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披露“聊城于欢案”检察机关调查详情: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
2017年3月26日：针对山东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5月26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于欢案处警民警调查结果。
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法庭审理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认为，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
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
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我国刑法第
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的规定，应当通过第二审程序依法予以纠正。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检察官在法
庭上充分阐述了检察机关的意见，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组和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研究的共同意见。
■看防卫意图最高检：正当防卫保护对象还包括人格尊严
从防卫意图看，于欢的捅刺行为是为了保护本人及其母亲合法的权益而实施的。合法的权益，并不限于生命健康，还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其他合法权益。本案中，于欢在认识到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不法侵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实施的。一审判决书认为，“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其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这一法律评价虽关注到生命健康权，但忽视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对正当防卫保护对象的错误理解。
■看防卫起因最高检：存在持续性、严重性现实不法侵害
从防卫起因看，本案存在持续性、复合性、严重性的现实不法侵害。一是2016年4月1日赵荣荣等人非法侵入于欢家住宅，4月13日擅自将于欢住宅家电等物品搬运至源大公司堆放，吴学占将苏银霞头部强行按入马桶；二是2016年4月14日下午至当晚民警处警，讨债方采取盯守、围困等行为限制剥夺于欢、苏银霞人身自由，实施辱骂、脱裤暴露下体在苏银霞面前摆动侮辱等严重侵害于欢、苏银霞人格尊严的行为，采用扇拍于欢面颊、揪抓于欢头发、按压于欢不准起身等行为侵害于欢人身权利，收走于欢、苏银霞的手机，阻断其与外界的联系，在源大公司办公楼门厅前烧烤饮酒扰乱企业生产秩序；三是从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至于欢持刀捅刺之前，讨债方持续阻止于欢、苏银霞离开接待室，强迫于欢坐下，并将于欢推搡至接待室东南角。这三个阶段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已经涉嫌非法拘禁违法犯罪和对人身的侵害行为。聊城市检察院起诉书没有认定作为防卫起因，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认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是错误的。
■看防卫时间最高检：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
从防卫时间看，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防卫适时，是正当防卫的时间
性条件。本案中，处警民警离开接待室是案件的转折点。民警处警本应使事态缓和，不法侵害得到有效制止。但在案证据证实，杜志浩一方对于欢的不法侵害行为，没有因为民警出警得到控制和停止，相反又进一步升级。在苏银霞、于欢急于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时，杜志浩一方为不让于欢离开，对于欢又实施了勒脖子、按肩膀等强制行为，并将于欢强制推搡到接待室的东南角，使于欢处于更加孤立无援的状态。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时，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不断累积升高。一审判决书认定“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显然是对矛盾激化的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看防卫对象最高检：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的反击
从防卫对象看，于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的反击。这里的不法侵害人本人，是指不法侵害的实施者和共犯。本案中，于欢持刀捅刺的对象，包括了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四人。在案证据证实，这四人均属于参与违法讨债、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的共同行为人，杜志浩还在非法拘禁过程中实施了污秽语言辱骂和暴露阴部、扇拍于欢面部等严重侮辱行为。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实严建军、郭彦刚、程学贺三人对于欢母子有言语侮辱和暴力殴打行为，但他们围挡在于欢身边且在杜志浩被捅刺后仍然没有走开，同样限制了于欢的人身自由，于欢为制止不法侵害而捅刺的四人，均是不法侵害人。
■看防卫结果最高检：明显超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从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首先，于欢不具备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其适用前提是防卫人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加害人而实施防卫行为。本案中，虽然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权遭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尊严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但直至民警出警后均未遭遇任何针对生命权严重不法侵害，因而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
其次，本案属于违法逼债激发的防卫案件。本案中，杜志浩等人的目的就是把钱要回，手段相对克制，没有暴力殴打于欢母子的意思和行为；讨债一方（李忠）对杜志浩脱裤暴露下体的行为给予了制止；当于欢捅刺杜志浩、程学贺后，严建军、郭彦刚、么传行等人围站在于欢身边，也没有明显的暴力攻击。最后，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本案中，于欢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摆脱困境，使用致命性工具刺向加害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后果，其行为结果明显属于“重大损害”。●舆论焦点
处警民警为何不构成犯罪？
检察机关调查认定的事实是：2016年4月14日22点07分许，山东源大工贸公司员工报警称“有人打架”。22点17分许，冠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女民警朱秀明带辅警2人到达现场。处警民警联系报警人，电话未能接通。民警发现公司办公楼一层接待室聚集多人，遂进入接待室进行询问。室内双方均表示没有报警并各执一词，民警警告在场人员不准打架。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提出可能是外面员工报的警，民警于是准备出去寻找报警人。苏银霞母子打算与民警一同离开接待室，被讨债人员阻拦，民警再次警告不准动手。22点22分许，处警人员走出房间，源大公司员工（非报警人）上前向民警反映情况，民警听取情况并给副班民警打电话，通报“现场很多要账的，双方说的不一样，挺乱的”，通话记录和相关证据证实，副班民警表示马上开车过来增援。民警再次安排辅警“给里面的人说不能打架”。22点23分许，处警民警进入警车商量要不要给领导打电话，商量的结果是先不打，约40秒后处警人员下车往室内走，源大公司两名员工（仍不是报警人）继续向民警反映情况。22点25分许，接待室突然传出吵闹声，民警闻讯跑进室内，发现有人受伤、于欢手里拿着刀，民警立刻将刀收缴、将于欢控制住，同时安排打120电话，伤者同伴表示开他们自己车去医院更快。民警随后对现场及证据做了保护和固定。22点35分许，副班民警带2名辅警赶到现场。副班民警是从家中赶过来，大约在接到电话12分钟左右，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公司厂区监控录像显示，警车到达现场后未再有任何移动。
检察机关调查认为，案发当晚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立案。聊城市冠县纪委、监察局已对相关处警民警作出了党政纪处分。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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