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张选民证，见证着他幸福的脚步
杨存礼和他参与编纂的冕宁县志。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晓超
从1953年到2006年，他完好保存了11张选民证；
从动荡不安到民主和谐；
从国民党时期的“被动”选举到解放后的第一次民主普选；
回忆足以拉长到一个世纪；
在经历了人民翻身做主的变更时代后；
他迎来了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
翻开选票，尘封起来的回忆重新被摊开；
他开始诉说他的故事——
冕宁县沙坝镇，82岁的杨存礼老先生从木箱里翻出收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选民证，一张、两张、三张……一共十一张，这十一张薄薄的小纸片见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进程历史。他很惋惜，70年代的几张选民证不慎遗失，给这份跨世纪的收藏品造成了缺憾。但这份缺憾却被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所弥补，他说：“事无完美，我能拥有的美好已经足够，这已是圆满。”
记忆里的投票选举二三事
年少时的杨存礼，在沙坝镇来说，算得上是个儒雅的读书人。虽然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也愿意节衣缩食用5斗米当做私塾一年的学费，让9岁的杨存礼学习读书写字，这对于当时的农村人来说，已经是相当地阔气。
两年私塾加上一年小学，是杨存礼全部的学习经历。其余的学问，都靠他平时的自学和积累。12岁，开始长力气的杨存礼休学回家，每天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儿。
对于投票选举，杨存礼的印象是从最初的写“正”字和丢黄豆开始的。
当时的农村，在选举村里的基础干部，就会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空碗，村里人每人手里抓一把黄豆，选谁就走到他背后把黄豆丢进碗里。饥荒年代，人们无心选举之事，都是应付了事，看着谁的碗里黄豆多，就跟着丢进谁的碗里。导致投票结果一边倒，而候选人也纷纷表示有欠公平。
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在大碗上面盖个小碗，谁也看不到谁的碗里有几颗豆，村民们凭自己的意愿丢黄豆。最后在教室里残破的黑板上，写上候选人的名字，名字下面写上“正”字统计票数。年幼的杨存礼曾偷偷趴在门缝看大人们严肃的选举。
“丢黄豆的选举我没有参加过，因为年纪小，不用参加，都是父母去。现在看起来落后的选举方式，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杨存礼说。
1947年，全国同时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冕宁县推出陆清澄和陈韫山二人，要通过选举在二人中选出一名代表。14岁的杨存礼代表父母参加了这一次投票。
说是选举，但更多的是走个形式。有一天，甲长来家里给父亲发了两张选民证，让父亲下午到镇公所参加投票。甲长临走前在父亲耳朵边上窃窃私语几句话，然后才背着手离开了。
甲长走后，父亲叫来杨存礼，让他代替父母去投票，并指定要选陆清澄。杨存礼心存疑惑但并没有多问，只是照父亲意思做。
“国民党时期的选举也不严谨，就是到镇公所走个过场，交了选民证，有个人就问你选哪个，我说选陆清澄，说完就走。”这就是杨存礼记忆初期的投票选举。
第一张选民证，第一个宝贝
1951年，杨存礼在沙坝区参加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参加土地改革。1953年，杨存礼参加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这也是第一次，杨存礼拿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第一张选民证，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在杨存礼心目中，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选民证，这是我国实现民主法制建设的美好开始，也是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凭证。
“具体的选举过程，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张选民证是我的宝贝，不止是我，是我们普天下所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喜欢的宝贝，因为它是我们欢天喜地获解放、扬眉吐气做主人的历史见证。”杨存礼说。
从保存的质量上来看，这张选民证除了颜色已经泛黄外，崭新依旧，足以见得杨存礼对它确实用了心思去爱护。
十一张选民证并列排放，杨存礼细数着它们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步伐。
“你看，第一张选民证用的是条形公章，章是方形的，证上的字是繁体字，文字排列的格式是竖条式……”杨存礼一边作出对比一边说。每张选民证上都盖着一枚方章或圆章，这是持有者有资格参加投票选举的标识，这么多年来，老百姓以这种方式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第二张选民证（1956年）的文字格式变成了横条式，但由于汉字简化还未开始普及，所以依旧沿用繁体字，而此后的公章一律改为圆形。到了1980年，选民证上使用了简体字，公章上采用了汉字和彝文字两种字体，“这就证明当时冕宁县已经划分给了凉山州，所以加了彝文字。”杨存礼笑着说。
“选民证上的每一次细小变化，都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历史足迹，是时代在不断进步的体现。”杨存礼说。
抚摸着这一张张选民证，杨存礼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当时的零散画面。
记忆是有限的，特别是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但凭借这些选民证，他能记起哪一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他的这些选民证，不仅给自己的人生足迹盖上了一个个标志，同时也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多年来，我国选举制度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健全的缩影，意义多么深远，可能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懂得。
多年来，杨存礼偶尔会翻出来整理一下，按照时间顺序摆放在一起仔细看看，回忆一下过去，然后再小心收拢来保存好。
耄耋之年，不忘初心
1989年，杨存礼退休于冕宁县民宗局。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并没有就此停下革命的脚步。参加人口普查、参与写县志、镇志，采写稿件，凡是能出力的地方，他都踊跃参与。
翻开厚厚的冕宁县县志，杨存礼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编写人员那一栏，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意义和选民证是不一样的。他突然想要感谢那5斗米，是两年私塾和一年小学的学习，给予了他最基本的文化知识，改变了他的一生。当然，他最感谢的，是带领老百姓翻身做主的毛主席，杨存礼觉得，是毛主席指给了广大受苦老百姓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说到这里，杨存礼就不得不拿出他那叠封存了多年、已经泛黄的另一样“宝贝”。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举国齐哀。杨存礼悲痛之余每天将《四川日报》、《人民日报》上记录毛泽东逝世的报道全部收集起来，用针线密密地缝合，并自己做了书皮，写上“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标题，收藏起来。
这在当时，是自己唯一能为精神领袖所做的事。
近四十年来，杨存礼小心翼翼收藏着这两件在别人眼里并不值钱的“宝贝”，这“宝贝”，满藏着从动荡不安的年代，一路走来的珍贵回忆和期间的喜怒哀乐。其分量和分到第一亩土地、收获第一担粮食不相上下。
弹指一挥间，杨存礼和妻子周发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过去的事情，大多已经忘却，但记忆里少年透过门缝、偷看残破的黑板上写下的一个个“正”字的画面，却永远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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