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兰州之二 辛亥革命影响下的兰州

辛亥革命，成为兰州进步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激烈的反清斗争中日益成熟和得到锻炼的时期。在斗争中，广大进步的兰州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积极响应革命，热情拥护建立共和政体，与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勇敢顽强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兰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赢得了共和政体在甘肃的实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秘密策划运动新军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时任陕甘总督长庚急调西宁总兵马福祥（1876-1936）率军驻防兰州，又调庄浪旗兵500人来兰助守。兰州封建乡绅也募兵300人，组织“志果军”，设防于城关。从表面上看，重兵屯集，反革命封建势力很强大。但是，1911年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和新军起义，驱逐巡抚，在西安成立陕西军政府后，对兰州的反革命封建势力震慑很大。此时，黄钺集团中的会党成员乘机积极开展活动。黎兆枚等秘密通知甘肃各地同盟会组织共同响应起义，周宪等四处传播省外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等消息。黄钺则利用合法身份，秘密策划和运动驻甘新军起义响应。

黄钺（1869-1943），湖南宁乡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与黄兴来往甚密，回国后曾在湖南、上海等地从事重要的革命活动。黄钺视“东南革命进展甚速，独西北风气锢塞”，于是抱着献身祖国边疆革命事业的精神，在辛亥革命前（1911年春）来到兰州。由于当时任甘肃总督长庚与黄钺的父亲，原新疆提督黄万鹏的故交关系，很容易黄钺便取得了长庚信任。“旋被委充督练公所军事参谋，总理兵备”。

黄钺到兰州后，马上与早期来兰的同盟会会员周宪、卢士黄、黎兆枚等人取得联系，并与来自四川的老乡赖艾等组织建立大同会，作为同盟会领导下的兰州地方革命团体，协助并参与同盟会在兰州领导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黄钺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合法身份，秘密策划、运动驻甘新军起义响应。但是，由于当时甘肃新军统领多为封建地方军阀，新军士兵长期受统治者的政治蒙骗和“族长”式的专制军阀约束，缺乏革命觉悟。所以，运动新军起义并未获得实质性进展。

咨议局内的唇枪舌战

很快在兰的革命派便把斗争目标转向甘肃省咨议局，力图利用省咨议局“合法舞台”，掌握这个最活跃的政治讲坛，在宣传舆论上大造革命声势，争取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以达到策动清政府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的目的。

甘肃省咨议局同其他各省咨议局一样，自成立之日起就被立宪派人士所控制，但出于自己集团政治利益的目的，被立宪派分子所把持的甘肃省咨议局，也吸收了如兰州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卢士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李镜清等一些革命派人士。于是，在立宪党人进一步争取实际参与地方和中央政权权力的斗争中，同盟会等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予了积极支持，形成一股松散的反专制联盟力量。

在省咨议局内，以同盟会会员为主的兰州进步知识分子与立宪派就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激烈论战。立宪派反对共和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力图维持旧的社会秩序，对革命的行动表示激烈的反对。兰州的革命派和拥护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坚决反对专制，反对君主立宪，拥护共和制，主张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但他们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他们深感自己实力单薄，只希望尽快结束封建统治，实现共和，取得廉价的胜利。因此，这场激烈斗争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社会效应。

1911年12月，清政府在内外各种势力的压迫下，被迫下诏全国，征询各省对君主立宪的意见。兰州的封建遗老和旧臣官宦在恸哀后均反对共和，赞成君主立宪，并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出了“赞成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通电。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兰州市内增设哨卡，禁止市民议论共和，封锁外来消息渠道，增派巡逻兵勇。在这种情况下，在兰的同盟会会员感到“和平光复”无望，认识到建立武装、举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盟会会员王之佐、慕寿祺、刘佐宣和方友松等人秘密协商，拟定兰州武装起义计划。由于起义计划拟定的第二天，清朝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清王朝统治彻底结束。于是，在兰的革命派即放弃了兰州武装起义的计划。

