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政策阳光更多照耀我们”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乡村教育。记者调研发现，虽然近年来乡村教育进步巨大，但边远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建设中的短板问题仍十分严重，尤其师资问题是“最痛的痛点”。
怎样的乡村教育才能托起农村明天的太阳？面对几个月前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人们普遍期盼，各项政策能精准发力，尽快落地，让“漂亮的薄弱学校”不再薄弱。
山区教育“天井县”现象的背后
桥东头和桥西头，教师工资差了千余元；相邻的两个县，贫困生补助比例翻了一倍多……
记者近日就乡村教育调研时发现，在中、西部交界的山区，悄然出现“四周崛起，中间凹陷”的教育“天井县”，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人口基数大、密度高、长期相对缺乏关注的中部地区，在东部资源汇集、西部政策利好的现状下，是否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的“洼地”？
２０米小桥，划出农村教育贫富差
从长沙驱车７小时，穿过数座大山，才能到达位于湖南西南角的国家级贫困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地处武陵山、雪峰山两大山脉之间，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也是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通道县位于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份交界区域，作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通道县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牙屯堡中学，位于湘、桂、黔交界的核心区域，是通道县牙屯堡镇唯一一所乡村中学，有初中３个年级，７０８名学生中，汉族学生仅３０余人，绝大多数是侗族，还有少部分苗族。
从牙屯堡中学坐车到通道县城，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离贵州林溪中学仅４０分钟车程。尽管“比邻而居”，但与三江县、龙胜县、黎平县相比，不少方面差别很大。
以教师待遇为例，牙屯堡中学的教师平均薪资在每月２１００元左右，用校长吴必钢的话说，“两千元工资，如果只在乡下住着不进城，还可以维持，但是不敢生病，病不起。”而在相邻各县，教师平均薪资水平至少高出千余元。
全国人大代表、通道县一完小校长蒙兰凤向记者举例：三江县沙宜村和通道县甘溪村相邻，两村之间架了一座不到２０米的小桥，“桥东头和桥西头的两所学校，老师工资差了一大截”。
除教师待遇外，学生资助、补助情况也有较大差距。吴必钢说，这里的学生绝大多数家住侗寨，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属于侗寨里面比较穷的家庭，勉强维持生活”。但国家财政发放的每年１２５０元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费，学校只有４０％的学生可以申领。
“真正需要这笔资助费用的学生比例在８０％到９０％，所以只能‘轮流坐庄\’，除了特别困难的，其余名额只能今年给你明年给我。”而据通道县提供的材料，在属于其他省份的相邻地区，这一项补助的覆盖比例是１００％。
另一项“差别政策”是学生营养餐。“有家长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学资源，背着铺盖带着家当从大山里出来，把孩子送来县城读书。”蒙兰凤告诉记者，学生营养餐补助计划，通道县仅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享受，而且广西等一些地区，这一补助是城市农村全覆盖。
“通道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整体来看就是一个大农村，在县城学校上学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却享受不到营养餐。”蒙兰凤说。
政策不均造就教育“天井县”
“政策阳光能不能更多照耀我们？”蒙兰凤、吴必钢等基层教育工作者不明白，“明明是紧紧挨着、‘山同脉、水同源、人同俗\’的相邻县，为什么通道却成了被裹在中间的一个教育‘天井\’，各种资源都是‘凹陷\’的？”
湖南通道县、广西三江县和龙胜县、贵州黎平县基本县情接近，皆以侗族为主，均属武陵山连片扶贫开发地区。广西、贵州的三个县呈Ｕ字形环绕在通道县的东、西、南方向。截至２０１２年，通道县侗族人口比例最高。
通道县提供数据称，２０１２年该县ＧＤＰ总量在四县处于末位，比其他三县均少１０亿元左右；财政收入上，２０１２年其总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都处于末位。
记者了解到，尽管经济状况处于末位，但由于通道县没有被列入西部大开发等多项政策倾斜扶持范围，因此在扶持政策上与周边不少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教育领域尤其明显。
通道县教育局计财股股长莫政林介绍，武陵山片区农村中小学教师享受津贴，在湘西自治州这份津贴由省财政全额承担，而在通道县，省财政补助６０％，县财政需配套４０％。“上级政策要求教育配套资金比较多，２０１４年通道县本级财政配套９０６．１万元，仅这一项就占县本级财政收入的５％。”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目前湖南乡村教师人均月收入２４８３元，待遇低导致偏远乡村学校的教师流失严重，“贵州省的乡村教师待遇远高于湖南，湘黔交界处的怀化市等地，不少教师向贵州省所辖的附近学校流动。”
