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投入的何止35套房
□记者卞文超报道老人们喜欢和陈卿(右)聊天。
□记者卞文超报道陈卿的妹妹陈洁(左)在召集开会,值班护工们显得有些疲惫。
□新华社发陈卿和养老院一位老人在一起。像很多80后一样,陈卿小时候长大的村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林立高楼。坐拥35套拆迁房,他从澳大利亚回国,自办社区养老院,想在快速发展的家乡施展拳脚,做一番可以长期运转的事业。然而,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一个人,这一辈子如果用100万元就够了,但是你赚了200万,多出来的100万干吗?”
◎“一夜暴富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想做一件能长期做下去的事情。”
□本报记者卞文超
1月27日早7点,天还没亮,武汉下着雨,整个城市仿佛还沉浸在阴冷的早晨尚未苏醒。武昌区徐东社区,大家庭安养院里已经开始忙碌。
这天是农历腊月初八,传统习俗要吃腊八粥。在徐东社区的这栋居民楼里,厨师四点钟起床蒸包子、熬粥,四名护工穿梭在三楼的房间里,帮老人穿衣起床洗漱。
许述初今年88岁,体格强健。他比别人起得早一些,带上“消防巡视员”的袖标,到处转一转,查看有没有人在床上吸烟,或者使用违规电器。他脚下的这条走廊,贯穿整栋居民楼的三楼,打通了26套普通住宅。经过改建,走廊两侧的每个房间里,分别住着一至四名老人。
“陈院长早啊!”
见到陈卿,老人们望着他的眼神有几分热切和依赖。这个33岁的年轻人,负责照顾着120位老人的饮食起居。
拆二代,海归,自办养老院。媒体贴在陈卿身上的标签,让他这几天在网络上迅速火了起来。
陈卿家住在养老院附近,平时早八点到晚八点在院长办公室办公。最近,他在这里盯得时间更久一些。当天,因为有电台和电视台记者前来采访,活动相对自如的20位老人集中到100多平米的休息室吃饭。陈卿的妹妹陈洁前前后后忙着安排座位。
吃完粥,拍完镜头,大家松了一口气。陈洁给老人们挨个发餐巾纸。纸巾递到90岁的刘素珍手里,陈洁忽然停下来大声叮嘱:这是用来揩嘴的!不要吃哦!
刘素珍点点头,她患有轻微阿尔茨海默病。在这所民办养老院里,超高龄老人多,失能失智老人多,占总数近七成。这和陈卿最初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
没有一夜暴富
没有一掷千金
城中村改造,自家拆迁面积5000平米左右,政策规定80%面积还建,此外另作资金补偿——陈保安和儿子陈卿商量,这些资产要如何处置?
“对于‘拆二代\’的说法,我一开始是排斥的。”陈卿说。
35套拆迁还建房,看似一笔惊人的财富,放在网络新闻头条的位置,足够吸引眼球。但在陈卿口中,这并不是个“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家庭财富的积累,伴随着经年的奋斗和时代的变迁。
上世纪70年代,陈卿的父亲陈保安在生产队干活,1982年陈卿出生时,家里仍然十分贫困。改革开放后,陈保安在武汉开起了餐馆,家庭生活水平逐渐改善。
在陈卿的童年印象里,他当时生活的团结村就是农村,有菜园、池塘,池塘里养鱼养鸭。小的时候到处疯跑,邻里之间互相串门,去邻居家吃饭、睡觉,家人都很放心。现在这里高楼林立,靠近武汉市中心位置,周边房价大约在每平方米一万二左右。
团结村开始变换模样始于1991年。随着武汉长江二桥兴建,带动了徐东大街沿途村庄的城市化进程。团结村里开始慢慢建起厂房和贸易市场。有了实业支撑,团结村村民以土地等形式入股分红,这里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陈卿的父亲陈保安承揽工程,经济收入大幅提高。1999年和2001年,陈保安在自留地上盖起了一栋5层楼房和一栋6层楼房。
“经过这一波潮流,团结村面临着整体的拆迁。”陈卿说。
曾经在村庄里奔跑的孩子也长大走远。2001年,陈卿报读武汉科技大学预科班。2003年10月,他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留学,5年半完成电子商务信息系统专业本硕连读。但在那个地图像倒过来的中国的国家,他始终感到不习惯。
“老外的业余生活就是泡酒吧、冲浪、晒太阳,除此之外,我真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
不同于那里年轻人闲暇时光喝酒、聊天的生活节奏,陈卿在留学期间,先后打了十几份零工,送过外卖,洗过车,做过搬运工,中医按摩,当过服务员、帮厨、清洁工、售货员等。2009年毕业时,他站在那座城市的山头俯瞰——五年半过去了,这里没有新竖起一栋高楼,整个城市的风景几乎看不出任何变化。
“如果留在这里生活,我能预见到自己四五十岁是什么样子。”在20岁的年纪,这样的想法让陈卿感到恐惧。相反,在国内,则完全不同——如果年轻人不安于现状,放手一搏,可能会有很好的前途,也有可能穷困潦倒。
陈卿想回国。千里之外的家乡,有一份事业在等着他。
2008年,城中村改造把团结村的拆迁提上日程。自家拆迁面积5000平米左右,政策规定80%面积还建,此外另作资金补偿——陈保安和儿子陈卿商量,这些资产要如何处置?
