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兄弟与将军柱
昔日中原的瓷器、造纸术、铸造术等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域，甘肃作为丝路的要冲，因此铸造业也极为发达，我们现在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铧、铲、锄、刀等，就可看到当时的铸造工艺极为精湛。另外还有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兰州五泉山上的泰和铁钟，都可反映出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
但是最能直观地反映兰州地区铸造业发展水平的就莫过于矗立在黄河铁桥边的将军柱了，因为无论是在铸造工艺上，还是铸造规模上，将军柱在当时的铸造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黄河经青藏高原发源，一路挟风携雨奔腾而下，流经兰州，因此兰州黄河两岸自古以来就多设有渡口。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0年，西汉大将赵充国率领万余众的骑兵，距今中山铁桥以西的金城津渡口渡过黄河。《元和郡县志》记载，金城津渡口开设于北周，隋代改名为金城关。唐代诗人岑参“古戎依重险，高楼接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的诗句，就是当时金城津渡口的景观。
从渡口渡河，古时候人们多用木船和筏子。但是由于黄河水水流湍急，用木船和筏子渡河实属不易，正如李白所感叹的：“虎可搏，河难冯。”不过，勤劳智慧的兰州人民利用季节的变化进行渡河，即每到严冬，在结冰的河面上借“冰桥”踏冰而过。据《重修皋兰县志》载：“黄河结冰以夜，其开亦以夜，冰既坚，状如积雪填于巨壑，嶙峋参差，不复知有河形，处处可通车马，欲名冰桥。”可是在冰桥上过河却极其危险，特别是在初结和消融之时，真让人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惊心之感。
到了明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大将军宋国公冯胜为追击逃亡的元朝残余势力王保保，要渡过黄河，于是在兰州城西7里处修建了一座浮桥；至明洪武九年(1376年)，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城西10里处，称“镇远桥”；
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兰州卫指挥检事杨廉将浮桥移至城北的白塔山下，即今天黄河铁桥所在位置。
当时的兰州黄河浮桥用24只大船，排列于黄河之上，船与船之间相距5米，中间用檩木相连，铺以木板，木板之上加有围栏。滚滚的黄河水又将24只大船冲成月牙形，场景颇为壮观。这就是兰州古“八景”之一的“降龙锁蛟”，曾有人赋诗描写这一景观，曰：“伫看三月桃花冰，冰洋河桥柳色青。”甘肃布政使梁章钜曾为黄河浮桥桥门撰写一幅对联：“天险化康衢，直如海市楼中，现不住法；河堧开画本，安得云梯关外，作如是观。”
为了固定住浮桥，又在黄河南北两岸各立铁柱(即将军柱)两根，并以木桩、铁索和大绳固定桥身，冬撤春设。同时“将军柱”还有测定水位的功能，为下游的防汛进行预报预警。
如今原有的四根将军柱只剩一根矗立在桥南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根仅存的将军柱长5.8米，重达10吨，底部直径0.61米，其中底座长1.2米，宽0.31米，厚0.3米，其上还铸有铭文：“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八月吉日，总兵官卫国公建斯柱于浮桥之南，系铁缆一百二十丈”。600余年来，独留的这根将军柱矗立在黄河边，经雨雪而沐风霜，注视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水，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关于将军柱是何人所铸，如何铸造，又是如何立在黄河岸边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溯源而上，进行探究。
昔日，在河湟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谚：“胖哥川的模子，山城的炉子。”胖哥川又称半个川，即原皋兰县西半个川上古城（今永靖县刘家峡太极镇上古村）。在这一带居住的王姓人家，开设有炉院，从事冶铁铸造。据王氏家谱载：“我王氏家族，远在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白土坡王家大村，以征调行艺铸冶来兰州，铸造金城关黄河两岸的将军柱……王宣、王训二公来兰之后，初居五泉山下禄家巷，后徙绣河沿，再迁至黄河以北之王保保城。数年之后，才移到皋兰西半个川（又名胖哥川）上古城定居，以农为主，兼作铸冶，子孙繁衍，手艺发达，传至于今。”
