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与六安》第三集编辑出版背后的故事
戚卫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风靡大江南北，歌中唱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明天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每当我轻轻地拿出《皋陶与六安》(第三集)翻阅，脑海里立即腾飞起对这首歌曲的美好回忆。是啊，正好过了二十年，接续结集出版这本书，与这首歌的歌词描述有着何其相似之处!
动议编辑出版《皋陶与六安》(第三集)的事，就要从2016年春季说起了。
大约2016年4月的一天，时任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胡刚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皋陶文化研究会能否与政协合作，共同承编出版一本皋陶理论研究的书籍。他非常谦虚地说：“我没有参与过皋陶研究，心里没有把握，这方面全靠你们了”。我满口答应了胡刚：“胡主任，你放心，我有充分的信心，一定能够编辑好一本有较足分量和较高质量的皋陶文化研究专著”。
为何说出这样有底气的话?这与我们皋陶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所做的工作和具备的能力密不可分。
我清楚地记得，2015年4月4日上午，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会在皖西宾馆召开了成立大会，标志着新的六安皋陶文化研究机构诞生，本人还被大家推举为会长。由于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务员，承担这样的任务，感到困难多、压力大。我也明白，由于种种原因，推出其它合适的人选确实难，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静下心来，我思考到，由我来牵头皋陶文化研究工作也有优势。其一、自己从事的许多工作与皋陶文化研究有关，且有本人所在文化主管部门领导的鼎力支持;其二、有六安市一批皋陶文化研究者和守护人的支持，如皖西学院姚治中和马育良教授、文化部门的老领导曹光森和周其庆、皖西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史红雨和鲍传龙等等;其三、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为我们研究皋陶文化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我暗暗提醒自己：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能牵头为皋陶文化研究做些添砖加瓦的小事也是好的。
研究会成立后，我们首先在学术理论方面鼓劲加油。作为会长，我一方面继续支持曹光森先生领衔编辑出版《皋陶文化》，另一方面，由我牵头推出了研究会自己的理论小册子《皋陶文化研究》，并以此为阵地实施理论创新。特别近年来研究会同仁从解读新出土竹简中，产生了一批对《厚父》、《容成氏》、《唐虞之道》的研究成果，让人眼睛一亮。我想，这些不都是六安接续出版皋陶文化研究专著的重要基础嘛。
万丈高楼平地起。答应了胡主任后，我略一思考，就把“两条腿”走路收集研究文章的思路告诉了胡主任。“一条腿”就是由市政协文史委在门户网站发告示征集皋陶文化研究文稿(包括网上搜索到相关文稿后主动联系作者)，考虑到《皋陶与六安》前两集分别于1993年、1997年出版，因此征集文稿要求发表或完成时间一般为1997年以后的(特别重要且没有在前两集中使用过的除外);“另一条腿”是，通过召开内部会议和在市皋陶文化研究会发动，征集文稿。在内部征集上，由于我们有上述两本研究刊物的奠基，加之曹光森、马育良、姚治中、鲍传龙等先生的积极支持，我们很快就征集到了研究会和市内作者文稿50多篇;又经过三个多月努力，市外征集也传来佳音，收到50多篇。我和鲍传龙副会长、马育良教授对100多篇文稿逐一阅读筛选，经认真仔细选择后确定43篇(其中皋陶文化研究会成员撰写22篇)，加上约稿中国先秦史学会宫长为、刘义峰为本书撰写的两篇专文，共聚成45篇。
考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六安出版的这两本书及社会影响，我向胡主任建议，该书沿用《皋陶与六安》书名、书名题字(胡绳先生)和出版社(黄山出版社)，这些建议在出版中均得到体现。我还与胡刚主任一起赴合肥，邀请省政协副主席、国内先秦研究知名学者李修松作序。他欣然接受，让我们心中更加充满动力。李修松副主席还在序中对六安编写《皋陶与六安》(第三集)及涌现的新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通过历时一年多时间的征集、筛选、打印、校对、编辑等工作，《皋陶与六安》(第三集)于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在2018年1月召开的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获得了赠书，成为首批读者。
在成书过程中，让我十分感动的有：时任市政协副主席刘德新亲任主编，并和原市政协副主席陈昭亮分别为本书提供了厚重的文稿。中国先秦史研究老前辈齐文心先生，不顾年迈，伏案修改旧作《“六”为商之封国说》，注释部分也做到了细致入微，并多次致电关心文集编辑工作。市皋陶文化研究会马育良、鲍传龙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选稿统稿、分类编排等工作，马先生不仅对每篇正文部分，还对文后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均提出了规范化要求，使本书的成文质量有了较好保证。还有鲍传龙先生对个别作品存在的不足不厌其烦地作精炼处理，胡刚主任千方百计查找和联系作者，市政协公务员杨曼在本书装帧设计上心灵手巧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深印象。当然，本书成书的过程中也留有一些不足和遗憾，在《皋陶与六安》(第三集)后记中作了说明，这将成为我们今后从事皋陶研究编辑工作的改进之处。
与此同时，为学习借鉴外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刘德新副主席还于去年3月亲自带队赴山西、陕西学习考察，特别是山西洪洞县打造华夏司法博物馆的案例给我们重要提示。这就是：挑选积极热心的人来做事，争取各方支持做成事。该馆内设“法之源”“历史篇”“人物篇”“皋陶后裔姓氏纪念堂”和摆放皋陶铜铸像等，以史料、实物、图片、碑文、壁画等形式手段作一一展示。我们六安虽然在理论研究上成果较丰硕，但仍要虚心借鉴外地经验，在打造皋陶文化传承平台、谋划产出皋陶文创产品等方面多做实事，争取更多更大的皋陶文化新成果。
说完编辑出版本书背后的故事后，我也借此机会说说我对本书较为优秀作品的看法与评价。在外地作者中，叶修成的《论“谟”之生成及<尚书.皋陶谟>的文化意义》值得认真一读。我觉得该文对《皋陶谟》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朝聘制度研究较透，且引用不少新的考证成果，告之我们对《大禹谟》(应为《大禹》)不要简单否定。皋陶德教思想、法治思想与周公思想的一致性，周代的《九刑》是夏代《禹刑》的承继发展，周公礼乐为治思想也是《皋陶谟》中朝聘之礼的发展。武树臣的《寻找最初的独角兽》洋洋洒洒约3.7万字，从10个方面对独角兽“法文化”作详细论述及考察，视野开阔、资料翔实，值得研读。齐文心《“六”为商之封国说》、何光岳《六国考》虽然发表时间较早，但作为六安人应予拜读，因为他们讲的六安之源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应知。同时，市皋陶文化研究会姚治中的《<厚父简>的历史价值》、马育良的《皋陶与六安古史的构建书写》、曹光森的《皋陶与中国鼓文化》等文章有见地有新意，本人比较欣赏。此外，我觉得通过这次成书的过程，也启发我们，我们要把皋陶文化与群舒文化、西山文化、蓼文化等皖西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又相互呼应的大一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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