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济南人方叔洪
□白峰
在近年来追寻老济南史料的过程中，最让我动容的一个人物就是方范，方叔洪。我也曾试图联系方氏家族的后人以期得到更多的一手史料，但终未能达成心愿。在我心中，方叔洪是济南人的骄傲，是让我数番落泪的英雄。
家学渊源
方范，字叔洪，光绪末年（1908年）出生于济南。其父方慰农，济南人，应该是较早接受了西学影响的一代，早年毕业于日本弘文书院，回济南后曾任山东省视学、高等学校检查官。辛亥革命时，与王鸿一等人策划山东独立，后任阳城县、淄川县县长，胶济督办公署秘书长，胶济铁路筹办货捐局总办，直隶河务局局长等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包头投资建厂，被后人誉为包头开发的先驱者。1953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方叔洪早年曾就读于菏泽的山东省立六中，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省立第一高中。毕业后方叔洪先是自费去了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学习日文。是年秋，济南争取到了公派留日名额，方叔洪旋即回国考取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为官派生。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绕不开的一所学校，晚清时清政府就开始向这所学校选派留学生。大清选派的留学生最终成了大清的掘墓人，中日两国的军事精英大量出自这所学校，中国的比如蔡锷、蒋百里、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汤恩伯、何应钦等军政首领都出自这所学校，而侵华日军的大批将领也出自同一所学校，比如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阿部规秀等等，日本的高级战犯很少不是这所军事学校毕业的。
方叔洪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选择，缺乏明确的史料可以说明。可以肯定的是，济南当时的氛围以及他所受到的教育影响了他的人生抉择。
老济南有“曲山艺海”之称，济南人历史上的这些人与事，在艺人口中代代传唱，鞭打芦花的故事，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故事，在济南家喻户晓。济南人最爱听的是《响马传》，是《鞭打芦花》，每每为之落泪，与之气韵相近的《武松传》《岳飞传》也在评书、山东快书、大鼓书中余音绕梁，久久不散。这些故事也活在济南人的话语和生活中。济南人的价值感、心中的敬重和尊崇就在这山水之间的酒楼茶肆、茶余饭后，伴着青石板上汩汩的泉水四溢开来，生成了济南的城市文化，浸润着一城的父老。这些人与事，这些人与事所蕴含着的精神气脉，成为了他们行事的准则。
据方家后人撰文说，方叔洪当年最喜欢听的是《岳飞传》，这应该是可信的，我们从他后来的事迹也可以看出这种映射。
叔洪出生前的1904年，济南自主开埠，胶济铁路通车；科举考试也在这一年举办了最后一届，就此废除。济南这座古城也从此一分为二，成为老城区和商埠区，既传统又新潮。就在这一年，济南人比慈禧老佛爷还要早地看上了电影，电影院的名字叫作“小广寒”。这一年济南人也骑上了自行车，当时的报纸报道，一只狗狗见了这新奇的玩意，大惑不解，一路追着叫。
少年有志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老牌西方列强自顾不暇，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个迅速发展的间隙。待到大战结束，俄国变成了苏联，一时无暇东顾，对中国长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山东权益，驻军青岛，同时北洋政府为维持统治，向日本大举举债，先后有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和段祺瑞政府的“西园借款”，但是抵押的却是山东权益，将胶济铁路的治权和运营权抵押给了日本。所以山东问题以及胶济铁路在当时是中日之间矛盾的焦点所在。当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受挫时，遂引发了著名的学生运动，即“五四运动”。
这场运动最初的触发地其实是济南。北京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绝对主体的，而在济南却是以商人、实业家、市民为主体发动的，学生亦间杂其间，究其实乃是《凡尔赛和约》触及到了山东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从1919年4月，济南的“五四运动”就已经开始了，济南的学生也开始向上海、北京串联，散发文告、传单，进而引发了北京等地的抗议活动。这一年叔洪11岁。
随后的几年，济南一直处在北洋系的控制之下，整个中国处于统一、分裂，自治、联合多重的选择之中。这也是思想最为多元和活跃的一个时期，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君主立宪、民族国家、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种种不同的救国思想都在传播，但是有一点，中国的贫弱状态、在国际博弈中的弱势地位却没有多少改变。这一切深深地刺激着当时的每一个热血青年，方叔洪应该亦在其中。
