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逝世十年祭
唐德刚
（1920－2009）
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39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亚洲研究系主任；2009年10月26日，逝世于美国旧金山佛利蒙家中。代表作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等。
1990年，唐德刚（左）与张学良在台北张氏寓所商讨文稿。
《李宗仁回忆录》
《晚清七十年》
《段祺瑞政权》
《张学良口述历史》
如果不是媒体编辑提醒，我根本没有想到唐德刚先生竟然匆匆去世十年了。书比人长寿。唐先生不在了，但十年来不时恭读唐先生的著作，似乎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久已远去。
“吾皖老母子”幽默博学，妙人妙言
当今中文读书界，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吾皖”唐德刚先生和余英时先生。余先生的深刻、博大，从许多根本观念上极大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学人；唐先生的博学、幽默、机智，善于叙述，会讲故事，让一代又一代中文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获得了纯学术作品所不曾有的情趣，又获得了金庸作品中所不具备的学术。
唐先生是“我们安徽”肥西人，1981年再访大陆时，曾回老家省亲，并到我所在的安徽大学讲学，从而让我们身处封闭环境的学子得见国际一流学者的风采，聆听唐先生的妙语。我依然记得唐先生在分析中美学术差别时，借用当时中国的政治术语强调，美国的学术是“第一世界”的学术，因而他们可以不问有用无用，完全以自己的兴趣作为学术的进路；而中国是“第三世界”，因而中国的学术也是第三世界的情形，就是在历史学的选题上也只能在实用的框架内，不能像美国学者那样去做那些鸡零狗碎的小题目。后来史学界讨论所谓“碎片化”，我自然想起唐先生当年的说法，以为“碎片化”不仅不是学术的退步，反而标志着中国学术从第三世界向第二、第一世界迈进，是一种进步。
出洋留学，在国外生活几十年，唐德刚先生其实已经没有合肥那些特殊的发音了。但他或许是为了调侃，或许确实想到了青少年，他在课堂上动辄便说“吾皖老母子”。这句话书面上感觉不出趣味，要从唐先生那纯正的肥西声音说出来才行，当然最好还要伴随着他那特有的面部表情。
由于都是安徽人，唐先生后来来北京开会，我们这批寓居北京的安徽历史学者，总会想法合起来请他吃饭闲聊。那时，还有他中学时候的玩伴在，因而作为后生小子，看着前辈亲密无间无所忌讳的故事，虽插不上嘴，但确是幸福在焉，至今令人回味。
北京之外，我有幸在胡适学术研讨会、安徽近代人物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本所召集的一些学术研讨会上聆听唐先生的妙言妙语。
口述历史不只是笔录，更是复杂研究
唐先生1920年生于肥西唐家圩，后来就读于舒城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先生随学校千里奔波，流亡大后方。后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他的中学、大学同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还有几位健在，且健谈，他们的闲谈讲了许多可以补正史之不记的趣闻雅事，可惜那时只顾得乐呵呵傻笑，没及时记下来。
抗战胜利前夕，唐先生从中央大学毕业，随即返回故乡充任安徽学院史地系西洋史讲席。1948年，唐德刚先生漂洋过海，赴美留学。数年苦读，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再接再厉，195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遂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对哥大图书馆中文图书征集、整理、修复贡献良多，许多年代久远的旧报刊，因为唐馆长组织抢救，获得了新生，得以继续保存。
1950年代初期，原先一大批依附于国民党的政治、学术乃至实业界人物，纷纷到了美国做寓公，静观时局。这批人拥有丰富的经历，对于晚清以降中国历史研究，无疑是一个不可再生的丰富资源。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哥大东亚研究所成立“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聘请唐德刚先生为专任研究员，负责制定口述历史编纂计划。
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哥大口述历史部先后选择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何廉、蒋廷黻、陈光甫、张发奎、吴国桢等为传主，先后形成一批英文口述历史。稍后，胡适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回台湾主持科学研究机构。于是，唐德刚利用与胡适的特殊关系，大幅度推动了台湾的口述历史规模化发生。这些作品早些年差不多都引进了大陆，对大陆口述历史的兴起和发展启发良多。
其实，口述历史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读《史记》，可以清晰感觉到太史公除了阅读档案文献，一定有相当部分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与历史当事人进行过历史经历的口头采集，这就是最初的口述历史。但是，科学的口述史，并不是简单地利用录音工具记录历史当事人的述说，而是有一系列规范、步骤。按照唐德刚的看法，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值得花费精力做口述历史，首先要看这个人物在历史实际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从唐德刚所做的口述历史看，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基本上都是政界、学界公认的大人物，都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口述历史就是要记录这些人物在关键时刻所思所想所为，最大限度为历史研究留住宝贵的一手资料。
