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三次担任宣大总督,更一度兼理山西、蓟、辽、保四地军务。他也曾两度赶赴东南,或剿灭倭寇,或安抚兵变。十多年边疆生涯,他南北奔忙,毫无暇息,终至积劳成疾,捐躯边疆
江楼村内的江氏祠堂鲍青摄■政德镜鉴梺姅
□本报记者鲍青
本报通讯员刘黎辉王宝龙
在莘县朝城镇江楼村,保存有一座明代地基、清代建筑的家族祠堂。据族人江克仓介绍,祠堂内原有一幅明代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徐阶题写的“紫枢之表”匾额。
徐阶褒奖赞誉的人物是当时曾任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的江东。他北上防御蒙古部落,南下平定倭寇之患,是深得皇帝信赖的边疆“救火队长”。
督造船厂,镇守边疆
莘县朝城江氏并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家。江家原籍浙江遂安县,至六世祖江原旻时,以举人身份出任莘县教谕,自此和这方土地结缘。
教谕任期将满,江原旻热爱这里胜过故乡。他觉得莘县民俗淳朴、百姓可亲,不忍须臾离别。他“遂占籍为朝城县人”,江氏自此繁衍生息,逐渐兴旺。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江东出生在莘县朝城镇。
江东出生时,江氏已是颇有声望的乡绅家族。江东少年颖敏早慧,七岁即能吟诗作文,神童之誉遍于乡野。十多岁时,被士绅目为可造之材。年未二十,江东在山东乡试中一鸣惊人。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他和济南人、明代著名戏曲家李开先,烟台人、后任宣大总督郭宗皋同赴京师春闱。殿试之后,三人皆高中进士,传为一时美谈。
正当江东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际,家乡传来丧亲噩耗。江东除了难抑失亲之痛,还要在家丁忧三年,仕途一下子延迟了许久。
嘉靖十一年,丁忧期满的江东授任工部主事,奉敕监督清江(今江苏淮安)船政。
自郑和下西洋活动终止,远洋航运萎缩之后,内河漕运船只建造悉数集中到清江督造船厂。清江督造船厂是当时全国最大造船基地,所造船只航行于大运河和近海之上。
但到了嘉靖时期,因为朝廷法度松弛,造船厂内腐败现象滋生,并迅即疯狂蔓延。船厂所造漕船不仅质量差、造价高,交付使用还不及时。时任管运官员蔑弃礼法,奢靡僭越成风。他们勾结采购料物的商人牙匠,从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而主管船政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作威作福,“多占军役而虚张声势也,谓其可以附带土宜而供送权贵也,谓其可以击鼓鸣金、养马坐轿,纵横于各洪闸之间,而慑服官民船只也”。
江东上任后,亲眼目睹船厂沉疴痼疾,决意作一番彻底整顿。他公开宣布,废弃前任留下的奢靡坐船,只坐符合朝廷规制的小船,以身作则,提倡节俭,“纤尘无所染”。接着他在造船厂内掀起反贪行动,惩治中饱私囊的小吏,奖励廉政守法的官员。在江东努力澄清下,清江漕船造价降低,效率提高,船政形势有很大好转。
朝廷考核期满官员,认为江东“廉而能”。江东后任郎中,又升河南按察司佥事,一路升迁至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时任山西巡抚认为江东“深沉有大略,所至皆清宁”,不断向朝廷举荐他“才行宜大用”。当时明廷北疆警情不断,嘉靖帝正急寻“清宁”之人,因而熟知江东之名。
到了嘉靖二十九年,辽东没有都御史镇守,嘉靖帝自然想到了江东。他特简用江东,勉励他悉心为国守边。江东在任四年,果然边境安宁无事。后江东又以都御史身份总督陕西三边。但刚上任不久,江东就身染恶疾,嘉靖帝许他归乡养病。
