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帝进行曲：中国古代开国君主的皇权开幕式（汉末篇）
文 | 江隐龙
汉末分裂的天命与德运
以“五德终始说”来印证天命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当王朝昌盛时，君主可以利用——或者说制造一切“祥瑞”以印证其所代表的德运正兴。但这一理论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当王朝衰败时，任何野心家都可以利用灾异以印证当今的朝廷已经悖道失统，而且显然灾异的可信度要远远高于那些充斥着粉饰之色的“祥瑞”。
事实上光武时期出现的灾异也绝不少。刘秀在位的三十三年中见证了二十余种灾异，其中也不乏金星犯轩辕、火星犯太微之类的凶兆，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刘秀中兴汉朝的大业。而西汉成哀平时期与东汉桓灵时期，风灾、地震、流星贯日、荧惑守星、月犯心星等灾异的此起彼伏便会理所当然地化成一派“天厌汉德久矣”的气象，虽然儒家学说中自古有“天人感应”的理论对其加以解释，但依然可以看出“五德终始说”无非是“成王败寇“四个字隐晦一些的表达——于是在东汉末年，新一轮的天命争夺战又一次上演。
东汉末年的混战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正是以这一时代为背景写成了长篇历史小说，因为这一小说的广泛流行，三国时期的人物直到几千年后依然能够家喻户晓。中国历史经历夏商周三代的孕育、秦汉的发展，到东汉末年已经有着充足的文化、科技、谋略积淀，故而能够缔造出一个蔚为壮观的时代。从军事上来看，这一时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均为千古名役；从天命理论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皇位争夺战则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命理论发展的高峰。
夏商周秦汉新之间，都只是后一王朝对前一王朝的天命朝廷单向继受；而东汉末年，天下并存着三个国家，这三个政权均否认自身的割据性而以王朝自居。这也意味着，三国必须依照自身的独特性发展性地缔造出新的天命理论，以论证自身的正统性。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五德终始说”的身影，但最重要的却是两汉流传下来的谶纬之风。
这三国分别是曹魏、蜀汉与孙吴。然而在论及三国天命之前，首先要提及两个人物：一个是太平道领袖张角，另一个是在东汉末年率先称帝的诸侯袁术。
游戏中的张角
东汉末年，朝廷内部宦官外戚争权、外部边疆战事不断，灵帝时期又遭遇了大旱，于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太平道领袖张角便令部众以头扎黄巾为号起事。张角有着明确的改朝换代的意图，他所喊出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句口号的重点在于“黄天”二字。根据“五德终始说”，火生土，东汉正火德，故张角以土德自居，其部众也头扎黄巾。然而东汉既为火德，那“赤天”似乎更为合适，这里用“苍天”为喻，自然是百姓惯以“苍天”指代“上天”、“朝廷”，习惯成自然其意也并非源于五行之色。
相比于王莽精心打造的《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之类符命，张角的口号在理论上有所逊色但更为接地气，这当源于二人出身、路径的不同。不过王莽的新朝虽短，“黄帝”毕竟取代过“赤帝”；张角拥有百万之众，“黄天”却最终没能取代“苍天”，东汉天命虽然已经残破，但此时看来还没走到终点。
张角死后的第十四年，盘踞在淮南一带的诸侯袁术称帝了。当时散布在十三州的诸侯还有十几路，其中袁绍、曹操的实力亦不弱，更重要的是大汉天子还在许昌。袁术没有一统天下的赫赫武功，何以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天命，并进而敢称帝？
