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周继与济南九塔寺灵柏
两株灵柏历经1400余年，依然虬枝吐翠，气宇轩昂。周继“保全灵柏记”碑拓片1962年九顶塔。（济南影像档案馆供图）
□周长风
在济南南山柳埠灵鹫山下、锦阳川旁，有一处九塔观音寺（习称九塔寺），寺内有一座以构缔诡巧而举世闻名的九顶塔，一塔之顶筑有九座小塔，好似东汉王充《论衡·吉验》所言之嘉禾“一茎九穗”。九顶塔建造年份不见记载，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在盛唐时期，而寺内有两株古柏，或早于此，至晚自明代即云是唐代开国元勋尉迟敬德手植。
关于这两株古柏，还有个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明代万历年间，九塔寺败落，和尚将庙产全都卖了。这两株古柏卖给了一个姓周的财主，财主打算用来做寿材。这天正好有位户部右侍郎因公事住在柳埠村，夜里梦见古柏求他搭救。侍郎起床后一打听，附近确有九塔寺和老柏树，于是吃过早饭便赶了过去。可是周姓财主一早就到了，命帮工先锯西边那株古柏。两个帮工刚锯了几下，即见锯口滴滴答答地流血，吓得扔下锯就跑了。财主不死心，拉上管家接着锯。这时侍郎赶到，见已满地是血，立即制止。财主说：“树是我出高价买的。”侍郎回道：“我一分不少还给你。”古柏就这样保住了。后来人们都说这两株古柏有灵性，称之“灵柏”。人们还说东边的那株，叶子能当烟吸，是“烟柏”；西边那株叶子可泡茶喝，是“茶柏”。夏日坐立树下，清风自来，了无蚊蝇。
如今这两株古柏，树围都在4米以上，高约15米。西边那株确实在很久以前被锯过，随着古柏生长、岁月侵蚀，平齐的锯口已经很长很宽，透过它可以看到里面空空的树心。
当然，民间传说总会有不同的版本，比如有更早见诸文字的版本说，财主执意锯树，老天发怒，一个霹雳把他打死了。但是我更喜欢我转述的前一个版本，因为它有更多历史的影子。
在寺内九顶塔之东的高台上，有一座观音殿，两株古柏就在殿门的两侧。观音殿门东侧外墙南窗下，至今镶嵌着一块碑，高55厘米，宽85厘米。碑文楷书，无题，今人为便于记录，有根据碑文内容称“保全灵柏记”的。碑文标点移录如下：
按《山东通志》所载，省会东南九十里是为柳铺，柳铺东南五里许有九塔寺在焉，乃唐尉迟敬德公所造。殿前柏树亦公手植者，自唐历宋迄我明兴，千有二百余岁矣。传闻势豪之家甘心图之，以作寿器。不佞往往目睹剪伐寺观柏树，其恶报捷于影响，欲保全而未由也。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内，本寺僧人元焕率徒将山场、房屋、树株、田土等项立券卖于不佞。知我者，必以不忍伐、保全此柏为言；不知者，或以常情议之。大约植物年久，其神自灵，抑不佞有所感召而然耶，亦灵柏有所托以保全耶，周氏子孙世世守之毋替云。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
钦差总督粮储南京户部右侍郎，前奉敕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邑人周继立石
此碑应是周继亲书，赵禄祥主编的《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将周继列入明代书法家。只是刻碑者或许是柳埠乡村工匠，制作水平不高，还把“未”误作“末”，“毋”误作“母”。文中的“不佞”，乃对自己的谦称。
碑文译作白话大致是：据《山东通志》记载，九顶塔为唐朝尉迟敬德所造，殿前柏树亦公手植，自唐历宋至明代兴起，已有1200多年。传闻有钱有势的人家一心图谋得到，用来做棺材。我常常目睹有人砍伐佛寺道观的柏树，所遭的恶报来得快过影子和回声，而我想保全柏树却事不由己。万历二十六年（1598）该寺僧人元焕率徒将寺产立契券卖给我。知我心者，必以这样做是不忍他人杀伐而保全古柏来评说我；不知我者，或许以常情谈论，认为我不过是据为己有。大概树木年久，便有神灵，应是我被它感召才这样做的，也是灵柏请我庇护，以求保全吧。周氏子孙世世代代守护，不要懈怠舍弃。
文后署“邑人周继”，即历城（明清时济南府附郭县）本乡人周继，“南京户部右侍郎”是其最后最高的职位，保全古柏时应该已经挂冠返乡了。文中讲“千有二百余岁”则是计算错了，那时没有公历，也没有《中国历史纪年表》之类的工具书，将各个朝代大致年数粗粗相加，难免出入较大。自唐代开国之武德元年（618）至护树立碑之时，实乃980年。
对比可知，民间传说中的财主、寿材，特别是户部右侍郎、周姓、灵柏等特定的元素已经出现在碑记中了，民间传说无疑是对碑记的演义。只是将周姓由护树的侍郎变成伐树的财主，挺对不住先贤周继的。
