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喜:“幸福代村”要当好领头雁

王传喜在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查看作物长势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全景■周末人物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庆祝改革开放40年

2005年,代村流转全村2600亩土地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王传喜顶住诱惑和压力,不向任何企业、个人出让一寸土地,不上一个污染项目,用土地为代村挣来长流水的钱。“绿树掩映小洋楼,空气清新人长寿……乡村胜似城里边。”

□本报记者王建本报通讯员李桂东

“绿树掩映小洋楼,空气清新人长寿,使用沼气新能源,文明卫生又方便,条条大路通家园,乡村胜似城里边。”这首在代村流传的顺口溜,道出了代村村民的幸福生活。要问代村人为何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他们自豪地回答:是王书记带领大家坚持集体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代村人嘴里的王书记,是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社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对王传喜的采访从夜里11点开始,他刚刚主持完代村的周例会。像这样忙到深夜,对王传喜来说是家常便饭。王传喜说,他年轻时最爱睡觉,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睡个好觉。

代村的红色基因

看着眼前的景象,谁都无法想象,靠发展集体经济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代村曾经一度走到分崩离析的边缘。

时光回转到上世纪90年代,代村欠下380万元的巨额债务,村里人心散、治安乱、环境差。“到处是柴草堆、粪堆、土堆、乱石堆和垃圾堆。小偷小摸、打架斗殴、酗酒闹事层出不穷,谁都可以骂大街。”王传喜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混乱之中,村委会彻底瘫痪,三个自然村吵着要分家,“大队资产要分,连场院、学校也要分”。

在代村最危急的时刻,王传喜挺身而出。

作为土生土长的代村人,王传喜是在村里上的小学。同龄人中有三个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王传喜是其中之一。王传喜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地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一名科学家。可是因为家里穷,他上完初中后就下了学。“三个人中有一个成了工程师,另一个当了教师,就我还是农民。”王传喜笑着说。

离开学校后,王传喜先是打工,后来经商,到北京、上海、山西、江苏等地做过农副产品生意,在社会大学里锤炼出一手致富的好本领。代村陷入混乱的时候,王传喜在兰陵县第二建筑公司任项目部经理,年收入几十万,家里住上了两层小楼、开上了汽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999年,代村重新成立党支部,并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谁来做代村的领头人?领导找到了王传喜。“当时我在建筑公司任职,接触比较多,领导对我比较熟悉,觉得我年轻有管理能力,再就是村里的矛盾我都没参与,希望我能回村任职。”

就这样,一道选择题摆到了王传喜面前:继续干自己的项目经理,过无忧无虑的小日子,还是回村任职,接手一个烂摊子。

几乎所有人都劝王传喜选择前者。父亲王德胜劝他:“咱有活做,有钱挣,操这个心有什么用?咱代村是个烂摊子,脏乱差,村貌也孬,咱干好了怪好,老百姓说咱个好,要是干不好呢?”和他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问他:“放着年收入几十万元的老板不干,去当芝麻大的官,天天瞎折腾,活受罪,既没名又没利,是不是脑子进水,犯傻了?”

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王传喜的根一直牢牢地扎在村里。“代村在东晋初年建村,有1700年的历史,因为出了一个叫戴正的宰相,因此得名戴家村,后来在演变过程中变成代家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把家去掉,成了代村。”代村悠久的历史令王传喜深感自豪。

代村早在1945年就成立了党支部。村里有一座明清时期的大院,曾经作为县委所在地,鲁南战役打响时当过指挥部,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停留,召开过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代村连续几年上交公粮100万公斤。王传喜说,代村有深厚的红色基因。

生于斯,长于斯,红色基因融入了王传喜的血脉,“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的知青点和老房子,村里有敬老院,里面住了好多烈属,还有很多大型农机具,砖瓦厂、蚕丝厂等村办企业办得很红火。”

曾经辉煌的代村从彷徨到落伍,变得脏乱穷差,王传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小时候村庄那么好,现在乱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有责任把村庄弄好。”王传喜下定决心:回村干!

