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佛中国史》跳出中国看中国
《哈佛中国史》由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本报记者 钱欢青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换一种说法，历史是“用昨天与今天对话”，人们往往只有借助历史的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当今的存在。那么，多几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或许能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无论看的是当今，还是历史。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不断引进外国学者写的中国史，无疑是一件好事，这种引进已成风潮。从长销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到去年引进的日本讲谈社十卷本《中国的历史》，再到今年10月刚刚出版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不同国家顶级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构成了一面又一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映射出世界历史坐标之下，中国历史的复杂与丰富。他者的眼光，我们的历史。无论如何，每一个“他者”至少都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审视中国历史的窗户。
帝国版图下的城市、乡村，和人的生活
《哈佛中国史》由六卷组成，其中前三卷由美国学者陆威仪完成，第四、五、六卷的作者分别是德国学者迪特·库恩，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和美国学者罗威廉。
美国学者陆威仪撰写了前三卷，在第一卷《秦与汉：早起中华帝国》中，陆威仪分为帝国版图、一个备战中的国家、矛盾重重的帝国、帝国的城市、农村社会、外部世界、宗族、宗教、文学、法律十章进行叙述。其中对农村社会描写十分详尽，是对此前史书的重要补充，它把技术、生产和社会关系结合了起来，比如：“砖内衬砌法的引用意味着水井能够挖得更深，汲取到更多的水。华北平原，特别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区，水利灌溉主要依靠这种井水。这种灌溉技术的进步和铁犁的使用一样对农业产量大有影响。富裕农民能汲取更深的地下水，获得更多的水资源，这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收成。小农户为帝国对外战争缴纳的赋税日益增长又缺少资本挖掘深井，不久就会负债。借高利贷注定着钱一旦借了，就几乎没有能力偿还。因此，很多农民被迫卖掉他们的土地，或者把土地抵押给一位地方权贵，自己则变成这位权贵的佃农。”
叙述的平实和对细节的重视，依然是《哈佛中国史》的特点，在《元与明：挣扎的帝国》卷中，卜正民专设一节描写女性的生活，写到了那时常见的“溺杀女婴”现象，他还写道：“平均而言，一个明代女性能生育4个子女，不过其中最多有2—3个孩子能活到成年。女性面临着生育男性继承人的巨大压力，因此不得不一再经受有生命危险的生育过程。李日华的日记就反映了这一现实，在万历三十八年七月二日（1610年8月20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的儿媳妇陈氏因生产而死的经过。“李日华记述到，她患上了‘宫热\’，这是一位医生的说法。在服用了10帖医生开出的药后，高热退了。接着，陈氏早产，但生产过程顺利，她甚至起身照看产婆为女婴清洗。但随后她在用了几口粥后便突然昏厥。李日华急忙冲进屋内，而陈氏已散手人寰。陈氏16岁出嫁，18岁逝世。”
当历史比小说“还要离奇还要好看”
注重故事化的叙述，注重历史细节的呈现，是外国学者写中国史的一大特色。其中最为人关注的，也许是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作品，他甚至根据众多史料，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重构了康熙皇帝的内心世界。《康熙：重构一个皇帝的内心世界》在1974年出版之后，引起出版界的轰动效应，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甚至被白修德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称赞他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从不大张旗鼓，宣扬新的理论架构，却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
在薄薄一册《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又用小说家的笔法，写出了“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本小书的史料基础十分简单：一本《郯城县志》，一本当地官员黄六鸿写的《福惠全书》，一本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史景迁根据这些简单的史料，把镜头推移至山东郯城这一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并且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17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探讨了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和想象空间。《王氏之死》从1668年7月25日一场袭击郯城县的地震开始写起，“傍晚时分，月亮缓缓升起。除了一阵像是从某处发出、传向西北的吓人轰隆声外，没有一点预警。市区里的建筑开始摇晃，树木也开始有韵律地摇摆……有些人——像李献玉——掉入裂缝中，所幸碰到地下水流而浮起，抓住了裂缝。……高德懋跟他的妻妾、小孩、亲戚和仆人共二十九人居住在一起，但只有他、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逃过一劫。”历史著作在史景迁笔下，变得“比小说虚构”还要曲折离奇，还要好看。
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西方学者这种注重细节、故事和个案研究的著作比比皆是。哈佛教授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描写了乾隆时期一个“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以“叫魂”案为中心展开的细节和故事的铺陈中，孔飞力同样表示出了一种宏大的学术视野，并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以小见大，从一个案件透视出了盛世下的种种社会情状。
美国学者周锡瑞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则讲述了中国百年历史中一个家庭的变迁，从晚清到“文革”结束，把整个国家史诗般的记述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则在从14世纪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聚焦湖北麻城这个小地方的历史，从而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时代和政权的恒久。
当然，外国学者的中国史著作绝不仅仅是注重细节和故事可以概括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集中了费正清等众多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构建，资料极其翔实。而日本讲谈社的十卷本《中国的历史》，则特别注重对考古资料的引用，企图从考古学的意义上，“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而在凤凰文库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中，包罗了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方方面面的研究，其中英国学者伊懋可的一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讲述的是中国4000年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观念、知识和表达方式，与所在的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土壤、水、植物、动物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竞争冲突的历史故事，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
在《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总序中，该书主编、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回忆了自己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初衷。上世纪90年代初，卜正民在北京遇到清史专家朱维铮教授，曾表达过自己的迷茫——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朱维铮教授的回答是：“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铁屋子的时代已经结束，窗户不断打开，我们也该借助他者的眼光，从不同的窗户，瞅瞅屋里的尘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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