江东身体刚康复,就被朝廷起用为总督宣大军务。
江东刚抵达任所,前线惨败的紧急军情就传来。两万蒙古骑兵猛攻宣府,明军未及防备,吃了一场败仗。朝廷闻讯,念江东平日劳苦,又上任不久,只是夺俸半年,以示薄惩。
江东却感受到莫大耻辱。他趁着敌军撤退的间隙,立即整顿边塞军务。他先吸取防务布置不当教训,表示靠近京师的山隘,应加紧修筑墩台,并添设守备力量。
接着,江东弹劾尸位素餐、不称职的前线军官。他经过一番考察,认为总兵欧阳安、副总兵张琮应该调用他处,参将张勋则应罢斥不用。而宣府北路参将张缙、原大同北路参将张勋,素来贪虐士卒,兵怨极大。江东上奏弹劾,两人被革职下狱。边军士气稍振。
因为前任官员疏松军卒管理,导致边军老弱众多,冒领军饷现象普遍。每逢战斗,老弱率先溃散,全军战力多受牵连。江东向兵部奏言,请求大加振刷,更选精壮,以充原额。给予精壮士卒战马,而贫弱者改为步军,强弱分明,调度便利。
经过一番整顿,前线战斗力有所提升。不久蒙古部落十余万骑兵游牧大同,并劫掠多处隘口堡垒。江东调兵遣将,令总兵孙朝、参将张琮穿插袭击,成功击退敌军。朝廷接到捷报,除去江东此前夺俸,并下旨褒奖勉励。
东南剿倭,西北退敌
嘉靖三十六年,北方警情暂平,东南倭患又起。日本流亡武士、沿海破产商人和外洋走私海盗,成了东南沿海百姓的噩梦。他们杀害百姓,掠夺财富,甚至威胁内地城市安全。内阁军情会议上,大学士认为应派出重臣赴东南,统一调度剿匪军队。
谁可堪此重任?嘉靖帝再度想到了江东。他命江东星夜南下淮扬,统帅山西、保定、河南诸地部队,与浙直总督胡宗宪一起剿除倭寇。
在江淮战场,江东立即打了几个胜仗,扭转了明军萎靡士气。不久,胡宗宪上奏朝廷,奏称自江东南来,淮扬倭患已基本平定。嘉靖帝闻奏大悦,诏令江东可鞍马暂歇,统兵还京。江东奏请留下参将徐珏所领保定兵,防备倭寇趁冬汛来袭。
江东刚回到京师,还未喘口气,就接到了紧急军情。
嘉靖三十七年,鞑靼部落首领俺答率大军围困大同右卫(今山西省右玉县)。右卫是北方重镇大同的守备屏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右卫被围,朝廷恐慌。刑科给事中吴时来连上三篇急文,痛陈右卫危在旦夕,恳请发兵救援。他在奏疏中,将右卫被围归咎为“当事之臣寡谋疏虑,不能折冲御侮,上纾君父之忧,且朋比不忠,交相欺肆,以社稷生民之害,因为己利”。
吴时来所斥责的“当事之臣”,乃是江东南下后的继任者杨顺。当初内阁首辅严嵩极力举荐杨顺继任宣大总督、路楷调任巡按御史。二人皆属严嵩一党,不遗余力逢迎讨好严嵩。江东在任宣大时,曾努力庇护因弹劾严嵩“十大罪”而被流放边疆的谏臣沈炼。江东刚离开宣大,严嵩之子严世蕃就密令杨顺、路楷罗织罪名将沈炼杀害。
御史一石入池,朝堂波澜乍起。很快,十多名御史言官上奏,联名弹劾杨顺种种劣迹,谓其“所请帑银无虑三十余万,而该镇兵食日见羸虚,虏患披猖,城堡尽破”。更严重的是,前线发生险情,“(杨)顺未能出一骑发一矢,以效尺寸”。而敌兵退却后,杨顺又纵容官兵烧杀掳掠,以无辜百姓首级冒充敌军,借此冒功求赏。御史群体愤怒言道,假若长此以往,朝廷当失民心,百姓逃遁塞外,塞下只余一片废墟。
御史除了弹劾杨顺,也控诉路楷尸位素餐,对杨顺恶行置若罔闻、百般掩饰。御史请求朝廷罪黜二人,“别选忠诚不欺、才足有为者代之”。
奏疏呈递后,恼怒的嘉靖帝密问严嵩此二人情状。严嵩见嘉靖帝不悦,决定弃卒保车,抛弃路楷保全杨顺。他建议“(杨)顺姑戴罪防御,楷革任定夺”。嘉靖帝却对“重罪巡按而轻处总督”不以为然,“镇巡既去,督臣独留,亦似不平”。
嘉靖帝决定罢免二人,“令(江)东急去,暂管顺楷,俱拿来问”。严嵩顿时惶恐,认为自己“执庸常之见,所拟委未尽理”。最终,杨顺、路楷由锦衣卫遣官校逮系入京,总督事由江东紧急暂理。
临行之际,嘉靖帝嘱咐江东:“右卫久困,朕闻城中将变,尔急用心处置。”
当时俺答驻兵右卫城西,大将黄台吉驻扎东南,大将脱脱驻扎西北,去右卫城各有三舍之远。他们将右卫外围道路团团围住,右卫内外断绝,“斗粟束刍不能进城”。
