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考古系创办者徐中舒的学术贡献

四川大学考古学科由考古学家徐中舒、冯汉骥于1960年创建，至今已有60年。在长期的考古教学、科研与实践过程中，为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博事业培养了大量中坚力量，也形成了自身的研究风格与学术特色，在中国西南考古（包括西藏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尤其是宗教考古、美术考古和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等领域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强劲的实力，近年来也致力发展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等新兴领域。传统的形成与优秀的学者密不可分，“川大考古60年”专题，一方面回忆和纪念几位为川大考古文博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先生，一方面也回顾川大考古的传统以及一些特别的精神。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徐中舒先生作系主任期间在五十年代末和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共同创办起来的。1978年我国恢复博士学位制度，由于冯先生已于1977年去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就以徐先生的名义获准成为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他在担任先秦史博士生导师的同时，还担任了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直至1991年辞世。徐老之学，博大精深，作为一代大师，虽然研究的重点是古文字学和先秦史，但在考古学方面也作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有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徐、冯之学，建立了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我作为徐老的学生，从1953年进入川大历史系学习，毕业后按照徐先生的安排担任考古学教学科研工作，除读书期间亲聆徐老授课、指导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而外，工作期间接触的机会也不少。言传身教，受益良多。兹就个人对徐老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和治学特点的认识，略陈浅见。

徐中舒夫妇合影（摄于1965年，徐亮工先生提供）

徐先生研究考古，范围甚广，包括从新石器时代到魏晋时期的各种遗物遗迹在内，自30年代初以至80年代，先后发表过《耒耜考》(1930)、《再论小屯与仰韶》(1931)、《古代狩猎图象考》(1932)、《（厂骉）氏编钟考释》(1932)、《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1932)、《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950)、《四川彭县海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1962)、《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钮錞于》(1974)、《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1983)……等论著多种。纵观诸作，通过考古材料的研究以复原古代社会历史，这是徐先生治考古学的指导思想。而以器物类型学方法和古文献材料相结合，运用多方面的相关知识研究考古材料，则是他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徐老研究考古材料的目的，是要通过地下出土实物遗存来认识古代的社会历史，观点鲜明，这是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先生有关考古学之论著，无论专文或零星论说，无不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原则。如《再论小屯与仰韶》研究发掘仰韶文化遗存材料以探索殷商之前的社会历史，像这样的例子自不用说。他如著名的《耒耜考》宏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就当时能够见到的有关古代实物(包括器物上的图象和铭文)进行考察，“从一两件农具上面试探农业演进的消息。”在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的1982年创办《农业考古》杂志时，徐先生的这篇文章仍被视为农业考古的经典之作重行发表在创刊号上。在以后发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徐先生又根据1949年之后在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新发现的耒耜实物和使用的痕迹，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他原来的观点，说历史上后来的“木耒当来源于河姆渡的骨耒，而河姆渡出土的一些骨“耜”，颇似战国的方足布和尖足布。古代布币，就是古代农具的仿制品”。从而把我国使用耒耜农业的历史上推到了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首届研究生毕业师生合影（1926年，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为徐中舒先生）

最近在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耒耜材料，也给徐先生的观点增加了更多的证据，使之更加光彩夺目。1932年发表的《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虽然可供研究的考古材料只是一个墓葬出土的寥寥五件随葬品和一些带有少数铭文的墓砖，经过徐先生的研究，却从铜盂(洗)制作之粗劣和两件无釉瓷器的发现，看出“汉晋以来，以铁器与漆器之代兴，致铜器日趋衰歇”，“铜器衰歇之后，陶瓷亦渐次发达”。六七十年以前，科学发掘之事甚少，“关于唐代以前之陶瓷吾人所知，尚极贫乏。此当涂晋代之陶瓷，在古陶瓷学上，亦为重要之发现。”在文中并进一步指出：“当涂地滨大江，故寿州之白陶，亦由水道直接抵此，其铜制盘盂之形制，又与中原无殊，则其所受中原文化之影响，盖已达于成熟之阶段。建康为六朝旧都，与此相去不过百里，其文化当亦相同。由此可见当孙氏据有江东及晋人东迁时，即依此种文化以为建国之基础。假使当时东南文化去中原过远，则孙吴及六朝决不能建国于此，故此类遗物之发现，在古代文献上尤为重要”。凡此种种，皆根据考古发现实物史料以复原古代社会历史，揭示出考古材料之深刻意义，而不停留于考古材料外部形态之描述与排比，可谓得考古之真谛。