秦州独立的巨大作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面临立宪派和旧封建官僚联盟企图控制临时政府的阴谋的威胁，同时，还受到帝国主义政治经济讹诈和拥有北洋武装的袁世凯的军事威胁，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被迫与袁世凯谋求妥协。同一时期，依然盘据在兰州的甘肃封建统治者长庚、升允等仍驱使甘军加紧进攻率先响应武昌起义的陕西。一些兰州上层绅士更是积极倡议返銮之说，以为附合。面对此情况，为反击甘肃反革命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在兰的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在黄钺、周昆和黎兆枚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于1912年3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三）在甘肃秦州（今天水）举行了武装起义，并获成功，于当天宣布秦州独立。

秦州独立是辛亥革命时期甘肃最具代表性的革命事件，它对瓦解甘肃反革命封建顽固势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时隔不久，随着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清王朝大势已去，全国共和已成定局。

临时省议会成重要阵地

在兰州，尽管长庚、升允等反革命封建顽固派仍拒绝承认共和，但在革命形势高涨的压力下，转向革命方面的立宪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官僚政客企图以承认共和来保留自己的特权和地位。陕西前线的甘军马安良部与驻乾州的革命军张云山部达成停战协议，撤回了甘军。1912年4月8日，兰州正式宣布共和，悬共和旗，并通告全国。已经篡夺革命果实的袁世凯迅速委任前清官吏赵惟熙为甘肃都督。然而，这种共和徒有虚名，唯一标志是成立了省议会。

甘肃承认共和前6天，临时省议会在兰州成立。甘肃省临时议会1912年3月12日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李镜清为议长，刘尔炘、张林焱为副议长，马福祥、王之佐、周务学、慕寿祺、邓宗、水梓（清光绪十年生于兰州新关；曾任政协甘肃省第一届常委，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副主任）等30余人为议员。其中，省议会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各县旅兰的进步知识分子。由于具有进步倾向和革命热忱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省议会中占优势，省议会很快成为兰州进步力量反对赵惟熙倒行逆施、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阵地。

临时省议会团结了大批的兰州进步人士和倾向革命的兰州青年，他们拥护资产阶级议会政治，要求发展甘肃经济，改革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甘肃社会进步的议案。如设立研究宪政的专门机构、改革财政、兴办新式教育、恢复甘肃政法学堂、革兴吏制和修建铁路等等，并在议会中揭露抨击军阀部队在宁夏、陕西的杀戮暴行，弹劾赵惟熙提升私友的任命。所有这些活动都体现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同时，也激怒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赵惟熙。赵惟熙强令停止临时省议会的活动，迫使议长李镜清辞职。随后，赵惟熙又唆使军阀马步良（1855-1920，临夏县人）将已回临洮老家的李镜清暗杀。李镜清（临洮人）是甘肃在辛亥革命后为宪政献身的第一人。

同年8月，临时省议会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多次呼吁下得以恢复例会。恢复后的省议会在进步知识分子议员的带领下继续同赵惟熙的专制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

1912年春，比利时以借款引诱甘肃当局，企图通过经济手段将甘肃变为其势力范围，获取在甘肃修建铁路、合办淘金、炼铜等经济特权。赵惟熙为了借助帝国主义势力，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数次强迫省议会通过借款议案。省议会在兰州议员慕寿麟（甘肃镇原人，光绪二十九年中举，后经张掖举人王之佐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民国初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47年病逝于兰州）等的鼓动下，以“贫用外债，放弃主权，揆之事理，万难允许”为由，三次否决了这项借款议案。1913年，赵惟熙乘省议会春节休会之机，再次与比利时相勾结，并草签了借款100万银元的合同，将黄河沿岸自西宁至宁夏石咀山长达1600余华里金矿出卖给比利时，企图以既定事实强迫省议会通过。在兰州的部分议员得知此事后，无比愤慨，在议员慕寿麟等人的带领下，联合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依靠兰州广大进步青年和学生大造舆论声势，猛烈抨击这一卖国行径，并获得了兰州民众的普遍支持，最终迫使赵惟熙取消了这一卖国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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