袁术称帝的基础，自然时当时混乱的局势与其强大的实力，但新朝末年公孙述纠结于称帝无名一样，袁术在功业不足的情况下称帝，必须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他的第一个依据是手中有自嬴政以来代表天命的器物传国玉玺——当时秦朝末代皇帝嬴子婴便是以向刘邦献上传国玉玺的形式投降的；他的第二个依据则是刘彻那句著名的预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袁术字公路，“路”“途”同意，而“涂”又通“途”，故袁术认为自己便是刘彻口中的天命之子。袁术认为其姓氏出于陈，陈氏为舜之后，而“舜后土德”，正合袁术以土代火——再加上新得的传国玉玺，袁术称帝之心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应当看到，自秦以降，“五德终始说”与谶纬之学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王朝“万世一系”的惯性。这一理论不旦没有加强皇帝统治的向心力，反而成为改朝换代的加速器，以至于王莽、公孙述、张角、袁术等人虽出身各异，却均能从其中推论出天命在我的结论；当此之时，反而是那一句充斥着“血统即正统”理论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相对更能维系汉朝的天命。袁术敢于在天下未定之时，仅凭“代汉者当涂高”这一句谶语而称帝，也不啻是当时社会观念的一种表达。
袁术称帝很快失败，传国玉玺复归于天子。这当然不是源于其天命理论的薄弱，而是其实力远远达不到称帝的水平。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袁术称帝失败意味着他不是“当涂高”：袁术之字，只对应了“涂”，却没有对应到“高”，所以其败也是“理所当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天下没有“当涂高”存在，东汉的天命注定还将在乱世中继续挣扎。
影视剧中的袁术
终于，诸侯混战的格局渐渐归于三足鼎立，曹魏、蜀汉、孙吴三个帝国分别在雒阳、成都、武昌成立了——三个国家以三帝之名三分天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之事，天命理论注定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首先是曹魏。曹魏的开国君主是曹丕，但其奠基人却是曹丕之父曹操。曹丕代东汉的程序与王莽代西汉极为相似，只是经过父子两代的努力方才达成，又与统一天下的战争相随，其中过程相对曲折。
王莽称帝之前，先后经历了授安汉公、加号宰衡、进九锡、称假皇帝的步骤，最终在翦除异己、时机成熟之后令天子禅位。而曹操，也在其南征北战中先后封魏公、进九锡、封魏王、“设天子旌旗”。两者之不同，唯在于曹操最终没有称帝，这一步最终将由曹丕来完成。
王莽是权臣攘夺天命一事的开创者。因为此举前不见古人，所以他的一切形式都将成为后人效仿的经验，而曹操、曹丕父子的代汉之举，除了在爵号上略上不同，其余几乎完全复刻了王莽代汉的故事。曹丕称帝之前令东汉末代皇帝刘协下禅位诏书，刘协下诏三次，其中又伴随着群臣几十次上表劝进，然而均被曹丕推辞。在刘协第四次下诏禅位时，曹丕终于因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不得以”接受了禅位。
与王莽一样，曹丕继受汉朝的天命因为这一番禅让程序而有着绝对的程序合法性。与此同时，“代汉者当途高”也在许芝口中得到了完美的解释：“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当时宫门上有“魏阙”，其下常悬挂法令。宫门正对着大路，魏阙当途而高，正应“当涂高”三字。
早在近三十年前，西凉军阀李傕占领长安后把持朝政，便有人进言“涂即途也，当涂高者，阙也”，可见许芝的解释未必就是其独创。只是前人以阙对应李傕的“傕”，而此时许芝则将魏阙对应魏，一条谶语，前赴后继几许豪杰，刘彻也算是杀人于后世了。
曹丕像
曹丕称帝后据“五德终始说”正土德，土尚黄，曹丕即改元“黄初”，这也与王莽相同。又汉正火德，水克火，曹丕遂将国都“雒阳”更名为“洛阳”，以应“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之意。曹丕代汉，受禅位，据中原，得玉玺，是不是足以证明其天命之正统了呢？不是。在这里，嬴政所提出的“功业理论”得到了弘扬：天下尚未统一，谁有资格称帝呢？这一理念在《资治通鉴》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