器物类型学之方法，系从考古材料之形制现象进行观察比较，整理出发展演变之序列，以为判定器物年代之依据，探索史迹发展规律之起点，这在今日已为学人所共知。但在30年代我国近代考古学处于草创时期，学界对此一般尚无认识。徐老在30年代初发表的若干考古论著中，率先提出明确概念，并付诸实践而为精密之研究，为学界树立了典范。他在1932年发表的《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中说：“遗物年代之判定，为一切问题之核心”。《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中说：“铜器年代之判定，为研究铜器最先决之问题”。“中国铜器有千余年之历史，在每个时代中，虽各有其特殊现象，然其自身之演化应自成一系统”。《（厂骉）氏编钟考释》一书中更明确讲道：

中国学者对于铜器，向来唯重视其文字，至于器物之形制与纹样，则殊漠然……今日照相印刷术又大为发达，出版铜器之书，有图象文字可资参考者，亦近二千余器，其形制、纹样、文字三者有可以确定其年代者，至少可得十数器。如能先以此为断代之标准器，再由此标准器之形制、纹样、文字以求其他器之年代，如此辗转推求，则铜器之年代，大致可以断定矣。及年代既定，然后再求其形制、纹样、文字与时地相互演进之关系。于此铜器之研究，或有系统可寻。此《（厂骉）钟考释》则期欲于此方面树一例证也。

该书研究本世纪初传为河南巩县出土之编钟一套14枚，就钟之类属、形制、纹饰、文字、年代、国别加以综合考察，谓“钟饰以细密而连续之虬虺龙纹样，其枚上(即钟乳)纽上，更以绳纹及满状刻纹配饰之，此与殷周以来所盛行之蟠螭云雷凤纹等图案，迥然不同。盖铜器铸作，至此，显然已入于一新时期中”。复参以其他诸方面之特点，判为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三家分晋前之晋(韩)器。迄今视之，大抵不误。而《古代狩猎图象考》一文，用了近10万言的篇幅，以断代为中心，系统研究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八件镶嵌狩猎纹铜壶的器物名称、形制、纹饰、铭文、工艺、用途、用法、国别和所反映的种种历史问题，提出了“杕氏壶之款识”、“新郑归化及淮南出土之铜器”、“穿鼻兽环之耳饰”、“白色之镶嵌”、“铜器内面凫鱼龟形之浮雕”、“猎图中所绘戈形”、“带状物质”、“羽人飞兽之冀形”等8项器物特征比较材料作为判定年代的标准，断为春秋战国至汉初遗物，矫正了过去学术界将之笼统称为“秦器””的含混说法。在8项断代标准中，除器形材料而外，有铭文器物仅有一件，而每器皆有繁复之纹饰，故属单纯纹饰方面的就占了6项，纹饰变化序列，实为研究之重点。而这6种标准纹饰，又系经过对数十种不同纹饰的精密考察之后筛选出来的。

在今天看来，两件断为西汉器可能与实际情况稍有出入，但只占少数，其余6器判为春秋战国遗物，完全是可靠的。其准确程度之高，足证其方法之科学及运用之擅长。正如50年代末有人在《考古》发表评论所说，在我国铜器研究发展史上，最早注意从纹饰方面考察其发展演变者，“徐中舒先生的《古代狩猎图象考》才是系统研究某类花纹的著作”。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我国铜器研究史上影响深远的划时代之作。该书最早在昭和七年(1932)出版于日本，书名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序言中虽然也原则性地讲到了先秦铜器“整理之方法，……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年代之推定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界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得此更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以器铭与花纹、器形为标准，整理出先秦铜器发展之序列，与上述徐中舒先生所论相同，该书自序于1931年9月，创说大抵同时。然《大系》初版本上、下编，仅就251器铭文作断代考释研究，除书前附13器之铭文拓本图版而外，其余218器铭文拓本俱无，全书正文实未涉及据器形、纹饰判定铜器年代发展序列之具体研究，是其方法论原则尚未进入具体运用之阶段。其后经过1935年，1957年两度增定，始将此理论付诸实施，建立起两周铜器发展之序列体系。两相对照，徐先生的《图释》与《图象考》二著，在我国先秦铜器研究史上器物类型学方法论及具体运用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也是不可磨灭的。

