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文化笔记之四
赣江帆影：航行在昨日之河
根据整理的资料记载，全国历史上有过万寿宫和江西会馆的数量是1585个。其中在江西省内的数量是最多的，569个。余下的1016个分布排名依次是四川、贵州、湖南、北京、湖北、重庆和云南。
这其中北京万寿宫是个异数，它不仅仅是为商而设，更带有崇文色彩。有史家研究云，从明中期开始，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北京的会馆开始接待同乡来京应试的士子。“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会馆，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人，联旧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来京假馆之所，恤寒峻而启后进也。”（《大商帮：探秘中国商业群落》，凿空使者著）。
中国西南一隅的云贵川，才是万寿宫最为密集的应许之地。
一
2010年1月，我在贵州盘桓了半个月。我当时刚刚加盟北京《锦绣》杂志，这本杂志在其刊名下有一定位性文字：国家商业地理文化读本。我去贵州是为这本杂志采写一组后来定名为《苗药传奇》的报道，为此，我在贵州盘桓主要去了三个地方：贵阳、凯里和雷山县。凯里的全称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是黔东南的下辖县，雷山境内的雷公山是全球公认的苗人圣地，雷山因此被苗人视为“苗都”。
蒋元生是我在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认识的一位苗医，他的父亲是西江千户苗寨的活路头，为苗寨“四老”之一，我在雷山采访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蒋元生采药、出诊和劳作。有一天，蒋元生带我去凯里的红梅街卖苗药，于是同他的儿子和我的摄影师同事去了凯里。红梅街不长，10分钟的时间我就逛了一个来回，蒋元生见我有点无聊，告诉我距红梅街不远有个万寿宫，“是几百年前我们江西人盖的，你可以去看看。”
有一背景需要交代：蒋元生与我初次见面，得知我是江西人，就告诉我他们家的祖先是几百年前从江西迁过来的。所以，蒋元生才会说“我们江西人”。
凯里万寿宫位于一个丁字路口上，当地人称“旧市街”的中心地带，又叫“凯里老街丁字口”。我去的时候“铁将军”把门，并不开放，透过门缝和窗棂，气派是气派，并不富丽堂皇，和南昌西山万寿宫的花花绿绿相比，凯里万寿宫甚至有点素面朝天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凯里万寿宫是当地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组古建筑。
有意思的是，我在凯里万寿宫周边转悠时，碰到一个剃头匠，就在万寿宫旁边支个摊摊，居然也说他们家祖先来自“江西都司巷”。这个地名把我惊着了，因为南昌万寿宫边就有一个“都司前”……我后来把这个邂逅告诉当时凯里的宣传部长，谁知道那位部长马上纠正我说：不是都司巷，是朱市巷，凯里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江西朱市巷。
““江西朱市巷”是南昌城中之街巷，至今仍存。明洪武年间，开辟云贵，在滇黔驿道沿线设置了大量的卫所，派遣70余万江淮军籍移民驻守其地。民籍移民也随之迁来，也就是常说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贵州也有大量的江西民屯、商屯。明代移民从江西各地来到南昌府城的“朱市巷”领取信印（即通行证），然后分赴各地，“朱市巷”实际上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中国移民史》，葛剑雄著）
明清两代战事不断，“惜乎！兵燹屡更，文献不足稽考。咸同遭变，谱牒曾已失踪”（1939年《炉山顾氏族谱》）。“代远年湮，屡遭变难，余族宗谱因走张、莫二寇失焉。”（清同治六年《陶氏宗谱》）。各家谱牒既多毁于战火，当需编修族谱时，多数典忘祖，只能随众自认“江西朱市巷”籍。少数族群也多自称祖上来自“江西朱市巷”，讳言其土著身份。这样，这个传说自上而下逐渐通行于各个民族之中，从而形成了“江西朱市巷”的文化认同现象。
那位部长还告诉我，“凯里”这个地名来自苗语“木佬人的田”，而那些木佬人更是自称来自“江西临江猪市巷”。
二
江西临江在哪儿？
“临江古称“石龙城”。唐武德八年（625年），始于临江建萧滩镇。五代南唐升元二年（938年）于萧滩镇始建清江县。宋淳化三年（992年）置临江军，辖清江、新淦、新喻三县。元改置临江路。明太祖癸卯年（1363年），改临江路为临江府，府治清江县（县治在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辖清江、新淦（今江西省新干县）、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3县。明嘉靖五年（1526年）新置峡江县来属。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江西布政使司和江西省均先后在临江设湖西分守道署（俗称“道台衙门”）。清末辖：清江、新淦、新喻、峡江共4县。1913年废。”（《百度百科·临江府》）
存在有逾千年的临江府之所以在1913年被废，根本原因是彼时中国的交通格局——无论是路线还是工具——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历史上由北而南的大运河——长江——赣江——大禹岭——东江大通道，曾经是江右商人能够纵横天下的重要地理因素，其沿线的赣州、吉安、临江（樟树）、南昌、九江等地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国最重要的36个城池之一，这一盛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中叶。
