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集市
□韩继晋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集市迎来了新的春天。历经40年的发展，莱芜市的乡村大集变多了,变大了，变得一派繁荣景象。为此,莱芜日报社在前年开了专题《赶集喽》，让读者畅谈集市的新变化，一篇一篇，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谈认识、写感受，高歌了集市的巨大变化，颂扬了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
农村集市变得这么好，大家有目共睹，但它的过去却少有人提及，特别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就更不知道了。因此，作为一名老市场管理人员，有必要翻翻那段历史，来个新旧对比，从而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成果。
历来集市的兴衰，都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它受政治气候和经济大趋势的制约非常明显。比如抗日战争连着解放战争，十几年中，老百姓保命要紧，哪还有心思赶集？导致一些小集赶没了，较大的集市也越赶越小，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直到解放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集市又焕发了生机。记得从1948年秋开始，赶集成了盛事，赶集人猛增，一些山会、庙会、物资交流大会也相继恢复。境内集市总数达到59处，好不热闹。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之后若干年受“左”的思潮干扰，集市被列入“资本主义尾巴”，动不动就要割“尾巴”。随之集市处于被限制、改造、代替,直至消亡的境地，其间经历了曲曲折折的道路。
首先，定期关闭某种物资市场，这项措施一直执行了若干年。比如麦收后小麦不准上市，秋收后秋粮也不能上市，待国家收购任务完成后,才能上市。还有油脂油料、棉花、棉制品，常年关闭市场。咱市平原地区一度生产的大麻也时不时关闭市场。关这关那，给群众带来极大的不便，怎么能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还苦了一线的市场监管人员，堵这防那，天天疲于奔命。
其次，出现了“集中集”“集外集”黑市等怪现象。比较大的集市都有这“一景”。有的黑市就在人最多的地方，可能认为人多的地方最安全，“交易”中讲黑话，打手势，有暗号,像是“地下工作者”。有的在集市的某个僻静处，或距集不远的树林、河沟边，几十人或上百人齐聚在一起，没有摊位，没有货物，售者的“货物”大都随身携带，即布票、粮票、煤票等各种票证和少量迷信品。遇上突击检查，人员一哄而散，到处躲藏,跌倒磕破受伤者，时有发生。想到那个场景，心里很不是个滋味。笔者曾参加过某集查处布票贩子，扮演过跟踪盯梢，得了个“特务”的称号，想起来就好笑。
还有不靠谱的全市统一集期，群众称为天下一天集。其理由是赶集影响农业生产，干扰“战天斗地”。曾于1971年境内集期一律改为“农历三、八”。这一改乱了套，群众很不习惯，怨声一片。其间还关闭了20处。此种违背群众意愿的事，确实不妥,试行一年后就叫停了。
更离谱的是1976年要学习推广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做法。不但统一集期，还要求赶集人化妆，逢集张灯结彩。浓妆艳抹的赶集人，成了演员，边跳舞、边唱歌、边呼口号、边购物。你说这算什么事！此举的发明者，搞花架子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媒体上大力宣扬，引来全国不少地方的人去参观。莱芜市也组织财贸部门负责人去观摩，去者直摇头，觉得难以推广，之后就当笑话谈了。
以上不切实际甚至荒唐的做法，其结果是集越赶越小，赶集的人越来越少，一些小点的集不见了。据资料统计，1960—1962年间物资紧张，物价飞涨，境内64个大集有名无实，笔者的老家堂堂有名的口镇大集，逢集在隅首(村中心)仅几十个人，有人戏称连人带货不够两汽车拉的。
咱再说说辛辛苦苦的市场管理人员。“文革”时期全市只有正式职工70余人，一些山区工商所只有两人，赶集要靠两条腿，起早贪黑，没少吃苦受罪。比如茶业所，境内除了驻地茶业口集外，另一个峪门集要翻山越岭跑二十多里路，冬季赶这个集总是两头不见明。以后配上了自行车，才好点了。还有市场管理人员，虽名为行政执法人员，但底气不足，腰杆不硬，经常挨骂受围攻，有的挨了打。常庄所的老亓，因工作中要求严了点，出差路上被人蒙住头拖到高粱地里揍了一顿。和庄所的老胡是转业军人，工作认真，夜里约上一名帮集工(雇用人员)查麻贩子，遇上十几个贩麻的，帮集工吓跑了，而老胡却被对方用麻捆了个结结实实，嘴被毛巾堵住，捆在树上，直到天亮才被下地干活的人救下。限于当时的侦查条件，此事不了了之。
这一页总算过去了，当《春天的故事》响遍祖国大地，改革开放为大江南北带来了无穷的活力，境内立集成风，这里唱大戏，那里聘剧团，都为立集奔走相告着。赶集人多了，物资也丰富了。更重要的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集市确实有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繁荣经济、富裕一方群众的重要作用。这样到1984年全市集市已达65处。之后几年一些新集不断开张，至2005年已达165处，还有不少市区市场和一些早市、夜市、摊点群，布局更加合理，集市越来越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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