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海中定格的红灯笼
□于永军
著名作家李存葆的《祖槐》中有个名句：“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诚如斯言！故土与游子，往往如同洪洞霍山上那与山体相连的山岩，不管光阴之波如何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掉。正是这一情结所系，每当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之际，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一种在我脑海中定格的红灯笼——人民公社年代家乡父老制作的光荣灯。
那个时候的农村，一个乡镇为一个人民公社，一个自然村为一个生产大队，大队又按村落自然布局划分生产小队。经济困难的年代，乡亲们过年挂灯笼大都是自己动手做，我那在大队担任民兵连长多年的堂哥，每年都要从各生产队抽调专人像派任务一样组织制作光荣灯。光荣灯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先用竹片或粗铁丝扎成两个尺寸大小相同的五角形，分别搭上横杆用铁丝固定，形成立体形的五角框架。然后，通体镶上红纱，成为一个五角红灯，两面中白处贴上8个金黄大字：“英雄门第，光荣人家”。再后，在各个角间分别贴上“送子参军”“保家卫国”“战斗英雄”“喜报回家”等题材的剪纸。
光荣灯让我钟爱的原因，关键在“光荣”二字。喜庆新春，家家户户可以挂红灯笼包括五角红灯，唯独不能标写上“英雄门第”“光荣人家”，因为那是生产大队专给烈军属的荣耀。我们村子不大，只200来户人家。那时，能够享受挂光荣灯的只有3家。我家便是其中之一。1969年底，我哥哥参军当了工程兵，打那以后，每年春节，村里都给我家送“光荣灯”。
村人送光荣灯的时间节点，惯例都是在小除夕即大年二十九掌灯时分。先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有线喇叭上喊话，让基干民兵和共青团员到大队部集合。不一会儿，“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便在大队部响了起来。个把钟头后，人召集得差不多了，送光荣灯的队伍便开拔了。在无电视、无多少文娱活动的年代，“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吸引了若干没上学的孩子和放了寒假的学生，大家不约而同堵在大队部门口看热闹。送光荣灯的队伍出发了，他们便自动跟后，随着锣鼓点扭着、闹着、欢笑着，送光荣灯的队伍平添了更多的热闹。
每逢此时，我们家便会上演一番认真的准备：院子里，早拾掇得利利索索；大门外，扫了一遍又一遍。一家人列队欢迎般候在门口，等那锣鼓声走近，等着接光荣灯和发给烈军属的慰问信。当然，随同灯和信，还有3斤猪肉、4两茶叶和1包蜡烛。这点东西，放在现在，根本不起眼，但在贫困年代的农家，那可是一份让人眼睛一亮的重礼。
不过，从父亲的眼里，我感觉他更稀罕那盏光荣灯——亲手接下来，宝贝似地拎进家门，挂在小孩子够不着的地方。除夕大清早，就高高地挂在了大门口，未至掌灯时分就燃亮了灯中的蜡烛。烛光中，那“光荣人家”“英雄门第”赫然闪耀着，似在与大门上火红的春联比美，又像在与墙角憩息闪光的镐头和弯把犁交流，与挂在屋檐下裸露金黄牙齿的玉米棒、鲜红的辣椒串对歌。站在光荣灯下，一种非同寻常的心境油然而生。灯光下的父亲，内心高兴溢于言表，岁月写在脸上的皱褶仿佛都打开了。那决不只是一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的农民以看似雷同的形式在迎接新年，也不只是一个家有男儿为国戍边的父亲在乡亲们面前的自豪，比这更深沉的，还有父亲对儿子保家卫国的嘉许，对乡亲们在安宁的年夜里欢度春节的欣慰。每当此时，看着父亲凝重的神情，我的心头便热热的，眼窝也润润的。
“光阴一岁一枯荣，又逢家家红灯笼。上年挂灯似昨日，转瞬又买来年灯。”哥哥得来的光荣灯挂了6年，我也参军了。再后来，我的弟弟、两个侄儿包括我的儿子，也都先后进入了卫国戍边的行列。40多年了，每逢除夕之夜，无论我站在哨位上，还是在值班室值班，或与官兵一起过年，在我的心头，家乡的光荣灯一直在闪耀。乡友们说，这是一种对流逝时光的怀念，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我不否认此说，但也不完全认同。因为我分明感觉到，个中更有一种职业的自豪，一种不负父老期望的责任和义务。它顺着我的血液游走，深入到我的血管、我的骨髓，藏进我的心间，也常常萦绕在我的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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