徐中舒先生89寿辰与吴天墀先生合影（摄于1987年10月，徐亮工先生提供）

以器形、纹饰、铭文为标准判定考古发现材料年代方法之运用，在徐先生的著作中不仅限于先秦铜器，亦见之于秦汉以后之遗迹。如《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研究无纪年文字之晚期古墓遗存，于“年代之判定”部分，即明确提出“据铜盂上所镌龙之图绘，铭文，及甓文用字之区别，以为严密断代之标准”，将此种过去被断为“汉器”的材料改判为晋代遗物。其准确无误，已为后来大量科学发掘材料(包括纪年墓葬及器物)所证实。文中广为收集年代明确之带龙形图象古物材料，分析龙形变化之时代特征以为断代之标准说：

今所存汉以来龙之图绘，如铜镜，墓壁，刻石所载，有扁长之巨吻，四足长尾，首戴两角，前足旁或著翼形(当时画仙人均作翼)。……此种作风自汉至晋，大致无甚变更。如由图绘之形体上求其蜕变之迹，则此孟上所镌龙形，张口吐舌，或即为断定年代上一最显著之特征。

罗振玉《古镜图录》卷中所载莽镜有四，……其龙形均不吐舌。乐浪出土永平十二年(西元69年)漆盘，绘两龙张口，仍不吐舌。匋斋藏山东两城山刻石，其龙始作吐舌形。两城山刻石成于永建七年(西元113年)，是此种作风当起干西元64——112年之间。渑池五瑞图，为建宁四年(西元171年)刻石，其时代已在两城山之后，龙亦作吐舌形。

此吐舌作风，当后汉末或魏晋之际尤为发达。朝鲜大同江方面出之金错筒，其图绘显然为汉末之物，其龙虎孔雀诸物均作吐舌形。又朝鲜出土高句丽时代墓壁，所绘龙虎龟蛇麟凤等，几无有不吐舌者。此诸墓壁有莲花忍冬天人飞云诸饰，似受北魏佛教艺术之影响，但大部分仍存汉代古朴之作风，当为北魏佛教艺术尚未输入以前，或初输入时，即西元三四世纪之物。

此盂上龙形张口吐舌，及其足后所具羽翼形，多与高句丽时代之龙形同。当属同时或时代相去不远之物。

比较观察之细致入微，断案之准确可靠，叹为观止，可谓器物类型学研究之又一典范。据龙形特征以为考古断代之标准，今日学界应用甚为广泛，至有补充新出土材料以成专书者，溯其源，当以先生此文为滥觞。

徐中舒先生与助手和研究生在一起（摄于1983年，前排左二为徐中舒先生，徐亮工先生提供）

如前所说，徐老研究考古材料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古代实物遗存以复原古代历史。在他看来，器物类型学的研究，实物材料年代的判定固然重要，但毕竟是属于一种外部形态观察的范畴，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中介环节，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广泛运用民族学、人类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等各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有关的材料，尽可能地把考古材料摆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进行考察，对遗物遗迹的种种表象作出历史的解释，认识它们在复原古代历史方面的作用意义。这一治学方法，在他有关考古研究的论著中，无不有所体现。古文字学本为徐老之特长，从字形、字义、字音以观古代遗物遗迹，如《耒耜考》、《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文可为典型。而以极为深厚之古文献学功力，广征四部文献以释证考古材料，尤为其治考古学之突出特点。盖有关古代文字与民族、民俗、历史等诸方面之资料，古文献记载无所不有，故凡属考古学之专论，每著所引古代文献皆不下数十百种。殷周以下者，无庸赘言。即以研究迄今尚无文字材料出土之夏文化考古为例，1931年撰著《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刊布于当时我国仅有之近代考古学杂志《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研究李济先生等人发掘安阳小屯遗址所得殷代文化层下发现的仰韶文化遗物，基于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代应在殷代以前的事实，收集了30余种近二百条先秦以来有关夏代都邑和夏人活动的文献记载材料进行归纳分析，和考古材料相互比较对照，“依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首次提出了夏文化考古的问题。先生在文中指出说：“在仰韶遗物中据现在所得的还没有文字发现，在研究上似缺乏精确的论证。而小屯所得仅有一块陶片，除表示仰韶文化确实在小屯以前外，据现在东方已有的古物学的知识，我们还不能由此种发现更得若何消息”。“小屯遗物因为有甲骨刻文，因此可以由这刻文上断定这遗址的年代。这样事实使我们对于小屯历史，可以确实信赖无疑。至于仰韶的问题，因为遗物上没有文字发现，其年代的确定，就不能像殷墟这样容易而确定了。我们对于虞夏两代，晓得的实在太少，薛尚功阮元吴荣光等编辑铜器款识，有许多题为夏器的都属于晚周之物。此等遗物既无可据，所以在本文中仅得依据中国史上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这本不是健全的方法，但我们也不妨认为一种有理解的新的提议。”

