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中国扶贫“大迁徙”
巴中市南江县关坝镇小田村村民覃发英 （左三）和邻居将家具物品搬出老屋，准备前往易地扶贫搬迁的新房（9月7日摄）。
假如能够浓缩时空来俯瞰人类行踪，人们会看到一条又一条指向大山深处的迁徙路线。千百年来，不知曾有多少人为躲避战乱或饥荒逃进深山。
而今，一场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又在发生——为了摆脱贫困，人们或雀跃或迟疑地走出大山。
根据“十三五”规划，自2016年至2020年，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大山，远离恶劣的自然环境。
这是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从数量上看，这次搬迁的人口约为三峡工程移民的7．75倍；从时间上看，三峡移民安置用了近17年，而这次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规划，只有5年。
近日，新华社记者历时一个多月深入秦巴山区、大凉山地区、乌蒙山区等地，近距离了解贫困人群的迁出地、安置地的情况，见证并记录下这场古今罕见的史诗般的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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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困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数百年来，中国西部大山腹地，一代又一代人挣扎求生。
生活在茫茫秦巴山上的王太志，父辈是上世纪中叶从四川蓬溪县搬迁到旺苍县三江镇山上的，那时发生饥荒，饿死过许多人，而上山开荒能够保命。但山顶开垦的庄稼地，只能种点玉米和小麦，遇到干旱经常颗粒无收。
因为家里太穷，王太志结婚当天，差点被岳父当成“人贩子”。一间快要倒塌的土坯房、种不出什么庄稼的薄地……结婚那天，远在安徽的岳父来参加婚礼，看到如此凄惨的家境后大吃一惊，立即给公安机关报案，说他是“人贩子”，半夜非要把女儿带回老家。
往事令人心酸。
生活在深山区的人，都有一部先祖迁徙史，或为逃避战乱，或为摆脱饥荒，一头扎进深山构成的天然保护屏障。一开始，还能“靠山吃山”，后来土地逐渐贫瘠，生态日趋恶化，逐渐“坐吃山空”，而大山如桎梏，把他们与外界分割开来。
不仅如此，在山区，很多人穷尽一生修的房子往往还是不能遮风挡雨。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乡崇山子村，记者发现这里的泥土“长”在片状岩石之上。下雨时间一长，水就从土壤渗透到岩石层上，大土堆开始打滑，建在上面的房子就开裂。村民们说，绝大多数人家每十年都要换一次房子，他们打工挣来的钱不存银行，而买成砖头、钢筋等建筑材料存下来，准备盖房子。
最近三十年，55岁的崇山子村村民曲次宙修了三次房子，搬了三次家。他说，全村的人盖房子都有“两把刷子”，每年都有人盖房子，都是全村人帮忙出工。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的村民们也因地质灾害，过着“躲猫猫”的生活。
有一年暑假，60多岁的李白芳正在院子里喂鸡，忽然听见屋里的孙子喊：“婆婆快跑，地球在跳舞。”她回头一看，房子在下沉，要塌了，急忙跑进屋抱出孙子。顷刻间，房子已歪了一半。
每次看到喜欢画画的孙子画房子时，她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走出大山！走出大山！这是贫困山区群众内心遏制不住的呐喊。
一面渴望离开，一面顾虑重重
听到中央有了扶贫搬迁新政策，山里不少贫困户喜忧参半。
“对于搬迁，高兴得很，但下去后没有生计，最后连猪都没得喂怎么办？”
黔西县绿化乡湾菁村大庆寨的贫困户赵世忠说。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没有文化，只有蛮力，能不能找到工作？”
“城里花销那么大，怎么找钱？”
“要搬走了，家里的林地怎么办？”
一些移民迁入地的人们也有不同想法。
一旦涉及到钱，问题更复杂了。
旺苍县枣林乡乡长张兴华说，易地搬迁以前补助太少，比如2010年人均补助5000元，后来涨到人均补助6000元，但这笔钱完全不够建房子。如果要建，贫困户还需借更多的钱，所以前几年出现“搬富不搬穷”现象。
“搬下去后续产业如何开展，也成为贫困户‘搬下去、稳得住\’的一个大问题。”他说。
这一系列问题，新一轮扶贫搬迁能够解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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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望
骡子驮着大米、土豆，汽车载着棉被大衣，蜿蜒小道上，崎岖山路中，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迁徙正在贫困山区进行。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以扶贫为目的、最为罕见的大规模搬迁活动。
下山之后怎么过活？
44岁的龙天保是带着6斤大米下的山。
他的老家在贵州省月亮山腹地榕江县计划乡摆王村污讲寨。和寨子里的其他贫困户一样，龙天保曾住在人畜混居的传统木房里多年。他渴望走出大山，但在易地搬迁中，龙天保曾无数次挣扎过：下山后靠什么生活？然而，为了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彻底割断“穷根”，他决定“试一试”。
按照每人每天1斤大米的口粮算，以3天为限，他从自家的米缸里称出6斤大米，和妻子一起下山“闯江湖”。
夫妻俩计划：要是米吃完了，工作还没着落，他们就回到大山里，再也不出来了。
“第二天他们就在砖厂找到了活儿。”曾多次动员龙天保搬迁的榕江县水库和扶贫生态移民局副局长罗幸金说，他们勤劳肯干，很快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连单车都没骑过的龙天保还学会了开铲车、骑摩托车。
