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井下的生死一线,给宋远升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他曾经以为打工能改变命运,在残酷的现实中才感悟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他重回学校读书,以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北
宋远升与学生们交流。宋远升为读者签名售书。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 本报记者 王 建
有人感叹,他简直就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现实版。
从私营煤矿的挖煤工人到国内知名的法律学者,这看似不可能的人生蜕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宋远升靠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硬是使之成为了现实。
11月初的上海,秋意正浓,记者与宋远升相约在华山路上的一家茶馆见面。他身材瘦削,语速很快,言谈举止中散发出学者的儒雅气质。看着眼前的法学教授,很难想象他曾在地下几百米深处的巷道中匍匐爬行,浑身沾满了煤渣,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挖煤在宋远升身上留下的印迹——因为受伤截肢,他端起茶杯的右手中指,明显短了一些。
是什么让一个挖煤工人成长为法学教授?宋远升回答说,他的信念中天生就有执着的成分:“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没有向命运低头。只有不向命运低头,才有希望,才能照亮前行的路。”
生活甚至不如一头毛驴
接受采访前,宋远升受邀为上海政法学院2018年的新进教师作了一场讲座,主题是青年教师如何做好学术研究,旨在帮助青年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30多位名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原本以为会听到一场四平八稳的学术报告,可没想到宋远升的开场白就让他们深受震撼。
“我在复旦大学读博士时,一位校友是赶毛驴车出身,后来考上了复旦博士,引得大家唏嘘不已。我要说,我的少年生活远不如这位校友,我只不过如同那头毛驴罢了,甚至不如那头毛驴。”宋远升在讲座课件中写道。
怎么能拿人和毛驴相比?有的青年教师感到不解,但宋远升这么说自有他的道理:“毛驴吃的草料比较容易得到,它能够吃饱,而我一直在与饥饿及贫困作斗争,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宋远升的老家在山东临沂苍山县(今兰陵县)下村乡孟渊村,为了逃避饥饿,祖父带着全家到东北开荒种地。1974年,宋远升出生在吉林。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患有哮喘的祖母无法忍受,于是一家人又搬回山东,如此反复了三次。“那时候没有存款,家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家具和一些瓶瓶罐罐,每次搬家只能扔掉或者贱价处理。”俗话说搬家穷三年,在东北和山东间的来回迁徙,让原本就贫困的家庭更加每况愈下。
宋远升6岁时,一家人第三次从东北搬回山东,生活也随之坠入谷底。对于贫困,宋远升有了最初也是最深刻的记忆。“用一贫如洗来形容我们家非常贴切,家里除了三间破屋,没有任何东西,就像水洗了一样,干干净净。”宋远升回忆说。
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断了粮,那时已是春天,但饥饿使宋远升感受不到半点春意。无奈之下,母亲拉着他到隔壁一个老村干部家借粮。
当时幼小的宋远升并不明白母亲为何带着自己去借粮,后来他曾揣测过母亲的心理:“或许邻居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会心生怜悯,又或许是有我的陪伴可以减少一些她内心的窘迫。”
煤油灯下,母亲哀求说:“大爷,我们家确实断顿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你能不能借点吃的东西给我们家,等到秋天收成后马上就还。”
老村干部点燃手里的烟袋锅,顿了一下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又是村干部,总不能让你们饿着。我家红薯炕发过芽的红薯扔了也是浪费,你明天挖出来拿回家烙煎饼吃吧。”
听老村干部这么说,宋远升明显感到母亲很激动,她说了一些感谢的话,第二天到红薯炕里把红薯扒了出来,用袋子背回家,削皮、晒干、上碾磨粉,烙成了煎饼。
“用发了芽的红薯烙成了的煎饼,看着还算正常,但吃起来却苦不可耐。”宋远升说,那苦涩的味道一直缠绕在他的齿间,令他难以忘怀。
靠着母亲借来的红薯,一家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但饥饿的阴影并未消散。因为穷困,父母还经常爆发争吵。“我几乎每天都在争吵的险滩和激流之中挣扎,也永远游不出饥饿之海。”宋远升曾如此形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宋远升上初中时,饥饿仍然如影随形。因为离家远,他带着红薯煎饼住校。夏天天热,煎饼很快长出黑毛,宋远升不舍得扔掉,他把煎饼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用毛巾掸去上面的毛,然后放进开水缸里泡上一遍,过滤掉发黑的水,再大口吃掉。可即便如此,宋远升仍然经常吃不饱,因为饥饿,他连说话都没有气力,声音小如一只蚊子。