这年3月,王传喜出任代村党支部副书记。为了让王传喜更好地开展工作,上级派镇土地所所长任书记,全力支持他。4月13日,代村村民委员会首次直选,王传喜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全村老少爷们相信咱,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我当村干部,就是想让村里人富起来,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31岁的王传喜带着承诺,走马上任。

近万个木桩树立威信

上任第三天,王传喜就接到法院的传票,当了被告。而这仅仅是个开始。380万元的债务让传票如雪花般飞来,在大半年时间里,王传喜出庭上百次。

在代村村委会办公室里,王传喜算了一笔账:“那时候,村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是400元,现在是4000元,按照这个比例,当时的380万相当于现在的3800万,对代村来说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虽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接的是个烂摊子,但上任前没感觉到多么难,直到接触具体事后才觉得是真难。”王传喜感慨地说。

困难面前,王传喜没有退缩。“只要村里账上有,我们就认。”王传喜先把账认下来,再想办法慢慢解决,“努力盘活村里沉睡的资产,增加收入,紧急的就借新账还老账,有的分期偿还,有的把本还上。”为了多争取一些还账时间,王传喜跟债权人把好话说尽。

有人说把钱交给了村干部,村干部也承认,说把钱交给了村里,可村里账上没有,托熟人找领导想把钱要回来,王传喜态度很坚决:“村里账上没有,托谁也不行,这钱不能还。”

农村年底花钱多,要给村干部发工资,还要支付各种款项,一时没钱还债,王传喜召集村两委成员开会,领任务借钱。副职借5万,委员借3万,王传喜的任务最多,要借10万。

借钱是最让王传喜犯愁的事,“夜里睡不着觉,想的最多的是找谁借钱,能不能借来。”王传喜找得最多的是亲戚,“那几年只要我一去,亲戚们就知道我是来借钱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代村渐渐还清了欠账,王传喜松了一口气,“还完账就卸下了包袱,感觉到无债一身轻。”在这个过程中,代村还有意外收获,“为了还账我们受了一些难为,但是诚信是无价的。前些年建筑行业闹诚信危机,向哪个工地供砖供沙供水泥都要现钱,没有现钱人家直接把车开走,不卸车,唯独代村集体搞的建设项目没人害怕。”

治穷同时治乱,王传喜说,代村的村风不能差。他带领村民进行环境整治、治安整治、村风整治。渐渐的,代村的样子变了,“五大堆”不见了,小偷小摸、打架斗殴、酗酒闹事的现象也没有了。

万事开头难,通过治穷和治乱,王传喜初战告捷,值得欣喜。可在回望这些年走过的历程时,王传喜却说治穷和治乱只是一次小的胜利,土地调整才是他上任后干成的第一件大事。

1999年冬,王传喜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调查走访,梳理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村民们对人地不均的问题反映强烈。

人地不均是积累多年的历史问题。上世纪50年代,代村有11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人口和土地都差不多。经过50多年的人口增减,国家和集体占用,造成了队与队、户与户之间的巨大悬殊,“最少的队人均3分地,最多的2亩6,有的户5口人只有1口人的地,有的1口人有5口人的地,相差几十倍。”王传喜说,缺地的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代村的土地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王传喜把这个事提出来,大家都认为这个事该干,但又都觉得这个事办不成。“合理的事为什么办不成?”王传喜不信邪,他一面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一面制订方案,准备第二年清明节前把地分下去。

代村3000多口人有2600多亩地,最后确定每户两块总共7分地。方案一出,果然反对声一片,“有的整个生产队都觉得吃亏,有的户感觉吃亏,都不干。”很多人跟王传喜闹,有当街叫骂的,有往王传喜家扔石头的,也有寄威胁信的。在这个过程中,王传喜和村干部在地里竖起的近1万个木桩都被拔掉了。

“这个事当时觉得很难,过不去,但我这个人的性格也比较有挑战性。”重压之下,王传喜没有动摇,他铁了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村民抓阄选地,巧合的是,村干部抓到的都是孬地,村民们觉得这次分地确实公平。王传喜带领村干部重新在地里打桩。这一次近1万个木桩立住了,大家都认为干不成的事,王传喜愣是干成了!