思考后,他们的结论是,要开办一家养老院。
陈保安办养老院的心愿由来已久。早些年忙于生计,他没有时间陪在父母身边。子欲养而亲不待。陈卿的爷爷卧床七年后去世,奶奶更是突然离世。这让陈保安感到一辈子的遗憾。
“十多年前,我跟我父亲的心愿就是,等家庭条件好了之后,一定要做养老这方面的事情,让更多老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跟我们有相似经历的家庭,不要留下遗憾。”陈卿说话的语调沉稳平缓,不加渲染。
没有一夜暴富的刺激,没有一掷千金的豪迈。
从那时起,一座理想的养老院开始在陈氏父子心中设计。
和最初设想颠倒
失能失智老人占七成
只接受“好老人”的想法很快破灭。自2013年7月28日,开始接收老人,一直到2014年2月份过完年,只住进了20个老人……平均每天亏损5000元
2009年,陈卿回国。在还建房交付之前,他找的第一份工作,在武汉一家证券公司,年薪6万元。第二份工作,在北京做金融分析师,2011年时年薪达到20多万。他希望通过给人“打工”,熟悉国内环境,积累社会经验。
养老院能不能办好,陈卿心中也有顾虑,担心费力不讨好,把整个家庭拖进入不敷出的泥潭。他花了三个月,对武汉市的养老院市场做了摸底调查。
“我们的定位是做中档偏高一点的养老院。”陈卿说。在武汉,高档的养老院在别墅区,老人住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的套房,以养老地产的模式经营。一般的民办养老院,大多是家庭在小区里开办,通常五六十张床位。
2012年,拆迁还建房交付,陈卿辞职回到武汉,和家人一起将全部精力投入养老院筹建。选房时,他们选了三楼整层。这层房子并不被人看好。一来,楼层比较低,转手时价格卖不过高楼层；二来,三层窗外有片露台,上面堆满了建筑垃圾,看上去脏乱差。
“做养老院,老人要有活动空间。如果养老院建在高楼大厦里,必须在内部开发活动空间。露台扩大了养老院的功能范围,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这层。”陈卿解释说。
在楼房建设过程中,陈卿到工地了解建筑结构,下水道走向和承重立柱他都了如指掌。框架式结构的楼房,将整层打通连成一体,不存在安全问题。等到楼房交付半年之后,别人家装修基本完工,他找人把露台的建筑垃圾全部拉走。
把普通住宅楼整层打通,改造为养老院,施工量巨大。2012年9月,陈卿投入160万拆迁安置费,又卖了五套房子,换取资金用于养老院的筹建。邻居们发现,被人嫌弃的露台清洁一新之后,摆上长椅,做出假山景观,再种上绿色植物,这里成了一片“空中花园”。
现在,79岁的孙恩杰所住的房间就直通“空中花园”。孙恩杰老家山东省高唐县,他对这里的居住环境表示满意。他住的是单间,床头桌子上除了一本古典章回小说,还摆着自己和儿子、孙女的合影。儿子、儿媳和孙女全都在武汉市某大医院当大夫,工作非常繁忙,孙恩杰平时在家无人照顾。去年,他搬到这里,“这样能减轻孩子们的负担”。
孙恩杰头脑清楚,活动自如。下午三点,20位老人聚在活动室里唱歌。100多平米的活动室里还有两张麻将桌、简单的康复设施以及投影仪等。老人们手里拿着歌词本,演唱曲目有《歌唱祖国》等,90岁的赵学端弹电子琴伴奏,兴致勃勃。
但是,这样的“好老人”在大家庭安养院里是少数。近七成老人失能失智,基本生活难以自理,更不要谈业余活动。这让陈卿始料未及。
“最初我们的想法是,七成老人能够自理,能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在这里感受到生活品质。所以,装修时安排了很多活动空间。但养老院真正开始接受老人后,才发现这个比例是颠倒的。能在外面活动的也就二三十个人,百分之七十的老人失能失智,行动不便。”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预期的差别?
