无憾了。待到军起京口之时（404年），刘裕又把闲居在家、正在京口街头看稀奇的刘穆之召为“主簿”。
京口起事（404年）还算顺利，何无忌假扮皇使入城，轻而易举地砍了桓脩（青州兖州刺史）的脑壳。桓脩，是桓玄堂弟（桓冲子）。但是，潜入建康准备做内应的人却没有得手。刘裕部属刘毅写了一封密信给哥哥刘迈（桓玄参军）。这个刘迈心情复杂，因为他刚被桓玄提拔为竟陵太守（今湖北天门市）。还有感恩的心在作怪，他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他的想法是：赶到竟陵观看“风向”，到时再“见风使舵”。正在即将出发时，桓玄给刘迈写了张便条：问北府那边有什么风声，最近见到刘裕了吗？或许桓玄只是随口一问，刘迈的心理素质也太差了，以为机密已经泄露，就将密信内容和盘托出。桓玄对刘迈的忠诚实行“火线提拔”，封其为“重安侯”。正当刘迈高兴得“忘乎所以”时，桓玄又以“未扣押送信人”为由，砍了刘迈的脑壳。
有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刘裕带领发难将士向建康挺进，屯扎在竹里（今江苏句容北），发出“讨玄檄文”。桓玄派扬州刺史桓谦（桓玄堂兄）为征讨大都督，并反复告诫不要去硬碰硬（不出战）。但是，桓谦的手下却不赞成，要求在刘裕进军建康的路上消灭他。战斗还是打起来了。守卫建康的虽然是北府兵，但这些将士都知道刘裕的勇猛，军心涣散，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刘裕得手了，桓玄着慌了。亲自带领数千兵马，扬言是“开赴战场”，实际是“仓惶逃跑”了。
因为晋安帝（司马德宗）还被桓玄囚禁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刘裕大军进入建康设立“留台”，任命文武百官。那个街头召为主簿的刘穆之受托处理政务，居然干得井井有条，让京城百姓感受到“风气为之一变”。前面说到桓玄的中书监王谧，也孤身出城，在逃跑途中被刘裕军追回。王谧吓得瑟瑟发抖，刘裕却做出感恩之举，让他官复原职。刘裕把桓家的亲属全部捕杀后，又派兵去追击桓玄。桓玄先逃跑到浔阳，把持晋安帝做“人质”，后浔阳被何无忌攻破，再逃到江陵，刘裕军又尽锐而来。桓玄就有了新想法，逃到汉中（今陕西汉中市）。又因水陆通道都被刘裕军（何无忌部）切断。于是，桓玄又接纳毛修之的建议：逆水向西，直入巴蜀，再图安生立命。不曾想，毛修之是益州刺史毛璩的侄儿，这叔侄俩“暗中有约”，桓玄的命就丢在了逃往蜀地的战船上（404年），死时才36岁。从桓玄篡夺（403年）到丧命（404年），共计称帝161天。桓玄的头颅转送到建康，被高悬在朱雀桥边示众。
晋安帝在桓玄逃离江陵时，被遗弃在城内。好在荆州别驾王康产和南康太守王腾之把他保护起来。不曾想，桓玄堂兄桓谦和侄儿桓振又收集残兵，进占江陵。他们杀死了晋安帝的两个“保护人”（王康产和王腾之），桓振挥舞长刀，要直取晋安帝的老命。幸得桓谦苦苦劝住，还捧出传国玉玺给晋安帝，请他正式复位。因为这两兄弟刀下留人，得到了晋安帝的恩赐：桓谦被任为侍中、卫将军，加江、豫二州刺史，桓振为荆州刺史。桓振也有自己的打算：挟天子而令诸侯！刘裕军部将刘毅却“不卖账”。于是，刘、桓军队又打半年之久。最后，刘毅攻破江陵，桓谦和其叔侄兄弟逃奔后秦。桓振还率军做困兽之斗，后被刘裕派军消灭（405年）。
405年正月，晋安帝（司马德宗）回到了大将刘毅的军营，像皇帝登基一样宣布大赦。除了忠于朝廷的桓冲（桓温弟）及其子孙外，其他桓氏都不在大赦免之列。龙亢桓氏就这样在“刑余之家”的污名下，消失在历史深处。刘裕军取得的最大战绩是，荆州重新归属朝廷，从东晋初年王敦割据荆州，半个多世纪（80年）的“荆扬之争”从此画上句号。尽管晋安帝只是个“傻皇帝”，但皇权从此不再受制于“门阀世族”。刘裕作为“寒门士族”登上历史舞台。史家说：刘裕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者。此言是也！
（待续）
□罗学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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