“2000年的土地调整树立起村两委的威信,为2005年的土地集约经营奠定了基础,对代村发展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王传喜感慨地说。

要挣长流水的钱

只要愿意,王传喜可以不用干得这么辛苦。

代村紧邻兰陵城区,代村的土地都是令人垂涎的黄金地段。王传喜刚上任的时候,有人给他指点:“卖地有钱花。”事实上,过去的代村走的就是这条路。王传喜告诉记者,村里欠下380万元,相当一部分是在出售宅基地时,因为收了钱最后没划宅基地欠下的。

王传喜也知道,要让代村富起来,必须做好土地文章,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上任之后,王传喜就立下承诺:“不向任何企业、个人出让一寸土地,不上一个污染项目。”

“钱到手,饭张口,没有收入光消耗是很快的。”王传喜说,作出这个决定,不是因为懂得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明白坐吃山空的道理,“卖地来钱快,上污染项目来钱也快,把地都卖了,环境污染了,钱花完了,以后发展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咱到时候不能让人戳脊梁骨。”

一个客商带着200万现金找上门,想在代村建一个焦化厂,王传喜断然拒绝。有人看中了现在代村医院的那块地,开价5000万元,并请领导出面找王传喜谈,王传喜也没有松口。利益的诱惑和领导的压力,王传喜都顶住了。

王传喜说,代村的土地要用来挣长流水的钱。

治穷、治乱、调地,王传喜上任之初干的几件事,都是见招拆招化解矛盾,至于代村如何发展,他还来不及考虑。土地调整成功之后,代村各项工作走上正轨,王传喜开始思考代村的发展问题。

2002年,代村开始进行产业规划,搞“五区一网”,即种植区、养殖区、商贸区、加工区、生态庭院区和绿化网,种植蔬菜、花卉、药材,养殖奶牛、水貂等。王传喜介绍说,现在的代村还有当年“五区一网”的影子。

当时,代村的土地由各家各户自己经营,农业产业化项目通过返租倒包满足用地需求,每上一个项目都要和村民商量,项目和项目之间土地价格不同,村民还有意见,村里零散经营的问题非常严重,王传喜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

代村怎么办?从中央的政策中,王传喜获得了灵感和依据,“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进行集约经营。”王传喜认为,把土地集约经营,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代村才能有出路。

当了几年村干部,王传喜把代村的情况摸得不能再熟,“代村周遭以种植粮食作物和大蒜为主,粗放经营,收益很少。由于临近县城,大部分村民都经商,不依赖土地,适合集约化经营。”

王传喜带着村里党员干部外出考察学习,发现发展好的村大部分都对土地进行集约经营,这更坚定了他发展集体经济的信心。“当时每亩地每年的流转费是500元,现在涨到了1000元,都远高于市场价,除了流转费,村民还能通过土地得到股权收入,并且可以抽身去打工去经商,再多一份收入,不管怎么算都合算。”2005年,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代村开始土地流转。由于政策优惠,加上村两委在调整土地过程中树立的威信,代村的2600亩土地很快流转完成。

位于代村北侧的代村商城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这个兰陵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地,就是王传喜带领村民在流转的土地上建成的。商城建成后,王传喜坚持商铺只租不卖,村委只收租金、搞服务,不插手经营。目前,代村每年从商城获得收入4000万元。

2008年,代村又流转了周边几个村的7000亩土地,村集约经营的土地面积达到1万亩。从2007年开始,代村投资7亿元建成全国第一个国家农业公园,目前每年收入达3000万元。

集体的收入越来越多,村民的福利待遇也水涨船高。社区里医院、公共浴池、公共食堂、学校一应俱全；村民基本生活食品由村集体无偿配供,基本医疗保险所需资金由村集体全部负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还可以享受2000元至5万元不等的助学金、奖学金……

“旧房流转”解拆迁难题

漫步在代村社区,65栋居民楼、170座小康楼整齐排列。让老百姓住上宽敞明亮的楼房是王传喜操心最多的事,他带领大家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旧村改造。

代村人口众多,按照以前“摊大饼”的方式,家家划宅基地,王传喜算过,至少需要上千亩地,“我们要按这个路子划宅基地,就没有今天的发展。”王传喜上任后宣布规划控制,不再划宅基地,当时村民也有意见,王传喜和村干部苦口婆心,用美好的远景说服打动村民。

