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运妹 救援开启了我的第二段人生
如果有这样一份“工作”:每周固定体能训练2次,需要学习一定专业技术；每次接到突发任务,无论白天黑夜,一个电话就赶到现场；执行任务经常需要夜以继日,任务期间用餐和休息都可能不足；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报酬,有时还需要自己“贴钱”……您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吗?
就在蚌埠,就在我们身边,就有着40多个这样的人,他们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因为同样的理想,选择了这份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工作”,他们的理想,是“竭尽所能在灾难面前挽救生命”,他们的名字,叫“蓝天救援队”。
队里有个爱说爱笑的“梅子姐”,这就是50岁的朱运妹了。她不仅是蚌埠蓝天救援队筹建伊始就加入的“创始队员”,也是至今“出勤率最高”的老队员之一,还是仅有的几位能够经常奔赴一线执行任务的女队员之一。与“深读周刊”聊起自己的经历,梅子姐说,是救援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更加充实和丰富的人生、证明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人生。
他们眼中的她
一眼看上去,“梅子姐”瘦瘦小小,再加上黢黑的肤色,还真有点像一棵挺立在风中、略显枯干的梅树。可就是这样的梅,愈是寒冷,愈是绽放得灿烂。经历过二次就业、多年照护、半身不遂等几重压力的女子不多,像“梅子姐”这样重开第二人生,活得更加灿烂的更少。
——记者
队里现在45个人,梅子是除了副队长之外出勤率最高的女队员,在全部队员中出勤率也能排在前10。2018年她出勤81次,2019年她出勤51次,2020年到现在8个月,她已经出勤32次。
——蚌埠蓝天救援队队长王俊
参加救援这么多年,梅子黑了,瘦了,但是身体越来越好了,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关键是做这个事,她很快乐。所以她喜欢做,我就会支持她,哪怕有时候耽误了生意,影响了挣钱。
——朱运妹的丈夫
记者:梅子姐好!听说您的本职是“老板”,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吗?你又是怎样参加到蓝天救援队中的?
朱运妹:什么老板啊,做点生意。我以前是第一麻纺织厂的,1993年就离职了,离职的原因是父母亲同时生病,所以工作和家庭必须要放弃一头。那之后,就基本是在家里照护老人。从1993年到2006年,我一个人伺候了6位老人,我的生父母、养父母、公公婆婆。这其中,在1999年,稍微有空闲的时候,开始在古玩玉器市场开店,做点与玉器相关的生意。做生意主要是考虑到,时间上要比上班自由一些。
2006年的时候,把老人都养老送终了,我的身体状态也已经非常差了。2007年的时候还出现了脑梗,半身不遂的情况。那两年,市里差不多每一家医院我都跑到了,吃了不知道多少药,之后一边调理身体,一边参与一些户外组织活动,慢慢身体才好了起来。
一两年后吧,身体好转一些之后我就喜欢上了户外运动,比如徒步、登山、攀岩什么的,同时也喜欢做公益方面的事情。比如给失学儿童、留守儿童捐钱捐物,再如去一个老师的心理咨询室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心理知识,给留守儿童做做开导、搞搞心理咨询。2015年的时候咱蚌埠的蓝天救援队开始筹备,当时的队长就是带着我们一起搞户外活动的组织人,户外运动组织里的朋友们,就都很有积极性,再加上我本来就喜欢做一些公益,这时候身体也已经完全好了,几年的锻炼让我的体能和耐力也不错,就报名参加了。
记者:但是这个组织是没有报酬的,完全是付出,决定参加时您心里是不是也犹豫?
朱运妹:不,一点犹豫也没有。我想这跟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跟养父母有关。记得小时候,一个大雪天,一个乞丐走到我家门口要饭,爸爸就把他请进屋里来,坐在饭桌上吃饭。我当时看着脏兮兮的乞丐觉得不理解,爸爸说,咱家又不缺这一口饭,外面雪这么大,让人家到屋里吃一点、喝一点,暖暖身子再回去,人家感激你,你自己做了件好事,心里也安。后来我又看到,养父母经常给乞丐馍馍、饭,还给他们拿些米、面,让他们不仅中午能吃饱,还能带些粮食回去做晚饭。那时候大家的条件其实都不好,家里并不富裕,但是养父说,一个人付出得越多,得到的快乐就越多,心情就越好。家里的言传身教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参加蓝天救援队我不犹豫。
记者:您还记得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后,第一次出任务是什么样的现场吗?
