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最早留下姓名的地方行政长官
□文/图 特约撰稿刘弘
凉山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属于“西南夷”地区，所谓“西南夷”，是秦汉时期的人们对主要分布在今天四川西部山区、川西南和云南、贵州广大地区诸多民族的统称。当时活动在今天凉山地区的主要有邛和笮两支民族，另外还有一些濮系民族。当时这些民族都还处于原始部落阶段，他们的首领即部落酋长，是在本部落内部产生的上层领袖人物，与中央王朝没有任何关系。
西汉初年，王朝开始开发“西南夷”地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年），朝廷在今天的凉山范围内设置了越嶲郡。汉代继承秦代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中央——郡——县三级行政制度，郡相当于今天的省，西汉时的越嶲郡就下辖了邛都、会无等十五个县，整个越嶲郡的面积比现在的凉山州还要大一些。
汉代的政治制度许多沿袭了秦朝，秦朝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叫“郡守”，如著名的建造都江堰的李冰就做过“蜀郡守”。汉代初年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仍然叫“郡守”，汉景帝时改称“太守”，太守为郡的最高官吏，上则负责执行中央的命令，下则负责监督所属各县，其职责包括管理全郡的民政、财政、司法、教育、选举、兵事，可以说无职不总，无事不管，在汉代的各级职官中，太守属于高级官吏。
汉代的官员职级称为“秩”，以“石”（音dan）为单位，有万石、二千石、一千石、六百石等等之分。“石”本是衡的单位，但在这里只是作为官员的级别来使用的。实际发放给官员的俸禄则是以“斛”这种量的单位来计算的，如郡太守的“秩”为“二千石”，月俸则为120斛谷物。
郡太守都由中央任命，任期有长有短，几年和十几年的都有，没有今天这样规范。汉代的越嶲郡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至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一共存在了331年，其间一共有多少人担任过越嶲郡的太守已经不得而知，但历史文献和文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几位太守的尊姓大名，他们算得上是凉山最早留下姓名的地方行政长官。
枚根，西汉末年的越嶲郡太守。越嶲郡的郡治在邛都（今天的西昌），所谓郡治就是郡政府所在地。邛都原来是邛人的聚落，邛人是主要居民，枚根为了笼络邛人，便任命邛人的首领任贵出任“军侯”（任贵又叫做长贵）。汉代边远地区的郡是配置有军队的，这种军队叫做“郡兵”，负责统领郡兵的官员叫“长史”，军侯是郡兵中的中低级军官。任贵不是个安分的人物，更始二年（公元24年）他带领他的“种人”，也就是他本部落的成员攻杀了枚根，这位最早见于文献的越嶲郡太守也因此魂断他乡了。
任贵，他是紧接枚根担任越嶲郡太守的，但他当越嶲郡太守的过程就甚为曲折了。前面讲了，任贵杀了前太守枚根，当起了草头王，还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名号，叫“邛谷王”，并大模大样、自顾自地管理起越嶲郡的政务来。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乱政，夺取了政权，建立“新”朝，后因施暴政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中原大乱，地方军阀乘机割据，盘踞今天四川的是号称“白帝”的公孙述，任贵见公孙述势大，就投靠了公孙述。不久，东汉光武帝刘秀力挫群雄，建立了东汉政权，并在灭了公孙述后，承认既成事实，封任贵为邛谷王，任贵的邛谷王算是转了正。东汉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任贵遵照当时的制度向中央上了三年计，所谓“上计”，是秦汉时期中央政府考察地方官员的制度，具体方法是，每年年终由专职负责该项工作的官员——上计吏带着计簿（即书面工作汇报）到京师汇报，汇报内容包括税收多少、人口增减、粮食收入、断狱数量等方方面面。光武帝看见他能主动服从中央朝廷，便正式任命任贵为越嶲郡太守，并授给了他越嶲太守的大印，任贵因此成为了东汉王朝正而八经的高级公务员。按理说，他应该消停了，但他却是一个生有反骨的家伙，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就在他任越嶲郡太守刚刚满五年的时候，益州郡的少数民族造反，汉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前去镇压。