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土地和乡村的感情超出了一切” “寻找”父亲吕鸿宾
莒县“红色群落”展览馆用一尊蜡像重现了吕鸿宾当年参加人代会时的场景记者陈学超摄
点击查看原图日照莒县人吕鸿宾，15岁逃荒闯东北，建国后成了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代表新中国农民出访过许多国家，多次参加过国庆观礼——这几乎是一个中国农民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誉。吕明明，吕鸿宾的小女儿，63岁的北影厂退休编剧。对她而言，光环笼罩下的父亲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她一生都在努力想要弄明白光环之中的父亲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以致企及这样的高度。
记者陈学超
谜一样的父亲
吕明明的一生被父亲埋下了深深的“伏线”。她命运的轨迹几乎与父亲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吕鸿宾曾前往苏联进行过三个月的考察，吕明明则在1971年考入了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
父女二人都与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尽管如此，吕明明后来发现，对于“老大哥”苏联所推行的模式，父亲有他自己的见解。
1952年4月至9月，全国劳模吕鸿宾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在莫斯科参加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瞻仰了列宁墓，先后参观了9个城市、21个集体农庄以及4个研究所、6个国营农场、7个拖拉机站、一个水利灌溉系统、一个土水改良试验站等等。
3个月的出访结束后，归国的吕鸿宾带回的是六本约13.2万字的考察日记，记述了他参加各种重大活动及考察集体农庄的所见所闻与体会。
多年之后，在自费拍摄以父亲为原型的电视剧《人大代表》时，吕明明忽然意识到了父亲写出这13.2万字所要面临的困难。“他没有上过学，认的字都是从识字班里学来的。”幼年时的吕明明一直以为所谓“识字班”是培训妇女的，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直要那么积极地往“女人班”里跑。“我是学俄语的，有些俄国人的名字非常长，非常难写。他就用自己发明的特殊符号甚至是白字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吕明明说，直到后来她才发现，父亲正是用在“女人班”里学来的字写出了这13.2万字的考察日记。“日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走苏联集体农庄吃大锅饭的道路，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大锅饭完全是两回事。”而此时的吕鸿宾，身份只是莒县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的思想非常超前，我百思不得其解。”吕明明说，在很长时间里，她一直无法解释，这样的一个农民为何在历经三个月的考察后，就敏锐地得出了上述结论。
直到后来随着对父亲的“寻找”越来越深入，吕明明才逐渐解开了心中的谜团：早在建国之前的1948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吕鸿宾就带领村里人建立了四个季节性互助组，因人派活，取长补短。次年，他所在的吕家庄小麦亩产就达到50多公斤，比单干户多产28公斤。考虑到互助组存在的局限性，1951年，吕鸿宾又率先办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创了一系列劳动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经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影响，他也由此成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带头人”。“他对土地和乡村的感情超出了一切。”吕明明说，父亲的先见之明其实来自他长期对土地和农村的观察。
父女的争吵
吕明明形容自己时说自己“很叛逆”。这种叛逆甚至一度引发了她与父亲的紧张关系。“红灯记里总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们家也不例外。”吕明明回忆说，小时候十分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一天天总是人满为患，父亲对别人的事总是操碎了心，对自家的冷暖得失却少有问津。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远近闻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寻着吕鸿宾的声誉前来找他诉苦说难的人络绎不绝。他在家每天接待四五个来访者，多时十几个。吕鸿宾甚至为此找来木工自费定做了12个小板凳，自备了十几个茶碗。
在吕明明的记忆中，父亲一生流过三次眼泪。其中一次是为村里的一个孩子。