1928年，方叔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学期间，北伐军打到济南，因为胶济铁路的问题，日本派出了远征军，引发了“济南惨案”，即“五三惨案”。这个事件是济南人心中永远的伤痕自不待言，其实在中日关系史上，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这场战争是未经日本政府授权的，这是日本派遣军自行其事的肇始，由此开创了一个极危险的先例，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战争，都沿用了这个做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过于依赖忠臣威望，疏于制度建设而带来的政府建制和制度上的重大失误和漏洞，于此显露无遗，伴随着较为开明的大正时代的结束，日本军部开始凌驾于政府之上，打压言论，为此后日本全面走上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埋下了伏笔。
在当时，日本还处在明治早期，延续着大正晚期的清明，属于立宪政体，媒体还不像后来完全被军方控制，所以“济南事件”发生后，日本的媒体报道很多，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据方叔洪的侄子方曾先生撰文称：方叔洪曾带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一批中国留学生撕掉军服上的日军军徽，在校园里集体高唱岳飞的《满江红》以示抗议。另有资料显示，“五三惨案”发生后，方叔洪旋即回国，意在参战。但当时的交通不似今日便捷，待方叔洪回到济南时，战事已然结束。方叔洪的愿望落空，但其血性和刚烈却通过这个行为表露无遗。
方叔洪又回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其心情之复杂、性格之坚韧也是可以想见的。1929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却没有回国，他与广东同学翁照垣一起游学欧洲，赴法国慕漠尼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复去德国学习炮兵技术，此时也正是纳粹在德国开始崛起的时期。可以说，方叔洪的视野、眼界，已非一般军人可比，从这些经历看，方叔洪其志不小。
为国捐躯
方叔洪1930年回国，随即通过翁照垣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等人取得联系，赴上海任十九路军教导大队大队长。另有一种说法，方叔洪是听闻“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后从德国回国的。我一时考证不清，不敢有定论。但是方叔洪一心报国却是毫无疑问的。
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方叔洪时年24岁。
中日军队在上海的闸北对峙，最早与日军交火的就是翁照垣部，翁时任旅长，而最早发起攻击的就是方叔洪率领的教导大队。这是一场血战，从1月28日一直延续到3月3日，日军调动了飞机、战舰、火炮，以优势火力发起猛烈攻击，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以及张元济耗尽心血创办的图书馆——涵芬楼，就是在这场大战中化为灰烬的，书页随战火升空、飘落，三日不绝，落地盈尺，这里面就有老舍花数年写就的长篇小说《大明湖》的手稿。多年以后，老舍将这部小说的几个片段改写成了几个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以纪念他在济南曾经的生活。
在闸北残酷的对峙中，前沿阵地多次易手，方叔洪亲临一线，亦曾多次率队冲入敌阵与日军肉搏，展开白刃战，可谓九死一生，是役也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技术。直到最后，阵地依然在中国军队手中。
这场战争中国军队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和顽强是日军始料不及的，日军三次换将，这在日军战史上是极罕见的事情，其间日军数次增兵，各兵种齐备，仍死伤逾万，代价惨重。然中国军队终因援军未能及时到达，而被日军抄了后路，不得已而主动有序撤退，未受重创。中日随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将日军逼回到战前所控制的区域，这和中国军队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上海市民所表现的同仇敌忾、同心协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战后，十九路军奉命入福建剿共，方叔洪不愿意打内战，离队回济南探亲，当为1932年夏天的事。随后叔洪赴涞源投奔主持华北抗日义勇军的朱庆澜将军，朱将军也是济南走出去的，斯时声望正隆。此后，他又至翁照垣的华侨救国军负责军事训练。后救国军编入一零五师与十九路军一同调住闽西。