时任巡抚朱笈、总兵龚业害怕吃败仗担责任,都以即将调任而不愿援救。右卫城中有位叫尚表的武将,刚运军饷入城,因为遭到敌军封锁,无法出城复命。
危在旦夕之际,尚表肩负起“右卫保卫战”的重任。他打开城内府库,取出库藏甲胄弓弩,分授城内壮丁,让他们坚守以待外援。右卫被围许久后,粮食草料悉数耗尽,城内百姓拆房作柴薪,没有粮食就宰马牛。时间久了,谣言沸腾城内,但士卒没有背叛之意。
江东即日就道赶赴大同。他约新任巡抚杨选、总兵张承勋,选拔士兵精锐七万人,只带七日粮食,运载万斛军粮,倍道紧急行军。大军距右卫百里时,江东令军卒白天鸣鼓发铳,声响震动四野;夜晚点燃万支火把,火光照亮天际。鞑靼诸部以为明军赶到,立即趁夜色撤退。
江东率军进驻右卫,褒奖尚表奋力守城,向百姓分发粮食。“居民焚香夹道出迎,老稚妇女皆感泣,呼声震地,自以为再生也”。
经此一役,江东在边疆威信大增,在朝廷也有了“救火队长”美誉。
右卫守弃,一疏定音
右卫之围解除后,江东着手为当地百姓请赈,为守城将士请功。
江东在奏疏中陈述,右卫因敌军侵袭而濒于残破,耕稼废于攻守,田亩蹂于虏骑,庐舍器具尽于炊爨,战士夷于锋镝。如今危机虽然解除,但一旦敌军再度入侵,能否坚守尚未可知。他建议朝廷“大加赈恤,严设守备,为善后之计”。嘉靖帝对江东之言深以为然,认为“墩堡之要害,务在修筑坚久”。他一边令江东在右卫修筑防御工事,一面拨发赈银二万两、屯种银三万两,帮助右卫恢复生产。
江东接着奏议,认为边备守军征调过于频繁,影响前线战力。他提出一边招徕流民,给予牛种,减免税赋,鼓励他们开垦荒地,提高边疆自我造血能力;一边裁汰冗官,减少士卒频繁调动,加紧训练士兵,提高作战能力。他认为,如此双管齐下,可保右卫安稳,大同无虞。
没想到,江东这道奏疏刚送到朝廷,就掀起一场“守弃右卫”的争辩。
放弃右卫的意见在朝廷中很有市场。此前大同因守者懈怠,数次爆发兵变,而敌军多番侵扰,明军往往败绩。
嘉靖帝为了改善大同守卫,曾每年拨发太仓银数十万改善守备状况。但因边塞军官贪婪,多数军饷被侵吞冒领,边地军民所得不到两成。
军费没有用到关键处,防御自然还是没改观。当地官员为推卸责任,倡言敌军实力强大,应该弃守右卫,甚至大同也可放弃。
严嵩是弃守右卫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不敢承担“丧土”之责,就让自己的党羽、兵部尚书许论走上前台。许论曾总督过宣大前线,他的意见在嘉靖帝面前颇有分量。
许论果然极言右卫难守,认为每年国库开支巨大,不如放弃其地,利用有限兵力紧缩防御圈。他向朝廷建议,右卫孤悬塞外,远离关内,自我防御能力薄弱,“昔日所以得安,由东西堡寨联络策应也”。如今墩堡全被敌军摧毁,只剩一座孤城而已。敌军一旦来攻,必然声问隔绝,必须派驻大军才能解救。可右卫寒苦贫瘠,难以军粮供养庞大军队。一旦因无粮而解散军队,敌军肯定再度来攻,右卫自然无法坚守。
许论不直接提出弃守,而是旁敲侧击指出,如果要一直守住右卫堡垒,必须加紧恢复兵马数量,加强物资供应。他还估计,在“连岁荒歉,刍粟踊贵”的当下,每年如果有五十万两军费,大概能守住这块弹丸小城。
正当嘉靖帝犹豫不决之时,江东第二封奏疏抵达。他极言右卫战略地位,是大同存亡的关键,“无右卫,是无大同也”。而大同存否,又关系京师安危。在江东一再呼吁下,才保住了右卫堡垒,也让当地百姓如释重负,免受迁徙之苦。
安抚兵变,遭遇言官
第二年,朝廷因江东解右卫之危有功,擢升其为户部尚书。不久,留都南京爆发兵变,朝廷又迅速调其任南京兵部尚书,襄赞机务,并加太子少保。
江东赴任途中,开始着手进行兵变善后安排。他派人星夜疾驰,赴南京调查兵变缘由,了解当地处理措施。
早在嘉靖二十四年,南京兵部尚书张鳌为加强沿海、沿江防御能力,奏请明廷成立一支特种部队——振武营。振武营选拔标准高,“简诸营锐卒充之,益以淮扬矫捷者”。
在实践过程中,振武营却渐渐走样变味。因为当地百姓不愿应召,兵源一再短缺,只好招一些无赖入营,军队素质极速下降。