当时，在吕鸿宾的安排下，村里一个自幼孤苦的村民被安置到山林队里负责烙煎饼，这个村民由此得以娶妻生子。然而，有天这个村民的妻子突发严重哮喘，急需送到沂水县就医。万般无奈的村民跑来找到吕鸿宾磕头求救。吕鸿宾赶紧打电话给民政局要钱要车将村民的妻子送往沂水。“他当时让民政局先垫上钱，然后再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扣。”吕明明回忆说，尽管这个村民的妻子最后得救，但他一岁多的孩子因为疏于照顾却不慎饿死，“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泪流满面。”
有时候，有些企业因为设备紧缺或是生产遇到了困难，也会找吕鸿宾寻求帮助。渡过难关之后，这些企业往往会给吕鸿宾送来钱甚至是抱着电视机来表示感谢，但这些都被吕鸿宾一一拒绝。“但每天早上打开门，看见门口站着穿得脏兮兮的农民，一手拿着用黑乎乎的手绢包着的几个鸡蛋，一手提着只老母鸡前来感谢他，他又会激动的很开心。农民临走的时候他会留下人家的鸡蛋，拒绝人家送老的老母鸡，还再回送人家一些茶叶或者红糖。”
这让吕明明感到一丝恼怒，“心想都是些什么玩意，给钱给电视机不要，非要几个脏兮兮的破鸡蛋。”
有次吕鸿宾前往北京参加人代会时，已在空军某部服役，在北京西郊机场担任中央首长专机翻译任务的她前往宾馆看望父亲时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怨怼，守着原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的面对父亲发起了火。“我和妈妈才是母女关系，我和你压根就不是亲情关系！”吕明明说，出于对小女儿的偏爱，吕鸿宾对她疼爱有加，但年轻时的她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仍旧难以理解。
吕明明只记得当时父亲跟自己说了一句话：“钱是很吸引人，但是给企业解决点困难就伸手要钱的话，那我还是一个党员嘛。但是如果不收农民的东西就会伤了他们的心——你是嫌弃他们脏他们穷吗？”“父亲说，最最伤不起的是弱势群体，是农民的心。这句话后来很长时间我才想明白。”吕明明说，“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没有机会再问他当时我是不是伤了他的心。”
父亲的“秘诀”
吕明明真正在心理上跟父亲和解，大概要一直等到1990年，也就是吕鸿宾去世那一年。
这一年，在西郊机场从事专机服务工作15年之久的她坚定地提出了退役。而之前她之所以报名参军，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作为新中国农民的代表，吕鸿宾与周恩来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总理有恩于我父亲。”吕明明说，父亲在的村子原来叫做吕家庄，正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吕家庄改名“爱国村”，周还亲自题写了牌匾。
为此，吕明明上大学时选择了俄语专业，而后报名参军得以专门从事中央首长专机的翻译服务工作，“就是想见见周总理”。
1990年6月，吕鸿宾在莒县去世。去世之前，吕鸿宾经历了一次生死抢救。当时，吕明明的弟弟守在父亲身边，吕明明没有。“他还是在张家长李家短的念叨他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弟弟气的要死。”吕明明回忆当时弟弟的愤怒说，“我弟弟就真生气了，说他还是顾自己的命吧，命都快没了，还念叨这些！”
弟弟同样对没能在抢救时守在吕鸿宾身边的吕明明充满怨怼。“自己的爹都不要，你要这样的女儿有什么用！”吕明明的弟弟说。
实际上，吕明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父亲的感召，只是她不自知而已：就在父亲抢救的时候，吕明明正在为一个身患重病无钱医治的15岁农村孩子奔波操劳。
当她回到结束抢救的父亲身边向父亲解释这一切的时候，她看见父亲一生中第三次落下了眼泪。“父亲跟我说，明明，爸爸有你很骄傲，你不跟别人一样，你理解爸爸。”
父亲去世之后，吕明明决心退伍，选择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解释自己的这一举动时，她解释说，想要拍摄一部以父亲为原型的电视剧，来探寻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一心愿终于在吕明明退休之后得以实现。她花了三年时间自费带着团队四处走访拍摄，这也逐渐解开了她心中关于父亲的谜团。
当她去到父亲当年开办的社办企业时，提起父亲当年的往事，厂里的几名老工人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他们是当地的孤寡穷苦，吕鸿宾的安置让他们脱离了人世的艰难。
当她去到几名原来跟随父亲的技术员家里的时候，提起吕鸿宾的点点滴滴，技术员们也变得哽咽起来——那段不堪回首的动荡岁月结束后，吕鸿宾将这些依旧被闲置没人用的“知识分子”高规格请来，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用小推车推着接来，是吕鸿宾让他们感受到了被人尊重的感觉。“一见他们哭，我扭头就跑。我平常不哭，但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吕明明说，她终于明白，父亲之所以能企及这样的高度，其实不外乎两个字——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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