至于实际操作，也不是听凭传主信马由缰讲下去，而是提前做好充分的案头工作。根据传主的著作、文献，如果能够查阅相关的档案最好，根据这些资料，在与传主正式开谈前，至少要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日谱或年谱，这样就可以引导传主讲出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根据后来的感受重构历史。
当今中国口述历史后来居上，蔚然成风。但凡有问，我差不多都会格外推崇唐先生开启的合乎规范、合乎流程的口述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绝对不是当事人说，整理者笔录，而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过程。口述历史的转写者所要投入的精力，丝毫不比专题研究少，甚至远远超过一般的课题研究。这在唐德刚先生自己操刀的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口述历史文本上表现最为突出。
“胡适之老学生”口述自传，打开大陆史学新天地
1972年，唐德刚先生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担任亚洲研究系主任。在这里，唐先生对于历史教学，对于近代中国历史叙述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为其“衰年变法”奠定了基础。
他在1997年为《晚清七十年》作序时不无感慨地强调，“作为一个以历史为专业的教师，我个人自二十四岁开始在大学教授历史以来，至此已四十余年。在此将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去了。在哥大研究院专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车书史料进课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二十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作专任。其中十二年则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并负责设计和教授多种科目。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授训练班中，也曾担纲教授多种科目。总之，四十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科目几近二十种之多。作为一个课目设计的负责人，你纵不亲自上课，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其彻底地掌握。加以纽约市大的学生和家长们都来自世界各地，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万般复杂。作为一个历史科目的教师，尤其是设计人，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面面顾到。日久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不知，也没一项知得太多的大杂家。”
唐德刚先生十几岁时就已圈点了一遍《资治通鉴》（夏志清：《胡适杂忆》序），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美国史、西洋史，毕业后在哥大和纽约市立学院长期主讲中国史、亚洲近代史，历史是他的职业，文学是他的爱好，哲学他也受过严格训练，因而唐先生博学多闻，风趣幽默，诉诸文字，久为学界所共见。至于专精，在几个专门领域深耕细作，成就辉煌，也非一般学人所可比拟。
现在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初听唐先生演讲时的情形，无疑是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学问受另一位安徽人胡适影响至深，一再重申他只是胡适之先生晚年的一个“老学生”。
胡适之在今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传播，其影响已如日中天，不时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与新文化的旗手鲁迅比肩而过之。但是，今天的读者还不太清楚，也就是三十多年前，唐德刚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访安徽大学演讲时，作为安徽人，作为安徽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我们真的不太清楚胡适，更建立不起来亲近感。胡适在1949年之前固然风光无限，一时无双，但在国共内战最关键时刻，由于政治的原因，胡适也是为数不多的文人出身的战犯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问题，进而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批胡运动，其成果，就是1955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胡适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上最负面的知识人，至我们这一辈到大学读书时依然如此。
唐德刚先生演讲中自然而然地描述与胡适的交往趣事，如数家珍，让我们这批仅仅看过批判文章而无缘见过胡适真容，更无缘阅读过胡适作品的青年读书人受到强烈震撼。那时的图书馆，胡适的作品久已下架，出版社至少已有三十年没有再出版过胡适的书籍或文章。印象中，我们这一代最先读到的胡适作品，只有山东大学葛懋春、李兴芝编辑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下册，由华东大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部书的上册选录了一些胡适的作品，这对于几十年只知道批判而不曾真正阅读过胡适的人来说如触电然，说实话，我稍后写作本科论文《胡适历史观研究》，从这部书中获益不少，毕竟减去了许多翻检之劳；这部书的下册全文收录唐德刚先生“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这大概是这部名著第一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胡适口述自传》对于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一是胡适并不是像过去所批判的那样仅是糟粕，胡适的温情、柔和，不偏执，善说理，在那时赢得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群。另一方面，《胡适口述自传》带给中国历史学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天地，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表达，人物传记还可以这样去写。