对于具体铸造将军柱的情况，王氏族谱中记载：“我王宣、王训二始祖，于洪武四年（1371年），铸造将军柱两支，又于洪武五年岁在壬子（1372年）铸造一支，再于洪武九年岁丙辰（1376年）铸造一支，历时六年竣工。”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四根将军柱并不是一起铸造出来的，而是历时六年铸造而成的，足可见这在当时也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
到了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黄河发洪水，滔滔的黄河水从上游呼啸而来，将镇远桥北面的一根将军柱冲入了黄河中，经过民夫们的多日打捞，最终一无所获。是年，陕甘总督布彦泰召见了王宣、王训的后人王建文、王建武兄弟，令其再补铸一根。
据说此次将军柱在开铸前，光准备工作就花了一年时间。他们用牲畜从陇南驮来生铁，从阿干镇运来优质的炼铁煤块，以及坩子土、硒块等，从皋兰运来铸造型沙。在黄河北的烧盐沟口西端作为铸造的场地，将大型的风箱、抱钳、提钳、坩埚集中在一起，然后开始砌筑炼炉，制造模型，最后冶炼、化铁，昼夜赶铸。
据说当时的冶铁炉有36座，每座炉熔36个坩埚，每个坩埚装铸铁8公斤。由于铁水要连续不断地浇注在砂型内，所以浇注时由王建文统一指挥，采取分段化铁，连续浇注的工序。就是说工匠们要依次用提钳将坩埚中的铁水连续不断的注入砂型中，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否则将前功尽弃。
从王氏祖谱的记载中，我们寻访到住在黄河之北、白塔山下（即王保保城附近）的王氏后裔王大相先生，在前往他家附近的路上，甚至有些院墙都是用当时融化铁水的坩埚砌成。这些坩埚状如沙锅，但是比沙锅细、比沙锅长，像是粗状的竹筒。它们用黄粘泥迭垒成墙，默默地矗立路边，仿佛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据王大相说，其先祖即王宣、王训兄弟，明初从山西迁来，到其已是第23代了。
由于明代西北地区的生产力还很落后，铸冶工艺尚不发达，生产工具极为匮乏。当将军柱铸成后，明朝官府即以“免税行艺”的优惠条件，把王宣、王训等留在兰州。从此以后，子承父业，孙继子术，世代相传。他们的铸造工艺也日益精湛，王氏所铸的铁锅、犁、铧、钟、罄、碾槽等农具远销甘青两省。他们还不断扩大再生产，在兰州、榆中、临洮、临夏、陇西、静宁等地开设有铁器铺，就地收废铸新，铸造一些农具和日用器物。据《导河县志》载，王氏后裔一支迁至河州城南开设炉院，故这里又俗称炉院街。到清光绪末年，山城尚有18户农民兼营炉院。
“胖哥川的模子，山城的炉子。”意为胖哥川的炉院模型（即沙型）制造精湛；而山城的炉院善于冶炼。据说当时山城炉院的工匠有两个“绝活”：一是在化铁炉风槽上用坩泥罐碎片搭成“哨子”，使炉内受风均匀，所有坩泥罐均匀受热熔化；二是掌握了用眼看火候的办法，观察铁水温度的技术。据说，当时山城的高级匠人到西宁等地的炉院看一次火候，要收制钱两串。
除了将军柱外，据说王氏后裔还铸造了兰州辕门铁狮子一对，以及辕门旗杆上的铁箍子，罗家洞寺的铁牛一只和上古城庙内香炉宝鼎一只。尤其铸造的香炉宝鼎造型极为精美。在三足鼎立的宝鼎盖上冠立多至七层的殿宇，高约丈余，赋形逼真，层层雕梁画柱，斗拱飞檐，且瓦棱门窗，对联匾额，文字流畅，花纹精美，极具神彩。
到了清同治末年，在兰州黄河北岸的凤林关王建文、王建武兄弟设立了三益成翻沙厂，三益成后来又分出了六个翻沙厂，其中包括清咸丰年间分出的永福祥翻沙厂和清光绪三十年分出的三益铭翻沙厂。此后，永福祥又分出了永盛祥、德盛公、永顺和，从永盛祥又分出了元兴福。这些翻沙厂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据民国31年（1942年）《甘肃工业资源，兰州市工厂调查》中，还有对这些翻沙厂的厂址、负责人、资本，以及开办年月的登记。从登记表中来看，这些翻沙厂的负责人几乎清一色为王姓。基本上沿袭家长即经理，子弟及雇工即为技师学徒。他们利用收购的废铜、废铁生产犁、铧、火炉、火盆、炉齿、炉条、碾槽、车串、键条等农具和日用金属铸件。另外黄河水车上的铁箍、铁钉、铁轴等铁器，也均有王氏后裔生产。
解放后，王氏铸造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在1956年公私合营中，这些翻沙企业统一并入了新陇翻沙厂，1959年又归并入重型铸造厂，1960年又并入了东岗钢厂（现在兰州钢厂前身）。改革开放以来，以王氏后裔为技术骨干的永靖铸冶工艺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冶炼技术设备逐步改善，冲天炉代替了土平炉；优质焦代替了土焦，不同铸件可选用不同性质的铸铁。曾被称为半个川的今太极镇上古城、下古城两个村就有以铸造古典法器为主的企业十数家。他们可铸造小至几公斤，大至数吨的法器。这其中包括各种火炉子、鏊子、臼窝子等，以及佛像、狮子、宝鼎、香炉、钟磬等大型铸件。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铸冶工艺不断提高，王氏后裔这种传统的纯手工操作的铸造技艺并未就此而荒芜，而列入了《临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在积极申报甘肃省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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