莫政林说，在学生补助方面，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面存在较大差异。广西的民族自治县、边境县、国家级扶贫县补助面１００％，而通道县仅４０％。２０１３年，通道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有７７４７人，但得到补助仅４４７１人。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补助面和县财政配套同样存在差异，莫政林说，广西上述县补助面４０％，且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８∶２分担，而通道县仅补助３０％，且分担比例为６∶４。
事实上，通道县因受地域制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很多。如果依据城乡低保家庭幼儿、孤残幼儿、烈士等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幼儿、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幼儿等标准计算，通道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占比达５７％。
另一个数据，或可侧面说明贫困生补助比例的不均衡：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看，截至２０１２年，通道县处于末位，比三江县、龙胜县和黎平县分别低１１３０元、９０６元、８５３元。
教育“洼地”：“不东不西”的尴尬
教育“天井县”湖南通道，是中部地区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映照出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中部地区的义务教育，是否呈现出“不东不西”的尴尬现状？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眼里，答案是肯定的。他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例告诉记者，西部经费是中央和地方财政８∶２解决，而在中部这一比例是６∶４。“这种划分，是由行政区划来硬性划分的，一部分中部地区经费甚至比西部还紧张。洼地确实存在，而且有一段时间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与湖北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２０１２年东、中、西部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９６０３元、４１６６元和６０６１元，中部地区仅为东部、西部地区的４３．２６％和６８．７３％；人均教育财政支出方面，２０１２年中、东、西部地区分别约为９００元、１６００元和１３００元，中部同样处于末位。
资源差距和政策倾斜的效果开始显现：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增长速度落后于西部，中部地区正逐渐成为农村教育“洼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４年３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国３１个省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和２０１０年１８６个区县校级调查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小学和初中均衡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增幅均低于东、西部。
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则显示，中部地区教育行业年人均收入水平最低，在师资、办学条件等方面也落后于东部地区和部分西部省份。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对中部地区教育投入逐年加大。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更多关注与支持。
然而，与中部“掉队”的现状相比，任务仍然艰巨。
对此，储朝晖建议，破题“中部新洼地”的整体思路是实现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硬性的宏观区域划分，转化成对个体的关照。”实际操作中，他建议将行政区划进行细化，考虑到同省不同区县等具体情况。“对地区经济能力、发展现状的评估要更科学全面，多维度进行。”
还有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呼吁，扩大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补偿性政策覆盖范围，形成向中部倾斜的政策体系。例如，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政策；中央财政予以中部农村义务教育以重点支持，并适当降低地方政府配套比例；中部地区农村教师地方津补贴和“三险一金”实施中央专项补助等。
农村教学点探析
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在偏远的乡村，散落着一些教学点……
到底是应加大力度撤并，还是应适当恢复？教学点撤并如何兼顾公平和质量？记者近日调研发现，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上课是教师下课是厨师
每个教学点平均只有不到１１个学生、不到３个老师，老师年龄结构偏大，大多数临近退休，教学方式陈旧单一……兰州市教育局的一份调研报告这样显示。
这不只是兰州一地的情况。记者走访湖南、河南等地农村教学点发现类似问题普遍存在，一些教学点甚至已经到了教师后继乏人的境地。
河南省济源市和平教学点、湖南省慈利县龙潭湾教学点均因为找不到新老师接任，不得不返聘已经退休的老教师继续从教。河南嵩县车村镇纸房教学点３名公办老师都已５８岁。济源市农村教学点５６岁以上的老师占到３４％。