如前所述，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根据塔及塔内佛像的形制与风格，九顶塔应建造于盛唐时期。那么九塔寺始建于何时呢？这个问题在明代就不能确知了。明代济南两位文豪许邦才、李攀龙分别撰文与书丹的《重修九塔观音寺》碑记即云：“寺建于此，莫知其始”，唯得见唐代碑文记述，九塔寺曾于天宝年间重修，有可能初创于隋代，惜无从查考。至于“九塔观音寺”之名，许李二人最早见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重修碑记。
两株灵柏最有可能植于创寺之时，隋代或初唐，这正是尉迟敬德生活的时代。即便是尉迟敬德于初唐所植，灵柏也已历经1400年风霜雷电，仍然虬枝吐翠，气宇轩昂，好似千载之下见到唐代大将军、山西朔州鄯阳人尉迟敬德，和与之齐名、同被后世奉为门神的乡贤山东齐州历城人秦叔宝，令人肃然起敬又倍觉亲切。今人得以亲拥两株灵柏，全赖周继当年的善行义举，想想周继之名鲜为世间所知，真替周继抱憾。单单是保全灵柏一事，周继即足以让济南人世世代代铭记和感恩。
周继出生于“世为历下著姓”（见济南华山出土的明代《洪母周氏墓志铭》）的书香门第，四代人俱史册留名。
周继的曾祖周尚忠，精通《毛诗》，从学者前后五六百人，明嘉靖五年（1526）岁贡，授河南叶县训导，三年后辞官返乡。
周尚忠有三子。长子周居邠，诸生。二子周居岐，嘉靖四年（1525）举人，官叶县知县，嘉靖二十年（1541）任当涂（今属安徽）知县，著有《文则》《诗则》各三卷，清代大文学家王士禛称两书的“自序二篇，甚有理致”（《居易录》卷十）。周居岐致仕后，在济南城北三里泽畔建白鹤书院（位于今天桥区北园街道白鹤社区，其旧址现为明湖中学），明崇祯六年（1633）刊行的《历乘》称其“有开士之功”。三子周居鲁，嘉靖十三年（1534）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任元氏（今属河北）知县，有诗文传世。
周居岐子周六学，应无功名，其乃周继之父。万历十年（1582），周六学以其子周继呈请，封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妻张氏封宜人。明代济南城东门内有周六学的缙绅坊，坊额书“双寿四封”，意思是祝其夫妇得享四境之内万众仰羡之高寿。
周继还有个堂兄叫周绳，绘画名家，崇祯《历城县志》所载“历城八景”图，即是他的传世杰作。
在上述周氏四代人中，名声最显赫的还是周继。周继，字志斋，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二十八日。嘉靖三十六年（1557），时任翰林院检讨、因母丧居乡的济南名士殷士儋，在金元时代万竹园旧址创办川上社，授徒课艺。周继从之学，第二年即得中举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授任丘（今属河北）知县，历任太常寺少卿、应天府尹、顺天府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应天巡抚、南京户部右侍郎等。
周继精通理学，著有《四子主意》（此据康熙《历城县志》，康熙《济南府志》该书名为《四子书主义》。四子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的经典），对《尚书》亦有深入研究。万历十二年（1584），时任翰林侍读的张元忭，在给致仕居乡的著名理学家、山东东阿人孟秋的信中写道：“京中结会者十数人，如杨复所之超诣，沈观瀛之坚忍，孟云浦之真醇，皆我益友”，“钟文陆仅数会，可谓才与节兼具者”，“周志斋又以路远不能数数就正（常常请求指正），然尝聆半日语，所造深矣”（《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三）。张元忭乃明隆庆五年（1571）状元，曾主讲湖南岳麓书院。他和信中提到的人物，都是理学造诣深厚的朝廷官员，经常聚会讲学。从他对周继的评价，可以想见周继当时应属一流学者。周继还喜制义（写八股文），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由明代文学家、画家陈继儒作序。
周继尤精通阳宅之术。他于万历十年（1582）在所著《阳宅真诀》序言中云：万历元年（1573）因病还乡，于山中调养。有客人赠黄石公《三元经》，初以为是“习静法”，一看竟是“相宅法”。堪舆家们谈墓地最详，而对宫室略而不谈。人以宫室为宅，神气魂魄依宅而立，不可不慎重对待，于是肆力研究九年，颇有心得，执此以相宅，有效验而无差失。
