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44——颠沛流离桂柳大撤退
▲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一▲最后撤离之时炸毁的柳州铁桥▲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二▲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三▲美国《生活》周刊桂柳大撤退图片报道五
●刘汉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过多次著名的大撤退,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震撼人心的一次。在中国,有实业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但就战争难民的颠沛流离而言,1944年秋的桂(林)、柳(州)大撤退,可以说是最为悲惨的一次。
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开始。5月27日,日军在湘北发动大规模攻势,这时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正在重庆召开。一天,白崇禧召集黄绍竑、黄旭初、程思远等桂籍要人到嘉陵新村李子坝8号白府会商时局。各位判断敌人为了支援南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必然要打通粤汉路,桂林、柳州也可能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广西必须预谋应付。6月4日,黄旭初飞返桂林。6月15日,张发奎在柳州召集广西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桂林、柳州应及早疏散。6月26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以后,桂林开始疏散。
6月,柳州成立了疏散委员会,制定疏散实施办法。规定过境旅客留柳时间不准超过半月,以减少城市的压力。7月的一天,柳江县县长杨盟在《柳江县政府拟毁各科室卷宗册》上签了“焚毁人杨盟”。一把火,几千件档案付之一炬。18日,商界首先奉令停业,组织疏散。20日,在乱轰轰的撤退声中,《疏散声中看柳州》一文报道了柳州的动荡情形。人们刚从湘桂流亡出来,脚跟没有站稳又被逼着走。街头谣言多得很,社会悲剧不断产生。自从桂林疏散以来,柳州顿时热闹起来。首先住的问题无法解决,旅馆家家客满。柳江上的篷船,每夜要二三百元也住满了。房租更是惊人,一座三间的木板房每月要5000元。许多文化人也从桂林疏散到这儿,有金仲华、艾芜、司马文森、穆木天等,《衡阳大刚报》七月十日在此复刊,还有几个报馆要搬到这儿来出版,于是柳州的文化界也热闹起来。文化界扩大抗战宣传委员会主办过音乐会,发动过国旗献金。另一面,是“乐而忘忧”,珠江水上食堂拥挤得有时候要等上一个多钟头才有空席,五六千元一桌的筵席很平常了,能受用的当然大多是生财有道的暴发户了。
随着日军南进,大量难民像潮水般一拨接着一拨从桂北地区涌入柳州。接着,滞留柳州的外乡人,还有本地居民也开始了大疏散。8月中旬,滞留在城站等待乘车的难民竟然有万余人。这时,只有一纸疏散命令,而并无具体可行的办法,使得疏散极度混乱。利用国难大发国难财的不乏其人,只是因为疏散证上未经盖章,有难民在柳州南站海关关卡被私诈了10万元才予放行。一张1129元的二等车票在黑市就倒卖到1万元以上。到了9月上旬,城区实施紧急疏散。10月21日,下令实行强迫疏散,限于3日内离城。交通动脉柳江铁桥也在最后时刻炸毁了。
11月3日,程思远从重庆飞抵柳州时,正是大撤退进入高潮的时刻。桂林已兵临城下,危在旦夕,柳州正在进行紧急疏散。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形:“人群便像百川汇海一般涌向火车站。万头攒动,漆黑一团,争先恐后,蜂拥向前,秩序混乱极了。”
不论外来的难民还是本地的民众,都在携儿带女,四处逃离,所有家庭都陷入了极度恐惧中。仅在撤往贵州方向,就有四五十万人颠沛于路上。撤退的工具如火车、汽车、马车、牛车、板车、人力车及古老的独轮车都用上了。沿途因火车、汽车出事及病死、饿死的不计其数。惨景如时任166师参谋长的曹福谦在《湘桂黔大溃退目睹记》的描述:
这时逃难的人成为“人流”,你靠着我,我依着他,他挤着你,一个一个肩并肩,日夜不停地向前蠕动。旧社会“赶场”、“逛庙会”的人,还没有湘桂大溃退时逃难的人多。公路上填满了人,你走路想快一些是做不到的,有时连开步的空隙地方都找不到一小块。人人都直着脖子呆呆地向前蠕动,到底走到那里去,谁都不知道,只管向前移动就是了。造成这种人流的惨景,真是难以笔述。人走不动横卧在公路中间,后边的人就踏在倒下去的身子上走过去了。有时先倒下去的人将后来者拌倒,一连倒下几个,这是常有的事。难民的脚肿得很大,就用破棉花包着,像骆驼似的,举得高高地,左摆右摇地摆着走。大人小孩饿死在路上,死后肚子却膨胀得大大的像一面“鼓”横在公路上。父不能照管子,夫无法照管妻,我走我的路,你死你的,虽至亲骨肉,不能料理一下后事。前边走的人死了倒下去,后边来的人还是踏在死人身上,或避过去仍然继续走,决没有人叹一口气或问一声“是怎样死的”。
作家秦牧也是难民中的一员,他在《混乱的“湘桂大撤退”》回忆说“听一位朋友讲到一件更令人悲伤的事,有一个人被突然开动的火车轧断了腿,痛苦不堪,竟拱手哀号着:“哪个有枪的,赶快行行好补我一枪,求求你。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的持枪者,果然拔枪朝他的心窝开了一枪,然后扬长走了。”《新华日报》1944年11月6日登载了记者萧佳令10月4日发自贵州独山的报道《桂筑二千里》,其中这几段文字,可见当时难民撤退的悲惨景况:“我们挤在这列长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的车顶边缘上,白天一任风吹日晒,夜里冷得发抖。最难堪的是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稍一不慎,就会摔下车来。我们的附近坐着一位湖南人,晚上打瞌睡跌了下去。他的妻子儿女终夜大哭。记者与友人手靠拢手,互相关照,或者轮流讲一些笑话,以刺激过分疲惫的精神,强自挣持,于九月十八日午刻到达柳州。柳桂之间,全程不过一百六七十公里,平时一夜即可到达。这一次却实足走了六天。”
古语云:苟全性命于乱世。逃难,这是芸芸众生面对兵燹祸乱时天然的选择。在桂柳大撤退之时,美国摄影记者拍下了难民流离亡命的一组组照片。这些照片很快就刊发在美国的报刊上。《新华日报》以《柳州流民图—国内报纸不能看见,美报倒用大幅刊载》(见图五)为题述评说:“(中央社纽约十六日合众电)美国全国午报和时代周刊、生活画报和每周新闻各杂志,今日都刊载中国战区的大幅照片,所占篇幅,比任何其他战区的写真为多,照片是新闻画报摄影记者甘包勒所摄,图中可见难民在日军围攻柳州时逃难情形。这一照片曾分送给美国各通讯社,同时并分发全国各地,纽约报纸都用显著篇幅刊登照片,有用全面篇幅载出的。美国《生活》周刊1944年10月20日这一期刊登这组题为《中国生活:广西桂林、柳州战役迫使群众撤离》的一组照片让我们再度回顾那一段悲剧的情景。记者亲眼看到这一景象:“人们在战争临近时又开始疏散——步行,乘坐黄包车、马车或者火车。虚弱有病的人躺在路边,甚至死在那里而无人过问。一旦能乘上车,人们害怕失去座位,无论如何都不愿出车外,所以恶臭难以忍受。人们一层一层地挨着,以至于底下那层的人窒息而死亡。哭喊的婴儿被绑在车杆上。”这些,都是逃难者所亲历的情景。
11月初,10万日军围攻桂林,桂林守军2万官兵拼死抵抗,经10天浴血巷战,11月10日桂林陷落。同一天,柳州也陷入敌手。数十万军民夺路向桂西北逃难,被日军尾追入贵州境内。
次年,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沿着贵州往柳州的铁路线路行进时,记下了他的所闻所见:“去秋今春,从华南各地来的数万难民惨死在此路沿线,成堆的尸骨已被铲进沟坑,已被今年的野草所遮盖,但路边的村镇,到处留下了死亡的痕迹,它们被撤退中的国民党部队,被美国的爆破小组,被进犯的日军或是被十四航空队的飞机接二连三地坚壁清野,已烧毁一空。”他是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亲身见闻,并对这次难民大撤退有真实的报道。
桂柳难民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上,同时也是中国难民史上极为悲惨的一页,应该铭记。
(本版资料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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