现在的江西人喜欢把江西的落败归咎为京广铁路的开通，这条始建于1897年4月的南北主动脉，真正全面贯通已经是1936年的9月。在京广铁路贯通一年以后，浙赣线全面通车，这条铁路，才是让在赣江边落寞了半个世纪的临江府以清江县名字复活的还魂丹。所以说，铁路不是临江府消失的真正原因，真正改变临江府乃至整个江西命运的，其实是一片曾经诗情画意的帆影。
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以蒸汽为动力的铁壳轮船。如果说这对中国帆船运输业而言，是第一次巨大的冲击，那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了我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这种转移对于传统的中国帆船运输业而言则是又一次打击，航线的倍数增长对船舶的要求就像是大浪淘沙。
赣江上曾经遮天蔽日的船帆，其实是一种渐行渐远的文明。
2010年5月，我在上海寻找一位叫张玉琪的船模师傅。张玉琪原来是上海船厂的船模工，一次因缘际会，张玉琪成为中国古代船舶模型制作领域的首席。在张玉琪的工作室，我发现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船模工的案头上，躺着一本厚厚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告诉我们，里面辟有专门的章节，详细介绍中国古代的船舶制造技术。
据张玉琪介绍，中国内河航运业的急剧萎缩，主要发生在那些大河的支流上，“类似你们江西的赣江。机船与帆船不仅在速度上存在巨大差异，更在载荷量上高低立现，一般来说，机船的吃水深，对航道的要求比帆船更为苛刻；另外中国帆船多为平底，而机船则有龙骨，滩多水浅，每每吃瘪，直接导致中国很多河流的适航能力下降，甚至被委弃。”
话说到这里，跑遍了中国内陆河流的张师傅特意提到了赣江边上的临江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被消失的码头”。
三
弃了临江，清江还有樟树镇。
据说这个樟树镇曾经是新淦的县治，历810年之久，身为临江府的下辖与之“在地势上互为犄角，在经济上互相抗衡，在文化上也相互颉颃”，清代诗人查慎行曾有诗云：“潇滩流下棹歌声，一曲清江见底清。老树不知生意尽，尚凭古社占村名”，提前二百年预言了临江与樟树之间的命运转换。
有史家研究发现，江右经商人员与行业广泛的特点，导致了江右商帮内部构成复杂——从经商人员的地域来分，主要有抚州帮、丰城帮、赣州帮、都昌帮和樟树帮、临清帮等；从经营行业来分有茶帮、瓷帮、纸帮、药帮、粮帮、木帮、盐帮甚至钱庄——在此基础上，有些地区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和商业重镇。如樟树药帮，形成樟树镇“药都”的美誉。
明代中国人文地理的开山鼻祖王士性的《广志绎》记载:“樟树镇在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有着“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流传。同时在许真君的相关事迹中，也流传着其施药行医救人之说，因此药帮在外地建立的江西会馆也特别祭祀许真君，不仅视其为商业神祇，也视其为行业神祇。
临江镇的万寿宫，就由于樟树药帮的影响同时祭祀行业神“药王”；而在樟树镇却没有万寿宫的身影，却只有一座“三皇宫”，为每年药交会必有的公祭节目的场所。这一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临江比樟树更具包容性与扩张性？好在两地现在均为樟树市辖区，精神应该一致。
供奉许真君的万寿宫是一道观，供奉伏羲、神农、皇帝及历代药王的三皇宫也是一道观。几年前，我在金华山研究黄大仙时发现，中国的很多道士和黄大仙一样有两点很突出：一是“以行医济世为怀而广为人知”，二是“擅吐故纳新之法而驻颜有术”
道教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两组关键词需要适时浮出水面：中医药和养生。按说这两组词其实是一个种概念和子概念的关系，养生是中医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养生为防，医药为治，所以个人以为还是分列开来各表为好。
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已经采用“四诊”；西汉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在许真君所在的东汉，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而与其同时期的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上述史料说明，中国的中医药行当不仅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有一套经过临床检验的中药体系。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是一个信号，中医药业方兴未艾；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古老的养生理论很可能激活一个巨大的市场——咱们最后切题：万寿宫所附着的道教文化和樟树帮这样的江右商帮文化的传播，应该紧扣的主题之一，就是“中医药”和“康养”概念。(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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