对于我来说，这部口述自传，厘清了胡适毕生的事功与思想，让我对胡适思想的理解更深入、更便捷。从这部自传，尤其是唐先生喧宾夺主式的大量注释，风趣、幽默，不失庄重，又显得极为亲切，仿佛胡夫子就在我们面前聊天。胡适经历中的许多疑案，诸如博士学位问题、女朋友问题，唐先生也都举重若轻地提起放下，成为那时知识人茶余饭后的话头之一。
胡适之是现代中国了不起的大学者，但是如果没有他这个晚年门生唐德刚为他写的口述自传，没有唐先生的《胡适杂忆》，胡适可能就像朱熹、王阳明那样的理学家或道学家，可敬而不可爱。有了唐德刚的描述，胡适之既可敬又可爱，民国人爱说“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就在这里找到了例证。周策纵先生在为唐德刚《胡适杂忆》写序时说，“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读了德刚的胡适，你也可以和他（胡适）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也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
《晚清七十年》一部中国近代史导论
唐德刚先生毕生从事历史写作，且如此勤奋，因而著作等身，口述历史作品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顾维钧回忆录》；研究著作有《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等，均有中文本在大陆出版，一印再印，版本繁多，影响巨大。但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如果一定要排出个一二三，除了《胡适口述自传》，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当数《晚清七十年》。
《晚清七十年》是唐先生用英文写成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后经不断增补修改而单独成篇，遂为过去二三十年全球中文世界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读本。这部书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市场影响力，不是作者的研究如何独具特色，如何深入，而是作者继承了传统史学、文学，尤其是明清以来历史题材话本的传统，刻意营造了历史叙事的内在紧张、氛围，语言极富个性，充满磁性、魅力与魔力，特别是作者极具现实情怀，在描述近代中国历史时，不时恰如其分地与现实适当勾联，一语点醒梦中人，读者可以不接受其说法，但不能不佩服他的机智、幽默、博学。
就研究而言，《晚清七十年》充分继承了海峡两岸过往几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积累，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重大事件，都能给予合乎情理、逻辑自洽的解释，是至今理解近代中国一个很不错的读本。
“历史三峡”实证主义者的历史哲学
唐德刚先生是一位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并无高深玄妙的历史哲学，但是多年读史也让他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比如他的“历史三峡”说，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晚近几十年中国历史叙事模式的建构。
从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说，可以感到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的印痕。唐先生认为，截至目前的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从战国至秦汉，大约经历了三百年时间，终于构建了统一的大帝国，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学术上放弃百家争鸣，实行文化独断主义的儒术独尊，建立职业官僚体系。这次转型为此后两千年帝制提供了一条通道，其政治设施、文化举措，都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大致相当。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转型，唐德刚先生认为当数近代以来西方因素进入引发的现代国家重构，也是我们这几代人及身而见的历史情形。这一次转型与第一次明显不同。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则不然。它主要是因为西人东来，对着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的挑战，逼着中国人非转型不可。这次转型的标志，主要有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经济上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学术上化独裁专制为开放共享。简言之，第二次转型就是构建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
根据唐德刚先生的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多年的苦难岁月悄悄过去了。从林则徐开始，至今已有五代了。古人所谓“五世其昌”，在唐德刚看来，中国历史必将由此揭开新的一页：“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的大胆预言，是基于历史长时段研究所生发的乐观主义情绪，它必将继续激励中国人奋斗向前，锲而不舍。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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