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中传来遥远的回声
文/何万敏
群山之中的俄亚，实在让人陌生。如果不是踏上那片土地，我一无所知。
中国西南、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即便有了这样的地理坐标，再去密密麻麻的地图上发现俄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困难的是，山峦叠嶂，河流纵横，虽然县志上写得明白，俄亚乡距离木里县城278公里，但数字中的一大半，在2004年我们徒步去的时候尚未通车；所以，标示数据的可信性颇令人怀疑。怀疑背后，确凿的事实却是漫长的道路，缠绕崇山峻岭，越过湍急河流--对于行者抑或马帮的脚力与意志，都是一次耐性的考验。
“有一次，我们送几个刚从大学毕业分配的教师去俄亚，爬山的时候，有一个戴眼镜的女教师哭起来，我看到她好可怜啊!”精神抖擞的藏族小伙才仁多吉牵着我骑的骡子，背负简易的背包，内心充满怜悯，“他们又是才分配去的，还没有钱。”生活艰辛和生命坚韧的双重交织，已经将17岁的少年磨砺出黯红脸色般沉着的底色。13岁起就开始跟着当哥的跑马帮，4年下来，灿烂阳光以及风霜雨雪，无一不是行走的馈赠。
多数时候，俄亚还只是“中转站”，来自遥远的城市，被色彩艳丽大包小包拥裹的背包客，有的从南面的泸沽湖或东面的木里大寺来俄亚要北上甘孜州的稻城亚丁，而有的正好相反要经过俄亚去木里县城再去泸沽湖和西昌。他们为“重走洛克路”神采飞扬又精疲力竭、领享愉悦又吃苦耐劳、劲头十足又脚跛手软……如此形象，在经过寂静的山寨时，被那些质朴的农牧民盯着，不可理喻。
在户外爱好者看来，一路美景已是美不胜收，但大大小小的城市依然是赖以生存之地。那是归宿，未必是心灵的港湾，却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显然，人们更容易关注西昌、康定或丽江这样的地方。这是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和向南被费孝通先生命名为“彝藏走廊”中的一段。
千山万水阻隔的俄亚，当是寂寥与清苦的。孤独的经年累月，渐渐内化为人情世故、风俗礼仪、行为规范，以至成为“一块巨大的社会活化石”。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的宋兆麟先生，2003年在其出版的著作《俄亚大村》中，将他1981年两渡金沙江进入俄亚所进行的4个月田野调查披露出来。恰在专著推出前一年的春天，我有幸在西昌邛海宾馆，对出席“泸沽湖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国家级专家)评审会”的宋兆麟先生有过简短采访。话题虽与俄亚无关，可他敏捷的思维、谨慎的言语，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毫不讳言，我对书中描述的“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和“伙婚大家庭”等内容颇感好奇，事实上，上述章节亦占据了相当篇幅。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这里所说的一夫多妻制，它不完全指父权制下男子娶一个以上的妻妾而言；而是广义上的概念，其中包括不少类型。最早的一夫多妻制并不是一夫占有若干妻妾，而是若干姊妹占有一个丈夫。俄亚纳西族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实证。
俄亚纳西族并没有一个男子占有若干妻妾的形式，而是流行几个姊妹娶一个丈夫。妇女在这种婚姻家庭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她们是家庭婚姻的中心，世系按母系计算，子女随母性，这是父权制下的妻妾与丈夫的关系所不可比拟的。认真剖析俄亚纳西族的姊妹共夫对探索一夫多妻制的类型及其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是什么性质的婚姻呢？这样的问题，对于常人来说，的确蒙有一层神秘的色彩。有人认为是“较原始的婚姻遗迹”，也有人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尘世的多样化色彩，超乎常人的想象；还有不少学术课题，需要学者的孜孜以求。有多少事物我们还不认识，新事物，对于事物本身而言，它已经存在了千百年。认识是一回事，理解又是另一回事；认识是理解的基础，而理解要困难得多。这些年，我多次去泸沽湖采访，始终想要弄清楚摩梭人的“走婚”，但囿于学识的粗浅，总不得法。直到2004年10月去过俄亚以后，我又自找烦恼，总会把俄亚纳西族人的婚姻拿来同泸沽湖摩梭人的“走婚”相互比较琢磨。
对于外界，泸沽湖之闻名遐迩早已炙热到沸点；说到“走婚”，人们首先想到的正是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历经种种添油加醋的传说，“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摩梭”文化则被肢解、割裂、拼贴得几乎面目全非、走样太多。“读者看到的只是他们大惊小怪的发现，充满猎奇的渲染，和高高在上的宏论，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肢解摩梭生活，神话摩梭文化或曲解摩梭现实，”我在昆明与摩梭学者拉木·嘎吐萨聊天时，他直言即便是一些所谓学者也“丝毫听不到被研究者的声音”。