下山之后怎么过活？这是搬迁户最关心的问题。
“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范围将扩大到22个省份、约1400个县。要解决“不仅搬出来，而且稳得住”的问题，关键要解除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动员秦巴山区的李桂英搬迁，曾让当地干部伤透脑筋。李桂英一直住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山顶。今年4月，驻村第一书记赵萍来到李桂英家，看见破旧的危房对她说：“你这个房子太危险，还一个人住，需要搬出来啊。”
但李桂英只是听着，眼角挂着泪水。儿子上大学需要钱，她害怕搬迁下去背负债务，找不到活儿干。
赵萍说，为做通工作，当地干部到李桂英家去了五六次，把政策讲透：她家2口人将获得5万元补贴，同时给她安排了公益岗位，每月清扫公路有600元钱，在山下还能分得2亩菜地。最终，李桂英搬出了危房。
有新生活，也有纠结与碰撞
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38岁的董爱娃至今还记得搬家的场景：骡子驮着麦子、米面和土豆，丈夫前面拽着骡子，她在后面紧抓住骡子尾巴，一步一步往山下挪。
那条路只有一个人那么宽，路外就是悬崖。“对面来个人，你只能等他走过来，你才能过去。小孩看着这路就怕！”
今年5月，搬迁下山的董爱娃开起了餐饮店，每天早上7点开始就顾客盈门。“山上的地全种上树了，肯定不回去了。”现在她一心想把“农家乐”做大。
旺苍县三江镇村民王太志在结婚那天对妻子承诺：“再过10年，我还没修砖房，你走了就是！”扶贫搬迁，让他兑现了承诺。“搬迁的头一个晚上，我一宿没睡，那个激动劲儿啊，哎呀呀呀……”
而今，他靠打工学的技术开起了纱窗制作门市，生意十分兴隆。“岳父现在来看，都惊叹着换了天地，劝女儿好好相夫教子。”
经历扶贫搬迁的每个人都在改写着人生轨迹。而新的生活又与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不时发生着碰撞。
而在这场宏大的迁徙中，无数人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
9月6日，刚刚20岁出头的聂帅和梁恩宇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不幸遇难。当日，他们作为雷波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技术人员冒雨前往长河乡，指导易地搬迁安全住房建设，途经山棱岗乡田家湾村危险路段时，车辆坠入山崖。
3月8日，7名扶贫干部在四川乐山不幸遇难，他们在勘察扶贫公路建设项目的途中遭遇岩崩。
人们闻讯赶去救援，在滚滚的烟尘中清理了约160立方米的玄武岩，才挖出两辆被掩埋的汽车。在完全变形的车中，只见一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文件袋，怎么也分不开。那双手是马边彝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助理曾德林的，而文件袋里装着工程图纸和项目文件。
那天，他和同事王川、苏建荣、李志强、邹杨、江兵、陈世平前去考察，是要研究连通马边、峨边两个彝族自治县的公路修建问题。鲜血染红了文稿，也染红了七位干部身下的土地。
改变孩子的命运，才能斩断“穷根”
记者来到贵州省惠水县城郊的高镇小学时正逢周一，学校在举行升旗仪式。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四年级学生罗倩说，她以前在村小从没见过升国旗，五星红旗一直都是课本里的样子，“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当上小旗手，亲手升一次五星红旗。”
县里还专门为学校63名搬迁转学的孩子开通了公交专线，只需15分钟就能由安置点直达学校。班主任邹建琴说，学校正在全力帮助这些孩子跟上功课，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在高镇小学旁的幼儿园，6岁的梁水保第一次上幼儿园。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小朋友们玩耍，不时哈哈大笑，露出掉了一颗门齿的牙齿。
幼儿园老师赵来说，梁水保的老家在大山上，语言交流有限，他还不能完全听懂其他小朋友的语言，但丝毫不影响交往。
从山上搬到县城后，移民接触的信息更多了，他们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
“去年，我还花钱让女儿补习英语呢。”贵州省榕江县移民群众龙水保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一定会供儿子、女儿读完大学。”
只有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才能真正斩断“穷根”。
记者看到，因扶贫搬迁孩子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亲情。
惠水县明田安置点19岁的罗海丽，曾和弟弟、妹妹同为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现在，海丽全家搬到了明田安置点。按照政策，她的父母都被安排在附近工厂打工。海丽在社区中心工作，每月也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她的手机里有一张全家福，是今年搬入新家后照的。“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只是没有我，因为是我亲手照的。”她说。
当记者提出为他们全家照一张全家福时，海丽忽然笑着哭了。
在贫困村民迁出之地，人们开始种树。可以预见，若干年后，这些贫瘠之地将会绿树成荫。树林之中，早已无人烟的陋室旧房将逐渐湮灭，假如有后人寻访，或许只能通过一些依稀的遗迹来感悟这沧桑巨变。
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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