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文化耀同和
大同江在同和镇穿境而过。图为该镇一景。
洪秀全率军从大同江沿江而下，在舟中发布诏令并取得“官村大捷”。图为平南县政府所立“官村大捷”地址纪念碑碑文。（记者高瞻摄）黄传豪
同和文化是华夏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同和镇位于平南县北部山区，历史上曾出现大同县，从而形成大同文化，亦即同和文化。
悠悠江水育大同
同和镇位于平南县北部山区，海拔高度70米，属丘陵山区地貌，因境内有该县第二大内陆河——大同江穿镇而过而闻名。大同江水资源十分丰富，镇内的上巷、平塘梯级电站年发电量300万度，燕滩电站年发电量1500万度。该镇与梧州市的藤县东荣、大黎、宁康以及本县的安怀、官成、马练等乡镇相接壤，全镇总面积198平方公里，人口55000多人，以汉族为主，约5%为瑶族。
与历史上所有地域文化的形成一样，同和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既有历史积淀的原因，也有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等众多原因。
地理位置。大同江发源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观音山北麓，流经平南县马练、大旺圩，在妙客与大黎江合流后经藤县濛江，与桂江在梧州汇成西江，融入珠江，滚滚东流注入南海，连接粤港澳，沟通东南亚。在陆路交通尚未发达的时代，大同江上舟楫穿梭往来，沿江圩市宛如一座座水上驿站，繁华非凡，为当地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同江是当地人民的母亲河。
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率军从大同江上游的北降口沿江而下至同和镇大旺圩，在舟中发布诏令并取得了著名的“官村大捷”胜利，为义军北上及“永安建制”奠定了基础，大同江由此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热点。
抗战时期，这里曾经是抗击日寇的大后方，大量的粮食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战前方，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还依稀记得当年的运粮船队在大同江中游的龙住湾被日寇敌机击沉的悲壮情景。梧州高中师生为了躲避日寇的袭击，曾经溯江而上迁到大同江畔的妙客圩办学，此地因此又有“小梧州”之称。大同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由此略见一斑。
历史原因。根据出土文物和专家考证，大同江沿岸在一万多年以前已有人居住，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原始人使用过的坎筐石器，同和镇各地出土了各式古代铜鼓，在马练乡营盘村还发现了西汉古墓出土的小陶斧和铜耳杯。大同江和花莲水汇合处的三角洲地带，曾是古大同县遗址（位于今平南县同和镇同朝村利例屯）所在地，大同江原叫沱礼江，因大同县治设于此而改名。大同县设于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直至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才撤销，存在350年，其曾经的版图沿江上游至金秀县的罗香，下游至藤县的三江，东至藤县的大黎镇，西至平南县安怀镇，管辖范围涉及现在的来宾市、梧州市、贵港市等地。
西汉元鼎五年（前112年），今平南地属苍梧郡猛陵县、郁林郡布山县管辖；三国时代，属吴地郁林郡管辖，郡守陆绩是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子之一，“陆绩怀橘”、“橘井廉石”等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经济发展等原因。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
首先，我国的古代文化属于江河文化。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舟楫骡马，古代人民依江而作，靠江而息。靠江利于耕耘、利于通达、利于围城、利于开市，于是乎商贾云集，百业丛生。位于大同江边的大同县也不例外，县城因河而建，也因河而兴。大同江为同和文化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中原文化的传入催生了同和文化。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举兵平定南方，以一统天下。秦始皇派遣50万秦军兵分五路，向岭南进发，攻打百越。因山路崎岖、粮草不济而久攻不下，于是命令史禄开凿灵渠以通粮道，最终平定了岭南，并在岭南设郡立县；大同江流域当时属于桂林郡（郡址在今贵港市）管辖。由于灵渠的开通，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播到珠江流域各地；珠江流域北靠五岭，南临大海，南北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珠江文化，即岭南文化。岭南文化包括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海南文化、桂东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大同县位于桂东地区，属于桂东文化的范畴，而大同县治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政治文化中心。