原香港大学社会系助教周华山博士抱以极大的真诚和热忱，试图纠正太多的谬误进而还原“属于普世众生的”摩梭文化：
传统摩梭感情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婚姻(走婚)与家庭(母系家屋)的分割。走婚伴侣不会同住或组成家庭，也不是经济(生产)、居住(家庭)、教育(抚养下代)、劳动(工作)的独立单位。走婚体制与衣食住行及子女抚养分割出来，以纯感情为基础，自由度高、压力低、稳定性薄弱、独占及主客从属观念难以孕育。这不是说走婚百无禁忌。刚好相反，摩梭走婚有着清晰的内在规矩：⑴走婚男女通常在平日劳动、节日中认识而日久生情；⑵男子在走婚前需要到女方火塘敬锅庄，通常会请男媒人到女方家屋向阿咪示好，阿咪一般不会反对；⑶孩子出生后，必须摆满月酒，确定孩子身份，把走婚关系公开，让村民与亲友祝贺孩子诞生，自此走婚也不必夜出早归，男子白天可以在女方家帮忙，通常晚饭后便到女方火塘聊天；⑷满月酒后，男女家屋便成亲戚，谁家有事都去帮忙，不分彼此；⑸孩子从出生、成年礼、每年春节到父亲逝世，都有父子间的互相责任；⑹摩梭走婚关系被中国政府与法律所承认，属于“事实婚姻”。摩梭老人大多认为满月酒的意义可等同为结婚喜酒，走婚伴侣可算是结婚了。
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地理空间，加之生存条件的严酷，基本的生活必需和人口的生殖繁衍，显然是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只有置身那样的地方，或许才能感同身受所谓“环境所迫”的无言压力。针对俄亚纳西族的婚姻现象，宋兆麟的分析客观又冷静。他认为，由于当地男女平等，母系父系并存，两性都有维护世系的权利和义务，而生产力低下又要求有较大的家庭规模，使之拥有较多劳动力，因此才出现了几种多偶制共存的现象。他归纳道，俄亚纳西族的婚俗是丰富的，也是古今掺杂的，把不同时代的婚俗都保存下来了。丰富的婚俗是一种过渡形态，是氏族群婚向一夫一妻制，母系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产物。
人们常常把赖以生存之地的河流和湖泊，亲切地称为母亲河或者母亲湖，说明了江河湖水对于人类孕育与繁衍的唇齿相依，换言之，水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与文明的缔造和发展息息相关。我们今天从地图上看，围绕泸沽湖的水洛河、理塘河包括雅砻江都相距不远，由北向南的走势与纵贯的山势相呼应，气势非凡。这一华夏大地上非凡独特的地理奇观，牵引着好奇的我不免猜想，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如是婚姻一直是这番生态模样吗？既然俄亚与泸沽湖同处横断山中山水相连之地，那么这两处的婚姻形态，与其他地区人们习以为常的如此不同，当中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性呢？《中国国家地理》做“大香格里拉专辑”时就曾设问，也许“走婚”这种制度曾经遍布整个雅砻江流域或者更大的范围，只是后来被其他文化的婚姻形式覆盖和淹没了。这是真的吗？
早在1963年，宋兆麟就曾经到泸沽湖地区调查，改革开放后又去过四次，写有多部著作，他在云南省永宁区调查发现，多数人的婚姻生活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走访婚阶段。当时，他们的调查组共有6人，因对当地人婚姻和家庭形态的性质，即究竟是群婚还是对偶婚，是母系氏族还是母系家庭，产生较大分歧，詹承绪等四人为此合著的一本专著于1980年出版。作者敏锐的观察到：“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随着封建土司制度的确立和私有制的发展，随着男子地位的提高，已经逐步向一夫一妻婚过渡。……在永宁中心地区，除了严格意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以外，其余几种婚姻形式，已在整个婚姻关系中占有一定比例，向一夫一妻婚过渡的发展线索，至今仍然十分清楚。”
山谷间躬身耕作的人们，间或抬头仰望天空，只见湛蓝衬托白云滑向山际，直到太阳也将西沉，炽烈的光照才焕发出温柔的暖色调。坐在俄亚的东山头，呆呆地俯瞰着俄亚大村袅袅升起的炊烟，时间仿佛是凝固的。我知道，一天又将告别；唯有文明，仍在悄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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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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