朱运妹:记得,是打捞任务。我们蓝天的理想是挽救生命,但是现实中经常遇到打捞遗体的任务,我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是一个夏天的上午,我们接到电话,说头天夜里朝阳路淮河公路桥有人跳桥,需要打捞,我们十几个人就往现场赶。要说不怕那是胡扯的,一路上我都哆哆嗦嗦,在车上我就跟我们队长说,到了现场,只要是河里有了发现,艇上的队友通知了,我就要跑的啊。队长说,好,你跑吧,第一次出任务,理解。
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也比较差,我们就一个艇,大家轮流上艇,整个打捞过程就像大海捞针,从上午找到晚上,天黑之后就用头灯、手电筒来照明,晚上八九点钟吧,我听到了艇上队友的语音对讲,知道了发现了遗体,他们正靠岸,我就赶紧往远处跑。
记者:确实让人害怕,那第一次任务您做了逃兵?
朱运妹:跑了一会,我鼓励了自己很久,还是回到了现场,虽然那时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我在,我坚持住了。五六年下来,现在我已经完全可以胜任了。比如去年夏天在淮南,打捞一个高腐的男性遗体,离得老远,人都会无法控制地呕吐,但是我已经很正常地帮忙去抬了,之后还记录相关信息,包括拍视频。我们队呀,没有女人,全是汉子,到了现场大家都一样,我不能占用男人的位置。
记者:抢救落水者、打捞遗体只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但是这部分能救回生命的概率不高。那寻找老人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您印象深刻的事?
朱运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人已经落水数个小时甚至一两天了。也有一些求援及时、成功搭救的例子,比如去年曾经救回一个在龙湖大桥跳桥的女性,还有一次在大庆路淮河公路桥,队长在紧急关头拉住一个轻生女子,当时她身体已经悬空在桥下了。
寻找老人孩子,一是要靠强大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看到、注意到,还有就是靠看监控录像。看监控,我们经常一看就是一夜。这其中有一次,也是冷天,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症,从家里走丢了。接到求援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我们先调取监控录像,一个探头一个探头仔细瞅,直到天黑,终于锁定了老人最后离开监控录像范围的那个路口。找到路口之后发现,老人拐弯之后的那个区域是一片新建小区,监控探头还没有开始运行。我们十几个人就两人一组,地毯式地分头去寻找。每一栋楼,无论20层还是30层,我们从顶楼到底层,每一个楼道都去寻、每一个开着的门都进去看,但是很长时间后还是没有发现。这时候,大家在体力上都已经消耗很大了。
地毯式的搜寻结束还是没有收获,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地下车库,这个车库入口处非常黑,地面还有膝盖深的水,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有人主动走进去,所以开始时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里。但是考虑到,老人因为老年痴呆症神志不清,为了搜索全面,我们也进去排查,结果就在这里有了发现——老太太在一个角落缩着,奄奄一息地半躺在污水里。我们赶紧把她背上来,她的家人叫来救护车,立刻送到了医院,老人的命,救回来了。
记者:您刚才说的这些算是咱们的常规任务,今年的情况特殊任务就重了。比如这几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
朱运妹:是的。这个我们主要是支援外地,包括霍邱、淮南、庐江等地。每个受灾地区,都有各地来的许多支援队伍,有些是部队的,有些是民间的,比如我们蚌埠蓝天救援队。到了一个地方大家就根据当地政府的安排,在村委会、小学等地设临时的指挥部调度指挥、发放救灾物资等。根据对水情的监测,要泄洪或者监测到快破坝了,政府都会提前通知让群众转移,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需要去解救的民众呢?虽然也有破坝后水流过快造成的未能及时离开,但还有的情况就是因为一些老人的保守观念、对灾情的严重估计不足。我们经常遇到老人觉得待在自己家的小楼二层不会有危险,或者舍不得家里的鸡、鸭、牛和财产,就这样被困在楼顶,甚至有落水被冲走的危险。
比如有一次在霍邱就遇到老夫妻俩,他们的女儿住在县城,前期跟父母沟通时老人们不愿意离开家,后来水情严峻,女儿非常担心,央求上我们的艇一起到她家里,我们就答应了。到她家院里时水已经漫到了二楼,而且水位还在缓慢上升,老两口就在二楼顶上不愿意出来,说是舍不得鸡鸭舍不得家。女儿急得跪在艇上给父母磕头,求他们快点上艇,我也跟在旁边劝: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都没有你的命值钱啊!反反复复沟通了40分钟,老人终于上艇,解救成功。
另一次在寿县,我们出艇解救出来的群众,集中在水浅的地方,等着政府派车,送他们去几公里外的临时安置点。大家的裤子衣服都是潮的,很多人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腿上已经出现了溃烂的点,我就拿出自己带的酒精和药挨个给他们涂。给大家简单处理好,安排转移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他们突然跪了下来,冲我们这些人(救援的人)磕头,那个场景的感动,让我一生难忘。此情此景,旁边一个年轻女兵突然对我说,“蓝天姐姐,你看你这么娇小的身体,跟着跑了这么多天,我……我能抱抱你吗?”作为现场仅有的两个女性,我们俩就这样感动地抱在一起,眼泪止不住。
记者:今年你们确实太辛苦了。这样的坚守,年初阻击疫情时也有吧?