刘尚大军走的是牦牛道，要经过越嶲郡。任贵听说后，担心刘尚平定了南边后，必定严格执法，自己可能再也不能任性放纵，便起了反心。他先在各要害地点聚集军队，抢修营垒工事，然后又招呼邛人各个部落的首领，酿了许多毒酒，打算以劳军的形式毒杀刘尚及其大军。古语云，“谋人而谋先泻者，殆矣。”任贵欲毒杀刘尚大军的计划不知怎地被刘尚侦知，刘尚是一位足知多谋的将军，马上分出一支部队攻占了任贵的大本营——邛都县，自率本部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任贵，还沉浸在自己“完美”计划中的任贵措手不及，汉兵的大刀寒光一闪，便身首异处了，这位通过非正常手段而得位的越嶲郡太守没有落得一个好的下场。
郑鸿，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时任越嶲郡太守。当年活动在滇西北的一支少数民族——哀牢夷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九人在首领贤栗的带领下向郑鸿投降，要求内属，汉光武帝十分高兴，封贤栗为君长。这次哀牢夷的内属，估计作为越嶲郡太守的郑鸿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哀牢夷才选择向越嶲郡太守投降，而没有选择其它郡的太守。
张翕，字子阳，巴郡安汉人。张翕是位清官，早在任阴平郡太守时就带头布衣蔬食，用勤俭教化百姓。他当太守时只有两匹马，后来一匹马死了，一匹马病了，他说：“我只有走路去上班了。”东汉桓帝时（公元147年——167年），张翕任越嶲郡太守长达十七年（一说十九年），仁慈爱民，汉民和夷人都很拥戴他，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府君”。张翕在任上去世，百姓爱慕号哭，如丧父母，送葬人以千数，苏祁（即苏示）的叟人二百余人甚至牵着牛羊将他的灵柩一直护送到他的老家安汉（今南充一带），修筑坟墓，进行祭祀。
张湍，有的文献又写作张端或张璊，是张翕的儿子，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标准的官二代。张翕去世后，其后的数任越嶲郡太守治理无方，经常扰民，引起夷人叛乱，朝廷便委派张湍为越嶲郡太守，有利用其父亲威望安定地方的意思。张湍初到越嶲郡，夷人十分欢喜，夹道欢迎，说“这位太守的面貌和仪态都很象我们的府君”。结果张湍远远不能与其老子相比，颇失民心，有的夷人甚至起了反叛之心。幸好夷人中的老人们还记得他老父亲的好处，劝告想闹事的人说：“看在先府君的面子上，别给他添加麻烦了”，越嶲郡方才得以安宁。
冯颢，广汉郡郪县（今中江、三台及射洪一带）人。东汉顺帝、桓帝时期（公元126年—167年）任越嶲郡太守，文献上说他任越嶲郡太守时“政化尤多异迹”，但没有具体的史实。
荀昱，东汉桓帝时（公元147年—167年），任越嶲郡太守，文献只记载了他的姓名，没有事迹记载，可能没有到任，这种情况在古代是时有发生的。
李文德，东汉桓帝时（公元147年—167年），任越嶲郡太守，文献也只记载了他的姓名，没有事迹记载，可能也是一位没有到任的越嶲郡太守。
张勃，东汉灵帝时期的越嶲郡太守，可以确定的是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时他正在越嶲郡太守任上。上世纪80年代，在昭觉县四开好谷乡出土了一通东汉光和四年的石表，根据表上镌刻文字的释读，当时的越嶲郡太守名叫张勃，这位张太守所做的事有几件，一件是将苏示县（越嶲郡属县之一，今西昌礼州）的有秩，调到邛都县安斯乡担任有秩，“有秩”是汉代乡一级政府的官吏，属于低级公务员。另一件是遵照朝廷的旨意，免除当地百姓的税赋，这都是当时郡政府的日常行政公务。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中有多少人成为了过客，不管什么原因，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封泥
封泥，我国古代的公私信件大多写在竹简和木片上，寄出时先用绳索捆缚，然后在绳端或交叉处封以粘土，再在土上盖上印章，作为信验，以防被人私拆。这种盖有印章的土块就叫“封泥”。封泥及其使用制度主要用于秦汉魏晋时期，其后因纸帛等书写材料的广泛应用，这种制度也就随之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由于封泥基本上采用的是青泥，泥质细硬，较易保存，多有出土，历来被收藏者所重视。封泥对于研究古代官吏制度、行政机构、地理地名、书法艺术都具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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