十九路军系孙中山当年创立的粤军系列，在福建与彭德怀交战失利后，与红军和谈停火。粤系陈济棠与桂系联合十九路军首领蔡廷锴、蒋光鼐商议另立政府，1933年11月，成立“中华共和国”，史称“福建事变”。随后，蒋介石重兵压境，福建独立失败。
此后，方叔洪投奔武汉行营的张学良，任中校参谋、上校参谋。西安事变时方叔洪应当就在张学良军中，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为支持。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拘，东北军被解散。方叔洪几经周折，最后在缪澄流部任团长，与日军缠斗于河南桐柏山一带。时江苏省江阴要塞吃紧，他奉命率部驰援。方叔洪部署部队分别从正面，左、右翼向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了进攻。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惨重。正面兵力因两次冲杀所剩无几，跟随方叔洪的号兵也负了伤。在方叔洪部队的勇猛打击下，日军也尸横遍野，在打扫战场时，还发现了身着黄呢大衣、佩戴“天皇赐”字样指挥刀的日军司令官尸体。战后，方叔洪被委派到第114师任参谋处长，旋升为参谋长。
1938年3月，日军谷矶师团与坂垣师团分进台儿庄一带，企图占领徐州，控制中原。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于3月10日开始了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的殊死战斗，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叔洪所在的114师奉命在兰陵一带布防，其任务是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以接应主力部队完成歼灭敌人的目的。
日军的训练水平、战术水平以及单兵作战能力都高于中国军队，常规情形下，都是以散兵线隐蔽前进，有进攻、有保护、有后援，然是役对日军来说亦是生死之役，双方都打红了眼，日军竟不顾队形和作战规范，蜂拥而上，完全是一副换命的打法。在数倍于己的敌军面前，方叔洪坚守第一线，率所部坚守阵地，阵地数次易手。台儿庄大战持续一月有余，方部按计划成功阻击了敌军，亦是九死一生。临沂阻击战，历时51天，比台儿庄战役长30天；歼灭日军1万多，比台儿庄战役多三四千人。它成功地将日军精锐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阻击于临沂以东，使它未能与矶谷师团合兵，粉碎了日军聚歼中国军队于徐州的企图。
台儿庄大捷后，方叔洪先被委任为51军114师参谋处长，后晋升至中将师长。此后奉命率领114师进入鲁南地区打游击，成为了鲁南区重要的抵抗力量，其间亦与八路军所属武装有过接触和合作。
1939年6月初，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扫荡鲁南。方叔洪指挥114师分拒莱芜、蒙阴、鲁村三面之敌，大小战斗十余次。6月下旬，日军组织兵力大举进犯114师阵地，方叔洪将师部主力大部转移出敌人包围圈外，身边只有师部特务连、工兵营及十六团，由下高村向东南方向转移。6月23日到达丞石沟一带宿营。早四时，发现敌军一部约300人，携炮二门到达太平官庄。当时我方的军械较之日军有较大差距，叔洪曾赴德国专门学习过炮兵技术，不免动心，遂令69团前往包抄，激战竟日。6月25日晨，方叔洪获悉太平官庄被围之敌有突围迹象，严令69团务必完成歼敌任务，并亲自到达老洼子督战。此时，彭家场附近以及冯家场、公家场、闫家场等地均布满前来救应的日军，并集中火力向方部攻击，包围了方部直属部队。据时任方范部军需处上尉军需官刘衍之回忆（此人解放后在南京金陵图书馆工作）：“6月25日，我随一一四师师长方叔洪在拐棒峪与大股日军遭遇，当时方师长手下只有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连、一个半武装的工兵营，掩护师部上百名非武装人员和一个通信兵营转移”，可知当日双方军事力量之悬殊。方叔洪率部与数倍的日军展开血战，激战三小时余，官兵伤亡过半，叔洪本人头部、腰部多处中弹，日军包围圈逐渐缩小，突围无望，叔洪不肯被俘受辱，用自佩的六轮手枪向已负重伤的头部补射一枪，壮烈殉国，年仅31岁。
方范方叔洪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战死的最年轻的将官之一。在1946年济南大明湖铁公祠的抗日殉国将领的前三个牌位里，方叔洪排在第二，其他两位是张自忠和赵登禹。
与其对峙的日军的一个大队长，曾经是方叔洪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清理战场时认出了他，感其忠勇，从当地农户手中购得一口棺材，葬埋了方叔洪，并在墓前立了木牌为志。
2014年9月，方叔洪被民政部列入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每一个济南人都应该记着这位民族英烈，他是我们济南人的骄傲，也是济南人忠勇、刚烈、顽强不屈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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