朱运妹:疫情期间我们主要做几件事,最开始是发宣传资料,检查各小区的消毒设施、额温枪等,还有运送各处来的救援物资到各医院。后来比较重的任务就是消杀小区。
每天我们要背着装满药水后五六十斤的桶,消杀十来个小区。从早晨七八点钟,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因为当时已经不准跨区域了,我就跟几个队友负责淮上区,现在我也记不清到底消杀了多少个小区,只记得应该是每个小区都跑到了。
特殊时期,就更没法提什么保障了。干这么重的活,一开始时,大家中午是饭都没得吃的。我们带了方便面,可天寒地冻的连热水都搞不到,大家就只能干嚼、硬吞,勉强充饥吧。后来我们就找到小区门口的值勤同志,帮忙烧点开水,一人一盒吃泡面,我们女同志还能吃饱,男同志就不行了,没过一会肚子就咕咕叫,大家就忍着。背着五六十斤的桶,一天下来,很多人肩膀都磨得出血、溃烂了,但是队里没有人抱怨,没有一个人说,太受罪了,我不来了。肩膀磨烂的人不能再背五六十斤的药桶,第二天就来配制药水、帮忙托药桶,做些轻巧的事情,歇一两天缓缓,再干重活。
当然后来随着疫情逐渐好转,条件也改善了,比如能买到糕点零食了,后来还能叫外卖了,大家至少吃饭保障好了,但是不管条件好还是差,大家心都是齐的,劲头都足足的,疫情不退,我们不退,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在坚持。
记者:救援是一个挺专业的事情,咱们是不是也得不断学习呢?
朱运妹:就是训练。我们每周二都搞两小时的体能训练,各种军训的项目,比如俯卧撑、跑步。每周六有水上训练,操艇、装艇。学装艇是因为出去的时候,艇都是拆成部件运输的,不然车上放不下,到了现场要自己组装起来。蓝天救援队每人都要学会这个,我们出去是救援的,到了现场你到不会装艇、不会操艇,那是去干嘛的?
记者:参与了这么多次的救援,有没有让您觉得委屈的事情?
朱运妹:有。主要还是在打捞任务中,有时候家人会很急躁,说话很难听。比如“怎么搞这么长时间,拿着纳税人的钱不作为!”等等,其实呢第一我们是全公益全免费的,更重要的是,到了现场我们要按照专业思路去打捞。要参考落水点、风向、水速、水深、过往船只等因素,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家属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所以也从来不会跟他们顶撞争吵。
但是坚持了这么久,我们还是得到了认可。上次在三汊河湿地执行打捞任务,现场人山人海,我们的车一到,围观的百姓就说,太好了,蓝天救援队来了,他们是专业的,他们来了肯定马上就能找到,他们还不收钱。听到这样的话我非常欣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
记者:那完全免费,咱们的运营怎么持续,经济上困难吗?
朱运妹:经济上,我们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报酬或者捐赠,现在政府给我们补贴了不少,包括很多设备都是政府给解决的,还有的设备我们平时没有准备,如果出任务要用的话,就可以找相关部门借用,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帮我们解决了,但是个人出任务,肯定是没有一分钱的。比如我之前说的去抗洪抢险带的药品,疫情期间买的糕点、外卖等,那都是自己掏的钱。
要说困难,现在不难了,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艰难。那时候虽然大家都不要报酬,但是车、艇需要油,需要保养,需要保险,这些钱就是我们队员大家摊。队里没有钱了,大家就你五百,他一千,他两千,这样凑。最困难的一次,有个队友捐助的纯净水,都被队长卖掉买汽油了。
再比如吃饭,一开始我们出去是吃5块钱一份的盒饭,后来5块钱的实在难找,加上有了补贴,现在能吃上10块钱一份的盒饭了。记得上次去黄山执行任务回来,路过一家据说“味道很好”的做鹅的饭店,队里一个年轻人就说,梅子姐我们能吃鹅吗?我说当然可以啦,龙肉都可以吃,大家AA。队长给我们每个人10块钱餐费,咱8个人80块钱,80块钱以内的从我这报销,超过80块钱的大家分摊。大家都很高兴的同意了。
条件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这样多有劲?如果说之前照护家庭、做生意是我的第一段人生,那这第二段人生,和这些人在一起、做这样的事,多有意义!我就打算,以后年纪大了不能再上一线,我也要给队里搞后勤,清洗装备、整理资料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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