万历十三至十四年（15851586）周继以太常寺少卿代理应天（今南京）府尹，他认为府学文庙内嘉靖初年所建的尊经阁偏高，与风水不合，致使乡试中者逐年减少。于是指点新建了高于尊经阁的青云楼以及聚星亭、庙门之坊、文德木桥等，修建甫毕，即于万历十五年初升任顺天（今北京）府尹，临行前对众人说：“十年间，春闱（春季在京城举行的由各省举人参加的考试）必首占三榜，秋试（秋季在省会举行的考试，考中者称举人）每次必中至十余人。”当年年底又升任应天巡抚（驻苏州）。及至万历十六年乡试，应天府却仅中三人。周继愕然，乃下檄委派一个县里的官员撤去府学大门内的砖屏，改为木屏，并说：“来春南京不出状元，我就不信我的术数！”万历十七年果然焦竑殿试第一为状元，后第七年万历二十三年朱之蕃亦殿试第一，第十年万历二十六年顾起元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第三为探花。人们皆称颂周继之神奇。
顾起元后来在《客座赘语》卷八记述，焦竑中状元两年后，周继当面对顾起元讲：“整修府学出了一个状元，不敢说是自己的功劳，我推算应出三元。你看，新建的庙门坊上的“枢（樞）”字有三个口，聚星亭上的‘星（曐）’字，若用篆文书写，上面有三个圈，皆寓三元之象。请一定记住我的话。”数年后，这话竟然就在顾起元身上应验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黄公博任应天府尹，有人提议重修府学，黄谋之于众，顾起元说：“只宜循周公之制，吉宅不可轻改。”大家皆以为然。
与焦竑同榜进士、镇江府金坛人王肯堂在《郁冈斋笔麈》中说：过去江南没有人讲信阳宅之术，自周继修学宫而焦竑征验及第，“故士大夫翕然从之”。
今苏州大学本部校园内有一座位于三级台基之上、四层、方形、通高28米的楼阁式建筑，民间习称方塔或钟楼，实是文星阁（亦称文昌阁）。万历十七年（1589），时任应天巡抚的周继视察长洲（苏州府附郭县）县学，闻科第不盛，四处看罢说道：县学门前东边有两座塔，可看作文笔峰，而西边空缺，与之不相称，应当有所建竖。县里官员皆知周继精通堪舆之学，于是按其所言很快筑起两丈多的高台，八年后又在台上建成文星阁。文星阁明清两代屡经重修，特别是当地彭氏一族，清代两次为之捐资。建阁后其族共有13人考中进士，清代竟达12人，包括两名状元、一名探花，被认为是文星钟灵之验。如今文星阁乃苏州大学的标志性景观，亦堪称周继风水学说的历史见证。
周继除著有《阳宅真诀》三卷，还著有《阳宅指掌》。其阳宅书至今仍大行其道，广为印行，被看风水建房选房的人奉为经典。甚至有人撰文说，古代阳宅学明代以前都是口传心授，正式出书始自周继。其实周继之前便有阳宅书，他本人即在《阳宅真诀》的序言里提到过，大概都已经失传了。现存最早的阳宅书可能就是周继的《阳宅真诀》了，但书名大都改为《阳宅大全》或《阳宅大全图说》。还有一部《金光斗临经》，万历年间即有记载，但未列著者之名，清代乾隆年间金文镕说为周继所传，此书至今也仍然畅行不衰。当然，这种事现在多斥之为迷信，且当掌故言之，以助谈资。
在应天巡抚任上，周继干了一件令他名留正史的大事。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湖北、江西交界处，因连年大旱，官府又征敛过急，引发了农民造反，领头者刘汝国自号“顺天安民王”，从者数万，震动京师。万历十七年二月，明廷命周继等大员督率领属，协力剿捕。刘汝国被俘，不屈就戮。皇帝赏赐周继银币慰劳之，万历十八年（1590）冬升南京户部右侍郎。
周继曾效仿祖父周居岐和老师殷士儋，在家乡创办并主讲白鹤院社，学生中相继考取功名者数人。白鹤院社从名称看，似设于其祖创办的白鹤书院旧址，但也有可能仅承“白鹤”之名，创立时间应在周继致仕以后。近人往往把白鹤书院与白鹤院社混为一谈，二者虽有关系，但是两种性质，白鹤院社应同殷士儋的川上社一样，是收徒讲授如何作八股文的科举辅导班。
济南多种新编志书还将白鹤院社误作社学，而社学相当于现在的乡村和社区小学。新编志书又说一个叫周斯农或周司农的历城知县，早在明洪武年间就创办了白鹤书社或白鹤院社。其实历史上并没有这么一个历城知县。自汉代至明初，朝廷置职官大司农或司农，主管钱粮，清代因户部掌理钱粮田赋，所以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称户部侍郎为“少司农”。周继即是“少司农”。所谓的“周斯农”或“周司农”其人其事，实则是周继及其祖父周居岐行迹的讹传。
清代地方志记载，周继故宅在济南城内都指挥使司（明代一省掌兵的最高机构，简称都司）以西（今泉城路西段北侧），其缙绅坊上书“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墓在城东茂陵山。
济南今存周继的遗迹，除了九塔寺的这块碑外，据笔者所知，还有由周继篆盖的两盒济南籍进士的墓志铭。一是潘子霓墓志铭，现藏市博物馆；一是其川上社同学、堂姐夫洪一谟墓志铭，本世纪初尚存放在历城区华山镇龙凤公园内，现状如何无闻，但愿尚能得到妥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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