穷苦的生活阻挡不住宋远升对知识的渴求,他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优异,语文成绩尤其突出,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可连饭都吃不饱,把学业继续下去只能是奢望,上完初二,因为缴不起下个学期15元的学费,宋远升辍学了。
在巷道中匍匐前进
宋远升成长在沂蒙山区,那里是石头较密集的地方,他感觉自己也像一块石头,这种感觉在读书时尤其强烈:“读初中时,我还是一块山地里的石头,即使体重不重,却不会被内心的风或者外部的风所吹起。”然而,辍学之后,宋远升感觉自己从一块山地里的石头变成了一片飘荡的羽毛,“有可能落在河的这岸,也有可能落在河的那岸,也有可能落在河水之中,更有可能被大风吹向远方。”
祖父母在邻近的枣庄做小生意,宋远升把那里作为了自己漂泊的第一站。他想通过打工来改变命运,在枣庄大柏庄卓山铁矿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从采面上将沉重的铁矿石装满后,驾着用木棍做刹车的铁车向着远方的交接点疾驰,由于是重载下坡,铁车快若奔马,轨道旁一两米就是百丈悬崖……在铁矿的工作艰苦并且充满危险,和宋远升一起到矿山工作的有45人,三个月后,包括他在内只留下5个人。多年之后,宋远升故地重游,看到陡峭的悬崖,两股战栗,心惊不已。但对当时只有14岁的宋远升来说,一开始的打工生活却是快乐的,因为能吃饱,“感觉天地都宽了许多”。
宋远升在枣庄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煤矿挖煤。“家有半碗米,绝不下窑底”,但煤矿收入比铁矿更高,对于穷困的宋远升来说,并不需要深思熟虑,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让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井下的巷道或高或低,或宽或窄,碰到低且窄的,身体就得匍匐着前进。”宋远升坐的沙发座已经很矮,他伸手比划的比沙发还要矮上一截,“工作经常只能在50厘米的采煤面上斜卧着进行,那个姿势之别扭,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环境别说工作八小时,就是什么也不做待上八个小时,也很少有人能做到。”
井下比铁矿山上更加危机四伏,每时每刻都可能遇到瓦斯、冒顶、洪水以及各种各样的危险。宋远升记得,有一次,他独自在一个采煤面工作时,暴露在瓦斯之中,“感觉自己像一条搁浅的鱼,甚至还不如搁浅的鱼,鱼还有人捡拾,我躺在冰冷的井下巷道的浅水中,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幸亏他的意识没有模糊,后来慢慢苏醒,自救成功。也是在这座煤井,宋远升在上井时不慎将右手放入吊车的铁缆中,永远失去了一节中指。
井下的光线暗淡,但宋远升心中的希望之光却从未熄灭,因此他特别注意降低工作中的风险。“我能从黑暗的煤井最终走出,原因之一在于我很早就学会了降低劳作风险的方式。”宋远升说,“譬如,我知道在放炮采煤时,需要等硝烟散尽才能进去工作,否则,空气中的煤尘就会使人得一种无法呼吸甚至窒息的疾病;回采煤炭是最为危险的时候,要用铁镐之类的工具敲打头顶上面的岩石,防止它们突然脱落;在满是泥泞的矿井下的铁轨上推不动煤车时,用腰或者背部比下面用力效果要好些。”
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在枣庄从事了两份繁重且危险的工作,宋远升并没有挣到什么钱,为了改变命运,他决定到更远的地方碰碰运气。
同村有人在南京泉水采石场工作,说那里每月能赚到400元,宋远升听说后,只身前往南京。
这仍然是一份繁重的体力劳动,宋远升要把爆破后散落在山坡的巨石装车,再送到远处的碎石机中粉碎。“至今难以忘记那几百米高的悬崖、白花花的太阳和山上随时可能落下的大大小小的碎石。”对于当时的工作环境,宋远升记忆犹新。锋利的石头将宋远升身上划得遍体鳞伤,夏天伤口很长时间都不结疤,他没钱去医院,也不愿意去医院,“结果最后浑身都是未愈的伤疤,如同一个个勋章,一直到不再从事这份工作才逐渐痊愈。”
繁重的工作令宋远升“胃口大开”,他一顿能吞下五六个大馒头,可吃的菜却让他苦不堪言,“顿顿都是冬瓜,因为冬瓜便宜,才三分钱一斤。”宋远升说,一连吃了三个月的冬瓜,吃到了要吐的程度,以至于他现在还对冬瓜抱有强烈的意见,“冬瓜是蔬菜中的骗子,表面上是固体蔬菜,入口就变成毫无滋味的水。”
比起糟糕的饮食,更让宋远升失望的是收入:“当时说一个月能挣400元,其实是最能干的一个月才能挣400元。”在采石场中,宋远升是最小的那一个,劳动能力无法和最能干的工人相提并论,一个月不仅不可能挣400元,还比他在枣庄工作时挣得要少。
“20年前,同村有个小伙子到吉林下煤窑,现在已在那里安了家。”宋远升正在郁闷的时候,这样一个消息又让他看到了希望,他背着铺盖卷,一路向北,边走边打听,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
宋远升最终没有打听到那位老乡的下落,但如愿在蛟河奶子山煤矿找到了一份打掘进的工作。这里的收入更高,每月工资600到800元。生活条件也更好,宋远升和两个老乡租住在煤矿附近村庄的一个小院里。当地牛油很便宜,他们一下买下很多:“牛油炒白菜很香,唯一的缺点是吃的时候要快,因为东北的冬天很冷,吃慢了嘴上就会沾满雪花般的凝固油脂。”
当初,宋远升离开家乡,四处漂泊打工,是想摆脱饥饿的威胁,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奶子山煤矿干掘进能实现他的愿望,他一度以为这就是理想的工作,直到一次意外发生。