徐先生的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殷代以前考古发掘材料极度贫乏而又不能确切判定年代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不可避免的会有它的局限性，徐老在文中以科学的态度对此已有明白的提示，随着以后考古发掘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断代技术的进步，此结论已为不同的新说所取代，先生本人也放弃了他原有的看法。但我们应当看到，正如徐先生所说，这在当时确是“一种有理解的新的提议”，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徐先生首先提出从考古发掘材料研究夏代历史，是夏文化考古的先驱。而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从年代和地域分布着眼研究夏文化的基本方法，迄今仍然没有失掉它的价值。在80年代中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曾经总结说：“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人活动的传说，为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般认为，有两个区域应特别予以重视：一个是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的登丰、禹县一带；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所以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也以这两个地区为重点。”而目前最流行的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说，也是这样提出来的。无论结论怎样改变，从研究方法方面看，始终没有脱离徐先生所提出的基本原则，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徐先生治考古学是对考古发现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虽然没有从事田野工作，但对科学的发掘调查却极为重视。如前所及，在30年代初我国学者刚刚着手田野发掘不久，他就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说：“小屯与仰韶两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方面才开始最近代的方法。所得的遗物虽然没有像毛公鼎、齐侯镈镌刻着那样典重的文章，可是在中国古史方面增加了不少的直接可靠的史料确要以这两次发掘的最重要。”以致“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李济先生发掘的小屯遗址出土仰韶文化陶片，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专门论著。他在《当涂出土晋代遗物考》一文中又强调指出说：“盖古器物出土地址，同时出土遗物，及地下埋藏情形，为断定古器物年代及其相互间种种关系之最好资料，其价值较古器物之本体，或犹过之。”在《（厂骉）氏编钟图释》中说：“出土铜器见于著录者无虑数千，然其来历全属不明。往往同时同地出土之物，一入估人之手，遂使之各个分立，而迷失其相互之关系。因此遂使此类铜器在学术上之价值大为贬损。……关于铜器的研究，此后如能为系统之发掘，自为吾人最所期待之事。然以往来历不明之铜器，其材料如是丰富，吾人亦当有以利用之。”他在为亡友冯汉骥先生的论文集作序时，也借用冯先生的话强调了“从事现代考古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锻炼自己，切莫再学过去的金石学家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听任他人汇报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调查核实，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徐先生的综合研究，主张尽力作到以科学调查发掘的资料为依据，但对传世品材料也应注意适当加以利用，不能完全弃置不顾。应当说，这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1982年5月，第一排左起第九人为徐中舒先生）

徐先生受业于王国维、梁启超等国学大师，立足本国实际，紧跟时代的步伐，在继承旧的金石学传统精华的同时，吸取欧美近代考古学的内容加以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具有鲜明的学派特点。特别是早年的几种有关著作，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方法论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树立典范的奠基作用，在我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下我国考古学界对历史时期考古(特别是魏晋以下)往往重视不够，搞历史时期考古的缺乏广博的相关知识素养，研究过程中不注意和文献记载相结合，脱离历史的倾向比较严重。认真研究徐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特点，对改变这种状况，促进事业的发展，是有现实意义的。

个人见识浅陋，不足以窥先生之学于万一。以上略述，不过抛砖引玉而已。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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