陈卿介绍,最初养老院的定位是接受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团结村拆迁后,以往的老邻居对新的环境不熟悉,子女不放心他们出门,有的把老人锁在家里。他的第一批客户就是这些老邻居,晚年聚在一起不至于太孤单。有的健康状况差的老人,大家庭安养院起初不接受。
他坦白讲,从心理上,谁也不愿意每天面对老人经受病痛折磨,很凄惨的样子,尤其是同住的健康老人,恐怕难免想到他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但是只接受“好老人”的想法很快破灭。自2013年7月28日,大家庭安养院开始接收老人,一直到2014年2月份过完年,只住进了20个老人。
“虽然参观者络绎不绝,但是上百个‘好老人\’来参观,最终住进养老院的也就一两个。”
陈卿算了下成本,如果这样下去,平均每天亏损5000元,每个月亏损15万元。入住率太低,陈卿有点着急,家里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进来了。
2014年过完年,陈卿在公交车上、在小区里打了一些广告。身体状况不好的,别的养老院不太愿意接收的老人,慢慢也接收了进来。妹妹陈洁在澳大利亚留学专业是酒店管理,也加入到养老院的管理中。到2014年8月,大家庭安养院住进了80位老人,情况开始好转,此后每个月有七八个老人入住。
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失能失智的老人增多,养老院原有的设计变得不合理。正常人进厕所,门有四五十厘米宽就足够,但是轮椅有78厘米,只能把原有的厕所门拆掉……陈卿又先后卖掉四套房产,用于对养老院的装修改造。
不断地追加投资,琐碎的日常管理事务……陈卿感受到始料未及的压力。
养老院内部生态
谁来为晚年危机负责
生命后半程的路上,难免危机四伏。当老人发生不测时,什么样的情况应由养老机构负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免责?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盲区
29日上午八点半,陈卿和陈洁召集养老院工作人员开例会。当天值班的10个人,有护工、厨师、维修工和医生,夜班下来,有的已经面带疲惫。
“今天早上送饭,刘婆婆趁我不注意,偷偷把饭倒掉了。昨天一天,她就只吃了一碗粥。”护工谌德荣不无担心。她性格开朗,观察细致,在老人中有着好人缘。过去一整年,她都没有休班,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
目前,大家庭安养院入住约120位老人,雇佣护工20人。加上医疗、后勤、管理等岗位,总共职员30人。
“养老院的员工不好招,这是做养老院很大的问题。”陈卿说。
以护工为例,老年人的日常护理工作又脏又累,只能靠人的手去做。招聘护工,不光要有护理技术,还要有品德,对待老人要有耐心。有些不能动的老人,大小便失禁,刚换了尿片又弄脏了,不能厌烦、打骂老人。在武汉劳务市场中,护工的缺口很大,只能满足不到80%的需求。通常城里人很少愿意做老年护理工作,只能去农村找。
如同香港电影《桃姐》中的剧情那样,院长助理刘敏能够察觉到养老院里细小的波澜,那是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微妙关系。
“老人之间会有小的纷争。比如你抢了我的风头,或者我的东西丢了,怀疑是谁谁偷的……”
有时因为一双袜子的丢失,有的老人甚至会怀疑十多个人,影响了正常生活。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只好偷偷买一双袜子送还,哄他:你看袜子找到了。
这都是小事。对于养老院的职责而言,保证120位老人的人身安全是头等大事。而生命后半程的路上,难免危机四伏。
上个礼拜,80岁的孟婆婆趁护工不注意,又一次准备出走。“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陈卿和工作人员分析孟婆婆的心理:住在她隔壁的许述初,儿女家在附近,他们经常来看他,每次都给他带点心酒水。但孟婆婆的孩子住得远,开车要40多分钟的路程,加上工作忙,有时一两周才能来探望一次。相形之下,孟婆婆有心理落差,她总想自己走回家看看。
这让陈卿等人很担心,他专门把孟婆婆安排在靠近走廊,容易被护工看到的床位。
“孟婆婆,你可以请假回家啊,叫你家孩子来接你!”
