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跃“出走”半生归来仍“书生” 告别公务繁忙，回归“藤花书房”

唐跃为徽派题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艺理论研究，到转入行政岗位工作20多年，再到退休后重新回归自己心爱的“藤花书房”，唐跃说，自己竟有一种久违了的感受。“尽管已经走过的几十年人生道路不断转换着身份，一介书生终究是我最准确的角色定位。”日前，知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唐跃携新书《藤花集》做客徽派直播，分享了一位公务人员的艺术人生。

新书里有我最早的文学梦

徽派：《藤花集》这个名字很雅致，有什么由来吗？

唐跃：这套文集里的第一篇文章写于36年前。那时，我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三个年轻教师挤在一间宿舍里，写东西只能去图书馆。两年后调到省艺术研究所工作，暂时没有住房，和父母挤在一起，写东西只能在床边支一张书桌。又过了两年，爱人在工作单位分到两室一厅的住房，当时女儿刚出世，家中请了保姆，我们住一间，保姆住一间，写东西还是在床边支一张书桌。直到1998年，我在工作单位分到住房，仍然是两室一厅，但面积比先前大了许多，装修时从客厅隔出一块来，用作书斋，虽然很局促，但总算有了安心读书动笔的天地。遵照古人所说的“室雅何须大”，我找出一幅珍藏已久的赖少其先生的金农体书法，上书“藤花”二字，托裱装框，悬于门楣，造出一间“藤花书房”。打那以后的文字，都是从这间书房里炮制出来的。所以，这些文字汇成文集时，便叫作“藤花集”。

徽派：新书有六卷，每一卷的卷名都是以言字旁的字开头，是什么特别的用意？

唐跃：首先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的。最早的是文学梦吧，当时留校任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做点系统研究，主要是小说评论。正好改革开放不久，当时评论界窗口打开了，英美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都介绍过来了，让我们眼界大开，这些理论为文学评论提供了许多新的角度，有利于弥补单一运用社会学方法所留下的评论空白。我的大学同学谭学纯是研究语言学的，留校在语言研究所，我俩一拍即合，试图把文艺理论研究的长处和语言学研究的长处结合起来，深入进行小说语言研究。其实，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命题内涵相当深刻，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是载体，而是有本体价值和意义的。韩少功举过一个例子，我们通常讲一颗脑袋，文学则可以用一粒脑袋表示瘦小的脑袋，用一团脑袋表示肥胖的脑袋，用一块脑袋表示榆木疙瘩，这里边就有内容增值。所以我俩顺应潮流，运用新的理论方法进行小说语言研究，合作了六、七年，出了两本专著，《接受修辞学》和《小说语言美学》，现在还被一些高校文学院系作为教学参考书。

平衡公务立场与艺术立场

徽派：转入行政工作岗位后，留

给你自己的写作时间是不是

更少了？

唐跃：确实，转到行政岗位后必须天天上班下班，公务活动很占时间，理论研究只好告一段落。但是，我是做业务出身，可以说是带着艺术理想进入行政管理队伍，很想为安徽的艺术事业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实际上，行政立场或者说公务立场，在大方向上与艺术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希望出好的艺术作品，好的艺术家，只是侧重点、切入点不同。前者首先要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后者则首先关注艺术规律，甚至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在做行政的20年里，我力图用两种语言说话、两条腿走路，把公务立场和艺术立场统一起来。2016年退休时，我清理东西，电脑里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公文语体，30多万字，包括起草领导讲话，调研报告、重大工作的方案和总结等，内容都是站在公务立场上必须要说的话；另一个是个性写作，也是30多万字，包括剧评、画评、一些艺术家的人物侧记等，在这些文章中更多地探讨艺术规律，说一些艺术家们想听的话和想说的话。

徽派：能否具体说说你是如何处理公务立场与艺术立场的关系的？

唐跃：主要是相互理解。比如说，对于艺术家们的艺术创新，不能简单地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否定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不尊重传统，就是不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其实，马兰排《秋千架》也好，韩再芬排《徽州女人》也好，都是试图为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发展寻求出路。对于他们的创新精神要有充分的理解，要给予引导和鼓励，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批评。另外，当我们站在公务立场上对艺术家们提要求时，尽量用说理的方式，用平等对话的方式，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语系统，而不是居高临下，你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就不行，从而引起逆反。怎么样把公务立场所要强调的东西和艺术家们实现艺术理想时所要做的事结合到一起，做好协调工作、平衡工作，这是我从事20多年艺术行政管理工作感到最有意味的事。

好的评论会给创作者启发

徽派：除了文学评论，你后来又进入了戏剧、美术等评论，这方面的契机是什么？

唐跃：戏剧评论可以说是我的公务活动的延伸，因为抓戏、看戏是我的重要工作，在这个过程里产生一些想法，写下来就是评论文章。美术评论嘛，过去对美术就比较爱好，后来到文化厅和文联工作，跟画家们接触越来越多，收到很多画册，花花绿绿的，码字码累了用做消遣，挺好。看多了，看出一些心得了，就有了写点什么的想法。一个偶然的机会，给丁寺钟写了画评，觉得很有意思，便接着写自己比较感兴趣的画家，也有画家主动找上门来。我写评论的时候坚持两条，一是给我要评的人和作品确定一个坐标，描述一个大的背景；二是我特别想深入到画家和戏剧家的技术层面去做些解读，比如水彩画家用水怎么用的，写意人物怎么写的，又比如表演艺术家的唱腔韵味是如何形成的。我感到，技术层面的解读最受艺术家们欢迎。

徽派：你认为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

唐跃：当然是相辅相成的。一般来说，写评论总要依据作品来，总要对作品进行分析，坚持从艺术出发的评论一定会对创作产生促进作用，即使观点和创作者不完全吻合，只有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也会从相反的方向给创作者很多启发。与创作一样，做评论也要坚持艺术规律。认艺术这个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的评论要真实、真诚，把认识过程反映出来，争取最大程度地接近作品的真相，说好还是说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正接近作品的真相。艺术评论也是艺术，要有艺术底线思维，要讲艺术立场，要讲艺术规律，评论话语也应当是艺术话语，因为不是礼堂叙事，不是在大礼堂做报告，而是艺术叙事，茶馆叙事，是跟创作者进行坦诚的交流。只要按艺术规律说话，就一定会对创作有所裨益。本报讯揽10部作品和写作道路。

首届“澎湃·

与艺术家交往是宝贵财富

徽派：新书的一大亮点，是你与各位艺术家交往的点滴，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唐跃：我一直在说，我这20多年行政管理工作做下来，积累的最大财富，就是交了一批艺术家朋友。总体上说，艺术家属于性情中人，虽然身份不同，你让他感觉到你真的理解他，他一定会把心交给你。我离开工作岗位3年了，但没觉得离开，因为这几年跟艺术家们的接触更频繁了。以前还跟公务活动有关系，现在我们聊艺术，完全当朋友相处。在我离开工作岗位不久，黄震约我去他老家霍山散散心，他在路上宽慰我，说你虽然退休了，下班了，但是有更多的时间和朋友在一起玩了，其实是真正上班了。这话多么暖人心。在出版《藤花集》的过程中，许多作家、艺术家伸出援助之手，为文集作序，为文集的封面设计治印，把我的诗词写成书法作品配图，在我的藤花书房里拍摄了一批精美的黑白图片，用做《议文卷》的配图，等等等等。有了这套书，我可以说完成了一个转身，回归藤花书房，回归一介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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