嘉靖三十九年,南京兵部开始减少振武营军人月粮,而且出现逾期不发军饷现象。新上任的基层军官,又随意克扣军卒补贴。当年水旱灾荒,米价暴涨,而军人待遇不断下降,士兵怨声载道。
不满日积月累,振武营开始骚动。他们包围户部督储侍郎府宅,将来不及逃脱的侍郎殴打致死。南京兵部被迫满足哗变士兵部分要求,局势才稍微安定。
哗变平息后,南京兵部秘密拘捕了参与兵变的二十五名士兵。因为克扣饷银始终没有解决,而参与士兵又被杀害,引起南京军营轩然大波。
江东抵达南京后,寻求“柔性”平息士兵愤怒。振武营兵变之后,有官员认为振武营可罢撤。江东认为振武营为防备倭寇而设立,如今倭患没有平息而罢撤,可能会激起更大骚动。他安抚军卒情绪,承诺解决兵饷问题。但即将解散军营的谣言,却在南京四处蔓延。
一个月后,南京江北池河营也爆发兵变。池河营以“专城守,护陵寝”为职责,约有3000多人。当时池河营士兵每年在岗四月,每月发放三斗军粮。时任管理官员认为池河营不属正规军编制,恳请南京兵部裁撤该营。池河营士兵闻讯,怒不可遏,将该官员捆绑营台之上,轮番殴打,几乎毙命。江东刚安抚好振武营,又闻听池河营哗变,火速赶往现场。他答应士兵不会遭到遣散,这才救下被绑军官。
南京接连发生两次兵变,让朝廷极为震惊。南京两位科道官接连奏疏,弹劾江东“治兵无纪,举措乖张,昏庸谬妄”,应该罢免归乡。
很快,北京言官也开始行动。刑科左给事中魏元吉上奏,强调江东赶赴南京,肩负“镇辑弹压”之责。可他赴任以来,“威令不行,专事宽假”,导致“官军相讼”。一味袒护士兵而罪责军官,以致士兵骄肆滋甚。顽劣军卒或矢射部门,或殴詈官长,甚者白昼劫人都市。魏元吉认为“法纪不振,莫大于此”。
魏元吉的奏疏,得到言官集体响应。在舆论压力前,嘉靖帝必须惩处江东。他下旨批评江东“受朕简命,不能宣布朝廷恩威,训以忠义,乃专事姑息,致营军悖”。嘉靖帝在训斥之余,也给江东留有余地,“会同守备等官申明法纪,严加禁治”。
嘉靖帝一面安抚言官群体,一面尽力保全江东。但六科都给事中梁梦龙等十三道御史联合弹劾江东。在言官强烈要求追责下,江东最终被免南京兵部尚书职务,暂时归乡休养。
再临边疆,捐躯任上
嘉靖帝还是离不开以“救火”为专长的江东。免官没多久,朝廷就起用他为兵部尚书,协理戎政。
第二年,嘉靖帝又觉得“(江)东故总宣大有功,士卒乐用”,再以他为兵部尚书身份总督宣大军务。
江东上任后,修边简兵,更易裨将,设立守巡,努力改善边疆防务。
后来,敌军大举入寇,欲犯蓟州。江东知晓军情后,立即提兵数万急赴敌军后方。敌军见明军忽至,出其不意,大惊失色,急忙退出关内。
次年,敌军又从他处进入蓟州、顺义、通州,然后南下攻略京师,蓟辽文武众臣恐怖无措。江东紧急督兵追其后,敌军惧怕断绝归路,就退兵往北回撤。在京师郊外,江东与敌军相遇。江东身披甲胄,亲冒矢石,勇蹈不测,最终成功击退敌军。嘉靖遣中使锦衣馈食慰劳江东,还以玺书褒奖,令他统领宣府、大同、山西、蓟州、辽东、保定多地军马,寻加太子太保,赐蟒衣一袭、玉带一围,所受恩宠一时边帅不敢望也。
江东得嘉靖帝赏识,更加忙碌于边疆防务。他多番调查,详细了解防务漏洞,上疏奏明十条建议,其中有“积谷、征调、练兵、增城浚池、筑火墩”等多条措施。
江东在前线四年,前后条议边计不下数十次。朝廷既以江东忠义可托,而江东亦益为尽力。三四年间,江东忧危劳瘁,口且百端,不幸巡边卒于怀来,至死一息无暇。
江东为人坦爽博大,不立城府,亦不嬉闹随人说短长。他推诚御下,肯于士兵同甘共苦,因而所至人皆乐为用。遇到大事,江东法大道,惟以义识,不计利害。他深沉有度,能谋虑,料事量敌,在边疆享有极高威信。而且江东自奉俭约,官登高位而田园不增,海内服其廉洁清德。嘉靖帝以其为社稷臣,倍加赏识器重。
所以江东讣闻,嘉靖帝痛悼之,给葬银五百两,遣行人修坟城,于山东布政司堂上官设祭九坛。朝廷以江东忠慎有功,谥曰“恭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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