她却总说,不要给他们打电话了,我自己回去看看就行了。
孟婆婆看上去神智清醒,但有过走失的经历。事实上,但凡有能力出门乘公交车或打车的老人,家属通常不会把老人送进养老院。
住进养老院的120位老人,大都有子女家庭,多数老人因失能失智,家庭成员无法付出足够的人力来照顾,所以送到养老院看护。至于那些能够自由活动的老人,之所以住进养老院,有的因为年纪太大,家人担心他在家摔倒,或者忘记关掉煤气,或者担心有人上门骗钱,或者害怕独自在家孤单……这些都是家属考虑的因素。
“有的家属认为,把老人送进养老院就等于送进了保险箱,那就太不近人情了。”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有家属找上门来,因为老人在养老院里摔倒了。养老院该不该负责?他们关起门来理论了半天,陈卿出来最后说,实在不行,走法律程序解决。
当老人发生不测时,什么样的情况应由养老机构负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免责?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盲区。在养老行业试水一年多后,陈卿认为养老行业规范应该更加细化。
“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但普遍的富裕还没有达到。什么样身体状况的老人,应该进什么样等级的养老院,这在国外分得很细。比如身体状况不好的,就应该去医院,或者医疗条件特别好的养老机构。但是国内就没有分那么细。”陈卿说,像大家庭安养院这样,定位于照顾老人日常生活的养老院,如果要承担起老年失智失能病患的救治功能,确实难堪重负。
如果100万够生活
富余的精力财力做什么
有的人可能要拿多出来100万去享受,但是,光享受不做事,会使做人的心态发生变化。陈卿说,多出来的精力和财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才是对生命的真正拓展
如果当时把这35套房出租出去,陈卿不会面对这些烦恼。
“房子装修之后,有好几家找上门来要整体租下来的。”以当时市场价格,房子如果出租商用,一年的收入可达到百万以上。
而如今,运营了一年多的大家庭安养院,在经过借款追加投资和前期亏损之后,目前的经营状况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但陈卿对当初的选择不后悔。
“一夜暴富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想做一件能长期做下去的事情。”
陈卿本身家庭富裕,他说自己和家人对物质的要求并不过分,满足吃穿住行的需求即可。干事创业的父亲从小对他灌输一种思想,那就是,要做事,要对社会有一些意义。
“一个人,这一辈子如果用100万元就够了,但是你赚了200万,多出来的100万干嘛?”父亲陈保安的价值观对他影响很深。有的人可能要拿多出来100万去享受,但是,光享受不做事,会使做人的心态发生变化。陈卿说,多出来的精力和财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才是对生命的真正拓展。
去年底,陈卿的第二个孩子诞生了。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几乎和大家庭安养院的筹建同步。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小孩不要认为钱来的特别容易。他想让他们知道,很多人在辛苦地打工,人在社会上立足要看他做了什么事。
在武汉市武昌区,每1000名老人中,养老机构只能提供25张床位资源。这意味着,97.5%的老人必须依靠家庭养老,别无他处寄身。
“今天看来,进养老院仍然存在观念问题。大部分老人仍然是老观念:为什么我有四五个子女,还去养老院,子女是不是不要我了?”
但是这一观念明显在发生转变。陈卿的父亲在想到自己养老的问题时,对陈卿和陈洁说:我不需要你们管,我自己有退休金。如果你们精力上能照顾到,在家养老当然是首选,如果腾不出精力来,哪天我走不动了,就进养老院。
80后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开始步入60岁左右的老龄边界。如果一对双独家庭的年轻夫妇,符合国家政策要了两个孩子,他们还将照顾四位老人。当工作、养老、教育后代的压力同时扑来,哪怕从心理上非常想亲手照料父母,恐怕也要顾此失彼。
“等到我们的父母真正需要养老,可能要到他们80岁时。我相信,十几、二十几年后,选择养老院会变得自然而然,观念上没有任何障碍。”陈卿说,那个时候,唯一值得担心的是,养老院是否有足够的床位接收这些老人。
陈卿注册的大家庭安养院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机构,从筹建大家庭安养院之初,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微利行业。最终促使他放下顾虑行动的,是政策上逐年向好的支持。目前,在民政管理部门,他可以申请到免税、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三项固定补贴政策。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政府倾向于支持民办养老院发展。
“我并不是在做多么高尚的事,我只是在做一件平凡的事。但是我希望把这件事长期做下去,把这件事做好。”
陈卿做好了准备,五年时间内,哪怕亏本,也要在养老行业中站住脚跟。他期待,三五年后,国家和地方政策会变得更好,此时,大家庭安养院已积累了经验,他愿意花更长的时间,等待这份事业枝繁叶茂。
(文中部分老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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