“有一次,我们在井下工作累了,停下来休息,班长就坐在离我一米左右的地方,突然,一块非常大的石头坠落下来,正好打在了他的头上。”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在宋远升回忆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记者仍然能感受到他情绪的起伏。
生死一线之隔,给宋远升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即使我能够赚到一点钱,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自己能花到这点钱,因为我从事的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倒霉是个大概率事件。”宋远升感觉到这种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要换一种活法。换什么活法呢?去蛟河的时候,宋远升带了几本已经破烂的初中数学、英语课本,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破烂的书本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翻动它们只是为了打发繁重劳动之余的无聊。“在我眼里,这些书本只是衣衫褴褛的乞丐,一个乞丐怎么能够拯救另外一名乞丐呢?最多只是互相陪伴安慰罢了。”这个时候,宋远升发现改变自己命运最好的方式是读书,“我辍学后一开始以为打工能改变命运,后来在残酷的现实中感悟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宋远升说。
1992年,怀揣着打工挣来的600元钱,宋远升回到学校,重新读书,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此时,宋远升已辍学近四年时间,距离中考仅剩四个月时间,要考上高中谈何容易?“我只有这600块钱,没有试错的空间,必须要成功。”宋远升清楚自己的处境,拿出了玩命的劲头,经常在别的同学回宿舍睡觉后,在教室里用煤油灯通宵达旦地读书,他的鼻孔因吸入煤油烟变成黑乎乎一片。中考成绩揭晓,宋远升如愿考入县一中。
进入高中,靠着打工赚来的钱和姐姐、堂姑的资助,宋远升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不再为吃饭发愁,他像初三一样拼命学习。经过三年不懈努力,宋远升以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
不做书斋里的法学家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有自己“苦难的学说”:“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是他已经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经历千辛万苦而酿造出来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宋远升没有一套类似的学说,他曾抱怨过曾经的苦难,有人却说:“幸亏你有这么曲折的童年及多难的少年,才造就了现在的你。”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大学毕业后并非一帆风顺,但和早年的困苦相比已算不上什么。现在,宋远升非常感激艰苦打工生活给自己造就的强健体魄和坚韧精神,让他能一直笔耕不辍。14年来,宋远升出版了18本法学专著、7本文学著作,发表了110多篇法学论文,作品累计超过500万字。凭借过硬的学术成绩,宋远升逐渐成长为一名知名法律学者。
不仅如此,宋远升的研究志趣也深受打工经历的影响。“我认为法律其实是一门社会学,不与社会结合的话永远看不清本质。”宋远升说,就法律而研究法律,生搬硬套法律条文,那是书斋里的法学家的做法,他不要做书斋里的法学家,因此更加关注法律中活的因素。宋远升的代表著作“法律职业主体系列丛书”包括《法官论》《检察官论》《律师论》《法学教授论》《警察论》《立法者论》等,有评论认为宋远升是在“以苍鹰之眼及青蝇之目综合考量法律职业。”宋远升认为法律的生命蕴藏于法律实践之中,因此特别注重法律理论与司法实务的结合。他每年都接受全国各地司法机关的邀请去作法律讲座,作为兼职律师,还有选择性地代理一些典型的案件,从而让法律理论与现实中的法律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司法实践与法律理论的良性互动。
宋远升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能够对他人,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一些激励。不论面对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是青年教师,他都会用亲身亲历,提醒他们珍惜,勉励他们奋斗,去争取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接受记者采访前一晚,宋远升写完了他的纪实性散文集《我是一个异乡人》,里面记录的都是他亲身亲历的事情。宋远升说他是个喜欢寻找生活意义的人:“许多事情本来没有意义,无数人重复过无数遍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能记下来,不让更多的人去重复,这就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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