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在彝区教书
雨阳
2000年，我19岁，三年中师毕业，怀揣着对三尺讲台的向往，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通过考试，我被分配到一个边远的纯彝族乡——峨边彝族自治县杨河乡教书。
杨河乡距峨边县城40余公里。那年和我一起分到杨河乡教书的，还有另外四位同学。现在依然记得第一天去报到的情景，我们中午坐上去杨河乡唯一的一趟班车，40余公里，不远，但我们到晚上八点钟才到杨河中心校。因为一路山高林深，道路泥泞不堪，还堵了很多次车。从白天走到夜晚，车外的景色渐渐暗淡，心情也渐渐地暗淡了下来，刚开始的兴奋劲儿不断地褪去。当时，自己对到艰苦的地方教书是有思想准备的，但面对这样的“下马威”，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心里很失落，甚至恐惧。
到了杨河乡中心校后，学校立即召开了见面会，当校长一一介绍学校老师时，特别介绍了他们是否是党员，在这样一个彝族乡工作了多少年等。我当时想，这不是简单的教龄，这后面是艰辛的付出。校长也是毕业后就来到这里工作，从青年到了中年，无怨无悔。最后，校长勉励我们好好干，艰苦的条件是最好的历练，争取早日入党，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我被分配到了杨河乡张加村二小。一听这个名字，我就很纳闷儿，一个小小的村子怎么还有两个小学。第二天，我随当地一名彝族教师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才到达目的地，不是张加村二小，是张加村一小，听他介绍说，张加二小是木制房，四面通风，不能住人。这时，我才闹明白，张加村在一座大山上，山腰有几个组、山顶上有几个组，几个组之间被陡峭的山崖阻隔。所以才有两个小学，方便孩子们读书。
我住的张加村一小，周围500米无人居住，第一天晚上真的十分害怕，整夜睡不着，当时，甚至想到过放弃、逃离。
从张加村一小到二小要走一条山路，翻过山崖，走过一片荒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记得，我第一天从张加村一小爬山到二小上课时，气喘吁吁地来到学校，一抬头，看到的是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彝族儿童早已等候着我，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书包很多还是用编织袋缝的，孩子们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老师好”时，泪水在眼睛里不断地打转。那一刻，我被感动了，这儿需要老师啊。
我在学校四周转了转，教室确实是木质结构的，四面通风，非常破烂，这哪儿是学校啊？但看着孩子们忽闪的眼睛充满了无尽的求知渴望，教他们知识才是最重要的，管它硬件好不好。回过头来想，这儿风光优美，空气清新，是个养生的好地方。于是，我从内心接受了这个现实，一人一校，教二十几个学生，一年级到三年级，复式班。山村的艰苦，没有成为我育人的障碍，而是奋斗的动力，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和当地的彝族同胞打成一片。利用课余时间，我参加自考的学习，取得了专科文凭。
张加村二小海拔高，冬天是最难过的，那个冷，刺骨，教室的地面是没硬化的，我就留下一套桌凳，把剩余的桌凳搬开，烤上火，大家围着火学习，讲完了，学生一个一个地去那张课桌上写作业。记得一次，忘记了带粉笔，我就地取材，用木炭当“粉笔”，给孩子们上课，一节课下来，手一片漆黑。下课了，孩子们看着我的手不停地笑，我就给他们“打花脸”，大家玩得不亦乐乎，你看，趣味体育课都一起上了。
彝族地区学生辍学率比较高，每一名学生辍学，不管多远，我都要上门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看着我疲惫的身影，不辞辛劳地述说，很多时候，学生的阿莫阿达（父母）会用不标准的汉语说：“你这个汉人老师不错！我让孩子来上学就是了。”我顿时忘记了辛苦，感到了莫大的成就感。我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在张加村教书，我收获的不只是学历的提升、教书能力的提高、意志力的增强，更多的是感动，我吃的菜很多是当地的彝族同胞和学生们提供的。
有很多次，一个熟鸡蛋，学生自己都舍不得吃，特意给我揣到学校，用沾满泥土的手递到面前，“老师，你吃鸡蛋。”我流下了热泪。
彝族过年我会收到很多肉，每家有喜事，都邀请我去参加，好多人家里我都有钥匙，目的是害怕我无聊，方便我没事时去看电视。这段时间，我远离父母，但我没有感到失落，当地的彝族同胞们待我如亲人般。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又到了另外一座山的一个村小教书，也是我一个人住在学校里。这个村小除了学校下面住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彝族老人和她的一个智障儿子外，一公里内无人居住。吃水都要到几百米外去挑。
那些年，我在彝区教书，吃了许多苦，但也得到了锻炼，使我成长，是我生命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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