不少教学点的老师身兼多职，上课是老师，下课是厨师，放学是保安，晚上还要兼职当保姆。龙潭湾教学点的卓从美老师靠着一只义肢坚守在这个只有８名学生的教学点。他在校园里开辟了菜园，种了黄瓜、豆角、白菜等。“早中餐都是我做，孩子们很喜欢吃，我很高兴。”
“当时有人笑话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既是炊事员又是保育员。”和平教学点退休返聘的张学明老师说，几年前教学点有孩子寄宿时，他不仅需要做饭、照看孩子，有时候还得走两里山路去挑水。和平教学点最多时有８０多名学生、７名老师，如今只剩下张学明和９个孩子。
一些教学点的老师对教学质量缺乏信心。嵩县车村镇申疙瘩教学点有一、二年级共２５名学生，４１岁的代课老师谢爱新负责两个年级所有课程。她说，如果有条件，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里上学。“一个老师教所有的课和一个老师专心教一门课，效果肯定是不同的。”
河南教育学院教授徐玉斌认为，由于教学质量同城市差距不断拉大，村民对村小、教学点的态度已由“村村办小学”时代的大力支持变为不闻不问，有能力的家长都将孩子送走了，留在教学点的多是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很多家长对教学点的期望仅仅是照看好孩子不出事就行。
教育部门“惜投” 师生加速流失
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各地空壳学校越来越多，教学点的学生也将继续减少。
据河南省教育厅统计，从２０１１年底至２０１４年底，平均每个农村教学点的学生数从１６６个下降为７１个。
湖南省桑植县一所由省级部门援建的小学如今只剩下漂亮的教学楼，记者前去探访时，宽敞的校园里只有几名中年妇女在打牌，许多校舍已经被村支部、村委会占据。此前这里曾是一所完全小学。
“钱往农村投，人往城市流”，这导致各地对教学点的财政投入也存在矛盾心态，虽不会主动撤并，也不会大量投入。记者调研的地方教育部门对教学点，均以保障底线、维持现状为主，有限的教育经费和项目很少往教学点倾斜，基本上处于等待教学点自然消亡的状态。
根据规定，教学点不足百人按照１００人核拨经费，乡镇中心学校不得以统筹的名义截留、挤占、挪用、克扣村小学和教学点公用经费。不过，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部分地区，这些经费并不能直接核拨到教学点，多由中心校统筹安排使用。
教育部门还规定，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相关义务教育项目资金，要优先用于解决村小学和教学点的办学困难。这一规定在一些地区同样难以落实。“全面‘改薄\’资金缺口巨大，连那些成规模的农村小学都保证不了，怎么可能先改造教学点呢？”一位地方教育部门人士告诉记者。
徐玉斌认为，一方面，教学点规模小、投入成本高的低效率特征，影响了教育部门对教学点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简单的资金投入不足以改变教学点的教学质量，家长们“用脚投票”又进一步强化了教育部门“惜投”的心态，这一闭合的因果循环形成的离心力，使得师资、学生、资金都无可避免地选择逃离教学点，政策约束只不过暂时延缓了逃离的步伐，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逃离的趋势。
“教学质量才是最核心的公平”
“教学点撤并实质上就是如何兼顾公平和质量的问题。”兰州市教育局局长何泳忠说。
受访的基层教育界人士认为，要提升农村教学质量，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集中，这又可能导致部分困难群众孩子上学难，甚至辍学，正是在兼顾“公平”和“质量”的问题上，教学点陷入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能”的尴尬境地。
“保证了教学点不等于保证了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才是最核心的公平”“农村教育最大的短板就是教学点，这个短板堵不上，均衡发展就难以实现”“教学点越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越难”……
这些说法代表了不少基层教育人士的观点。他们认为，逐步减少教学点，对农村中小学进行适度超前的集中，形成一定的办学规模，整合资金集中投入，这样既能让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又能更好地整合配置资源，也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师资短缺难题。
如何防止教学点撤并过程中出现的上学远、上学难和辍学问题？一些基层教育人士建议，可以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思路，将分散补助到各个教学点的公用经费和项目资金集中使用，用于建设一定规模的寄宿制学校，聘请生活老师，将教学点的孩子集中到寄宿制学校读书，或者，将经费补助给家长，让其到乡镇中心小学陪读，这样可以实现资金、师资和学生“三集中”，既实现公平，又保证质量。
湖南教育界一位人士算了一笔账：一个１０人的教学点每年公用经费为６万元，这笔钱即使全部划拨给教学点使用，也无法吸引到优秀老师，更无法提升教学质量，留住农村生源。若将这１０名学生集中到寄宿制学校，完全可以免除其寄宿费，并聘请到生活老师照看起居。
“与深山扶贫一样，投再多的钱，不如搬迁下来，这样孩子吃得好、学得好、睡得好，家长也满意。”湖南省桑植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朱先怀说。
受访基层教育人士还建议，在适度超前集中的基础上，也要保留一些必要的教学点，保障老少边穷地区贫困群众孩子上学的权利，并通过更大力度的倾斜政策，比如大幅度提高教学点老师的工资待遇等，吸引高素质人才到教学点任教，提升这些教学点的教学质量，防止剩下的教学点成为农村教育的“洼地”。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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