以此而论，只要天下没有统一，皇帝便有名无实，也便不存在正统。曹魏没能统一天下，因为与其并存于世的尚有西南的蜀汉以及东南的孙吴两大帝国。
在蜀汉君主刘备的眼中，刘协的禅让是为曹丕所迫，自然是不合法的。曹丕代汉不是受禅，而是“假禅让为攘夺”，所以作为汉室宗亲，刘备有义务也有权利举起“兴复汉室”的大旗，延续汉朝的天命。
然而刘协身为汉朝天子，毕竟已经对曹丕行使了禅让礼，这一层如何解释？刘备选择了相信“汉帝见害”的传闻，追谥刘协为汉愍帝，随后——或许有些迫不及待地——登基称帝。与后世北宋的钦徽二宗被虏不同，汉朝的末代君主已经对曹丕行使了禅位大典，所以刘备没办法如南宋那般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着“迎二帝”的旗号北伐。他只能坚信汉帝已经被曹丕害死，并像模像样地安排了一场为刘协发丧的戏码。刘协此时还没有死，事实上曹丕对他还算不错，然而在蜀汉的语境下，他已经成为了“汉愍帝”。
经过这一场发丧大戏，刘备的蜀汉在其法理上成为东汉的延续，其正式国号为“汉”。因为并不存在改朝换代，所以其德运依然为火德。但汉朝的衰落毕竟是事实，刘备也需要祥瑞以证明火德的复兴。刘敬叔《异苑》中记载了这样的一故事：“蜀都临邛有火井……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亮一览而更盛。”这其中自然隐含了刘备将重振火德之意。
相比于曹丕对禅代的苦心经营，刘备在谶纬、德运上所花的精力不多，这源于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曹丕异姓易代，政治上先天不足；而刘备却有道义上的优势。这其中不仅仅有“血统即正统”观念的影响力，两汉毕竟有着四百年国祚，末代皇帝刘协又非暴君，他身上积累着二十四代先帝笼络的天下人心。如果刘备不能利用其血统，部分地继承这部分人心，以其一州之地也是很难与曹魏、孙吴争雄的。
刘备像
从曹丕与刘备对天命的争夺战来看，似乎有一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黑色。然而除了两人之外，三国时期还有一个天命的竞争者，那就是孙权。孙吴的国力在曹魏、蜀汉之间，但从政治资本上来看，他完全没有称帝的资本。曹丕持汉朝天子，可以通过禅位易代；刘备身为汉室宗亲，可以不加证明直接继承汉朝正统。而孙权两者皆无——他的称帝，只能另辟蹊径。
而他的理论基点，在于“为汉家除残去秽”。刘协在时，他讨曹操以报汉室；曹丕代汉，那天下就陷入了“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的境地。在稳定与刘备的关系之后，孙权于终于在“无主”的前提下称帝了。
与王莽、张角、袁术、曹丕等代汉或意图代汉的“先贤”一样，孙吴当然也主土德，其称帝前后也分别以“黄武”、“黄龙”为年号。这样，三国时期东汉的天命在德运上也实现了两分：曹魏、孙吴为土德，蜀汉为火德。而历史在此似乎又顺应了“五德终始说”：先是土德的曹魏灭亡了火德的蜀汉，然后司马氏代魏，建立了正金德的晋国；最后是金德的晋国灭亡了土德的孙吴——火生土，土生金，五德循环，丝毫不差。
与此同时，刘备与孙权的帝业又恰好应证了两条谶语，一条是东汉末年的“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一条是秦朝的“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刘备兴帝业于益州，孙权后迁都于金陵，这也算是历史给人类开的一个神秘的玩笑吧。
自秦以降，逐渐完善的“五德终始说”和谶纬之学在东汉末年迎来了三分天下的局势，天命理论遂能在三国时期形成高峰。三国时代在天命理论中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通过曹操、曹丕父子的制度建设，完善并发展了王莽的禅让程序，以至于在日后几百年间的王朝更迭中几乎看不到汤武革命式的运动，禅让成了改朝换代的绝对主流。
孙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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