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关的石头缘

芜湖日报 2020-07-20 01:44 大字

明朝,为加强对长江和江南地区的控制,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于明成化七年(1471)设立芜湖榷关。这是因芜湖的区位优势所决定的,具有历史的烙印和地域的特色。

据明代《芜关榷志》记载,从成化七年(1471)设关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149年间,历任芜湖榷关主事(大体相当于现海关关长)达160名,其中获进士者高达139人,其余为举人等,体现“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且要求做到“差去主事,务要砥砺名节,廉谨自持,才守兼全,声实著闻。”可见能担当和胜任此职者非等闲之辈。

现在让我们前往“长江明珠、创新之城”的芜湖市,来到始建于北宋年间芜湖学宫的大成殿,徜徉于唐、宋、明时期珍贵的名人碑刻,以审美的心态轻轻掀开尘封的记忆。无巧不成书,大成殿旁的古石碑中,有三块竟然分别与芜湖关三任主事颇有些渊源。

张大用与唐代李阳冰的篆书《谦卦碑》

李阳冰,字少温,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是著名诗仙李白的族叔,唐上元二年(761)在担任当涂县令时(李白也是于当年投靠族叔,次年则病逝于此葬于此),应芜湖友人之邀,写下《易经》中一段“谦卦”辞,共220字。李阳冰擅长篆书,以铁线篆见长,被人称为“笔虎”。该碑文篆书气势犀利,笔法雄健,乃至清道光年间被人拓制成《唐李少温篆书谦卦碑》帖,至今仍然被广为传抄。石碑为青石质地,高1.95米,宽0.91米,厚0.17米。

明嘉靖四年(1525)任芜湖关主事的张大用,四川岳池人,癸未进士,听说此碑遗失,藏于芜湖一位王姓人家,便登门耐心说服,让王氏后人献出碑刻,并立于芜湖学官内。作为好古君子张大用,不仅使该碑失而复得,能够保存下来,还利用闲暇时间,另为石碑用跋:“阳冰篆书,祖秦相斯而笔力过之,舒元与辈论之详矣。是刻藏芜湖王氏,国初得之当涂县治,风骨雅健,卓有古意。近诸刻失之矣、岂即宝应间作令时书耶?岁久板几拆裂,予视榷暇,乃属吴郡章生简甫寿之石,树邑庠明伦堂,与好古君子共焉。”此跋的立意与《谦卦碑》相协调,相统一,便于让后人了解该碑刻的来龙去脉和保存价值,体现其气魄和才情。现美中不足的是,李阳冰的“谦卦碑”尚存,而伯乐张大用的题跋碑刻在“文革”中被毁坏。

王演畴与宋代米芾的《县学记碑》

北宋崇宁二年(1103),芜湖学官扩建,时任芜湖县令林修,敬请状元、礼部尚书黄裳撰写《太平州芜湖县新学记》(黄裳也是《九阴真经》的作者,被金庸写进著名武侠小说),记载北宋时期办学情况和科举制度等。林修又亲自到无为,诚邀大书法家、时任无为知军的米芾到芜湖参加学宫扩建典礼,米芾欣然挥毫写下黄裳撰稿的《县学记》,不久又顺理成章地刻成石碑。该碑高2.62米,宽1.24米,厚0.24米,碑额篆书,碑文行书,用笔俊迈、刻技亦精,为米芾晚年书法艺术之珍品。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县学记碑》上的文字被风化,字迹越来越模糊,让观者颇费思量。

时任芜关主事王演畴,江西彭泽人,壬辰进士,敏锐、果断地“集米小行行书勒于碑侧”。即采选米芾字体,相应复制一块碑刻,立在旁边,帮助观者端详原石碑的文字和内容,力求拉近500余年的历史距离。

不知何故,王演畴、张大用两位芜关主事,虽相隔80余年,且如出一辙。《县学记碑》如今仍立于大成殿东侧一个亭间内,而王演畴的复制碑则荡然无存。但其良好初衷没有被湮没,《县学记碑》中黄裳的撰文,也由此得到较好辨认和阐释。另外,由王演畴撰写的《家训类编(5卷)》刻本,目前幸存于宁波“天一阁”,印证其“腹有诗书气自华”。

许用中与宋代朱熹的楷书《文章华国碑》

众所周知,朱熹是宋代理学家,“程朱理学”的儒学集大成者。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芜关主事许用中,山东东阿人,甲辰进士,为了“悦诗书以求道,洒翰墨以怡情”,依据朱熹的“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八个楷体字迹,分别摹刻成两块石碑。对激励世人弘扬儒学、修身养性、完善人格不无裨益。可惜,碑刻在“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现仅存《文章华国碑》,而《诗礼传家碑》不见踪影。

明万历四年(1576),许用中已官至山西布政司左参议前户部郎中,受家乡阳谷知县之邀,撰《重修孟母庙并凿井买香火田地碑》碑文,幸哉这块碑(有残迹)仍遗存在当地,观者莫不叹服。

作为唐、宋、明遗存在芜湖的著名石刻,既是历史文化的有益传承,又是文、书、镌三美的艺术融合。物以文为珍、稀为贵,通过历史的沉淀,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理所当然。这三位进士均不属皖籍,分别在芜关任职仅一年左右时间(明朝规定:一年将终,预先呈部,差官更替,果无欺弊,受兹委任),但作为“才守兼全、声实著闻”的芜关主事,凭着个人的朴实情感、远见卓识,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敬重、无限厚爱,主动承担薪火相传的责任和勇气,故能在时代的浪潮里,建树起务实、有效的社会文明成果。不言而喻,张大用、王演畴、许用中三位先贤,均是入可“文”,出可“仕”的博学多识者。受施慎勿忘,其善举已列入民国版《芜湖县志》和《芜湖通志》等,值得我们追思和感恩。

另外,清光绪二年(1876)芜湖被增设为通商口岸,次年4月芜湖关(洋关)设立。芜湖市文物部门还收藏有晚清《总税务司公所地界碑》、民初《芜湖关征地碑》(残缺),虽今去古未远,但作为文物和实证,对地方或海关近代史的研究,具有超出普通史料的独特价值。

许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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