“我们把这条路作为突破点,从中间往两翼展开。”王传喜指着村委办公室前的一条路说。2006年,代村开始拆迁。王传喜把代村的拆迁方式总结为小步快跑,“把村子分成好多片,年年搞拆迁,一次拆一小片,一片几十户,最多一百户,每次涉及人不多,我们工作好做。”

拆迁过程中,王传喜把老百姓的利益想在最前面,坚持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而且安置政策非常优惠,“村民的旧房子评估价格一般在8万元至10万元,我们建的安置房在120平方米左右,里面地板、灶具、洁具都安装好,开门就能住,每平方米500块钱,村民拿着拆迁补偿款买房子还能剩钱,上楼不增加负担,一些贫困户还可以分期付款。”王传喜介绍说,拆迁安置还有一个原则是按需分配,“比如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可以一下安置三套,以后增加的人口随时有房子,还是按500块钱一平方米。”

拆迁众口难调,有的拆到了不想上楼,有的没拆到想提前上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传喜想出了“旧房流转”的办法,“想上楼的把旧房子交出来提前上楼,村里按5000元至1万元的价格收购,然后按收购价格把旧房子卖给不想上楼的,同时说好,等拆迁的时候这些房子不再评估。”

楼房宽敞明亮,水电暖俱全,还能看有线电视,没几年,那些不想上楼的看到楼房住着舒服,就想上楼了,“有几年整天有村民来问拆不拆,都嫌拆得慢,说该拆了。”王传喜说,通过这个办法,使拆迁成了村民的自觉行动,把我们要村民迁,变成了村民要我们拆,越弄越顺。

2015年,代村最后一批村民上楼。拆迁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代村的旧村改造,不仅没有占一寸耕地,还腾出了几百亩土地,并创造了零投诉的奇迹。外界说代村干一个事成一个事,不干则已,一干必成。王传喜则说,成功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和细致的工作,“每次拆迁我都牵头,把工作做到最细致,真是磨破了嘴跑细了腿,背后有多少个不眠之夜。”

“发展是飞速的,慢了

也是退步”

乍看上去,王传喜身材魁梧,像个粗糙的汉子,但攀谈几句,就会发现他逻辑清晰,思维缜密,上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代村的实际情况,他都能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王书记没别的爱好就是爱学习。”代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刘聪说,一有时间王传喜就阅读党报党刊,学习“三农”的相关政策。在提出“旧房流转”想法的时候,他还受到《大众日报》刊登的文章的启发,“2008年,山东省出台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的意见,《大众日报》连续在头版刊登文章,介绍各地的做法,有很多种模式。”

王传喜脑子装满了“三农”政策,并且能与代村的实际结合得恰到好处,因为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当上村干部后,很多人跟我说村里事太多,建议我别在村里住,但我一直住在村里,好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是一个村干部,去外面住干什么,不如把自己家乡建得漂漂亮亮,咱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事。”

发展过程中难题一个接着一个,王传喜总能想到办法化解。王传喜说,这些好点子有些来自苦思冥想,有的是灵机一动,还有很多来自村两委会上的碰撞。王传喜上任后,代村村两委形成了早晚开会的制度,晨会早碰头,说说前一天的工作,安排当天的工作,周例会、月例会等各种会议则安排在晚上。王传喜说,代村白天不开会,怕耽误农忙。因为早晚开会和工作繁忙,王传喜早起晚睡,睡眠不足,最多的时候曾经连续35天加班到深夜。“年轻的时候睡不够,曾经一次睡过17个小时,现在睡眠不好,能睡个好觉是最大的愿望,不吃饭都行。”王传喜说。

代村越来越好,王传喜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我最自豪的事就是带领村民走了集体化的道路,村庄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美,收入越来越高,大家都能受益。”

成绩面前,王传喜没有沾沾自喜,“好多先进村庄跌下了神坛,代村要永葆先进,还要加强自身建设,最起码不能出问题。”6月的月例会上,王传喜对着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和企业管理人员敲响警钟,“代村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要珍惜荣誉,不能骄傲自满、沾沾自喜,不能认为自己很好,要有自知之明,知道短板不足在哪里,直面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被鲜花掌声包围就飘飘然,发展是飞速的,慢了也是退步。”

代村未来要干成什么样?王传喜坚定地说:“我们要初心不改,永立潮头,当好领头雁和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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