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篼族”的苦乐酸甜 ■ 本报记者 胡波文/图
杨有志：我要继续读书
去年9月，第一次见到19岁的杨有志，是在“金瓯”广场。他来自冕宁县，个子不高，瘦瘦的，却有着一张刚毅的脸。
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都非常好，作文还在学校获过奖。由于家里没有钱，高二读完，父母说：“你出去打工吧。”
他哭了，但他不怨父母。父母也跟着落泪。“难道我就没有读书命？听人说，生活不相信眼泪，尤其不相信穷人的眼泪。我只有向命运低头吗？”杨有志不舍自己的愿望，发誓不向命运低头。
2009年7月底，他跟着舅舅一帮人来到了攀枝花，加入到了“背篼族”行列，打算拼命挣钱解决学费。
每天打工时，他随时都在背英语单词。晚上回到出租屋，无论有多累他都要看书看到零点才睡。
一天，他舅舅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叫舅舅带人去某建材市场工地“扎场子”，有老乡打工的时候摔伤了，要找老板陪钱。
他跟着舅舅去了。
原来，几个老乡在给一位装修老板干活时，一位妇女自己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了，但没出大事，老板说送医院检查，但老乡们不干，“鼓捣”叫老板赔2000元钱。看到对方来了这么多人，老板报警后，躲起来了。
杨有志觉得老乡们这样做不好。他当时没说话，后来告诉记者：别人请你干活，你还为难别人，道理上太说不过去了。老板都说送医院检查了还要闹，不就想多要点钱吗？能拿多少？以后谁还敢请你呢？
后来，这件事经过协调，老板多拿出了600元给“摔伤者”。随后，老板马上辞退了他们，另请了一批人来干。
“得不偿失。”杨有志说。
在攀枝花的这些日子，杨有志觉得他没能摆脱一个圆圈——徘徊在以工地、饭馆为中心，以熟人关系为半径的狭窄生活圈内，生活娱乐方式单调乏味。这段时间的城市生活对于杨有志而言，就像每天喝的白水，寡淡无味。“挣到钱就回老家读书。”他希望通过努力，将来能真正成为城里人。
打工、看书，日子一晃就两个月过去了。到2009年9月，他挣了4000多块钱后就赶回去读书了，虽然耽误了许多课，但他的梦想得以延续。
孙林和毛红梅：无奈的分居
孙林26岁，毛红梅小他3岁，爱弹月琴。他们是夫妻，来自雷波。因为家里都穷，他们只上过初中就辍学了。
他们家里5口人，仅有3亩贫瘠的土地。“靠种地这辈子都难翻身，所以只能出来打工。”孙林说。
2008年6月，孙林先来到攀枝花，因为这里能挣到钱，后来毛红梅也背着背篼来了。
来攀枝花这些年，包括公园、商场，他们哪里都没有去玩过、逛过。对他们而言，没有节日、没有假日。他们说，他们这群人大都是这样过的，挣点儿钱不容易，不敢乱花。他们来到城里，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比如租房、坐车、吃饭……样样都要用钱。他们租的最便宜的房子，租金1个月也要花100元。他们平常以盒饭为主。他们最喜欢吃回锅肉，觉得又香又解馋。
“生活艰辛不怕，”毛红梅说，“可有时，我们还要忍受一些城里人鄙视的目光，偶尔需要坐出租车，司机都不让我们坐。”
她说：“我们是满身灰尘，但坐车前，我们都要拍拍身上的灰，怎么还嫌弃我们呢?谁不想在外面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但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就说洗澡，我们天天回去都要洗，但只能到出租房的厕所里去洗冷水澡，天冷了，也是这样。”
提到工作环境，健康保护，他们也很无奈。他们来了已经几年，没有人给他们讲过健康知识，给他们发一点劳保用品。
今年元旦前，毛红梅回去了。一个原因是她觉得太累，特别是背沙，对女人来说，尤其苦。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里的老人小孩需要有年轻人照顾。
爱人走了，留下孙林一个人身在异乡，他觉得无比的孤独和寂寞。但是，挣钱养家，让孩子上得起学的信念苦苦地支撑着他继续在异乡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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