最后，附近地区学习文化氛围较盛。公元681年，大同县上游的马练乡曾设立武郎县，是唐朝思唐州州治所在地。唐朝的经济文化处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发达，实行开放政策。唐朝文化不仅影响了亚洲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隶属唐朝管辖的大同县的文化氛围也必定浓厚。北宋皇佑年间（公元1049至1054年），程珦任龚州（今平南县）知州时，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随其一起到平南读书生活。期间，程珦曾请周敦颐在平南城北的畅岩山为其两个儿子讲学授课，当时的读书遗址成为平南县著名的“畅岩怀古”景点而备受后人推崇。周敦颐是我国宋明理学的创始人，而二程兄弟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同里紧邻其北，尚学之风早也吹拂大同江两岸。
同和之时空经纬
关于同和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如果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一条久远和广袤的时空脉络清晰可见。
大同江沿岸在一万多年前已有人居住，这个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从那时开始，大同江的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到披风沐雨、勤耕细作，创立了朴素的农耕文化。根据对平南县大新镇新和村南的“石脚山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考证，出土的陶器有夹砂和泥质两类，代表了平南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文化类型，陶器的特征与广西其他遗址的陶器特征有所不同，但与广西各地新旧石器时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沿江分布。同和文化是沿江繁衍的典型。
秦汉及三国时期推行的郡县制，对经济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论桂林郡或者郁林郡，其管辖的大同江沿岸的农耕文化得到了发展。秦统一岭南后，迁移部分中原人氏至岭南三郡，中原文化传入。汉武帝定南越，设九郡，徙中原罪人杂居其间，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战乱，部分士族南迁，先后在广西一带落户。
唐朝在大同江沿岸设立县级行政机构，为当地文化的传播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大同县撤销并入平南县后，当地改为大同里，这里的人们尚学之风极为浓厚。五代南汉白龙元年（925年），与大同里相邻的鹏化人梁嵩、邑人周邦考取南汉时代的进士；而梁嵩以一首《荔枝诗》高中状元，以《倚门望子赋》为龚州人民免除赋税一年而名垂青史。由此可见，当地文化已经相当发达。北宋初期，周、程三夫子在畅岩讲学授课，掀起了学习之风，紧邻其壁的大同里人学习风气代代相传。明洪武九年（1376年），桂北覃福屯军藤县五屯，人口繁衍至3000多人，其中一部分徙居平南大同里，从而推动了当地民族与文化的融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著名民族英雄、平南白马人袁崇焕考取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督师蓟辽，镇守边关，屡败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并留下了《落第》、《黄河》、《记母》、《临刑口占》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平南知县李钟壁倡建平南县义学，雍正十二年（1734年），平南县大同巡检司移驻大乌圩；道光年间，大同里拜上帝会十分兴盛。由此可见，当地的文化传承从来没有间断过。
唐朝以后，平南教育逐渐昌明。尤其在明清时期，遍设私塾启蒙，设县学、书院课士，应科举试；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平南县高等小学堂、平南县中学堂创立，众学纷兴。这段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化名人，如袁铨，贵为咸丰、同治两代帝师，告老还乡后在六陈镇、寺面乡一带设馆授徒，终日以教书为乐；清代著名诗人、进士袁珏以《联床风雨楼随笔》等10余种著作闻名于世；彭昱尧为广西五大桐城派古文学家之一，著有《子穆诗钞》等10多篇名著；进士张梦骥、举人张任宏、赖鸿猷、张汝翰、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等人也因诗书而闻名。民国初年，平南县各圩镇和大村庄纷纷开办初等小学，涌现出张希轼、张希骞、黄南翰等知名教育人士或文化名人。
此外，同和当地还有不同类型的诸多文化表现形式，如哭嫁歌（又称叹新闻）、哭丧歌、牛哥戏、木偶戏、舞狮、喃魔、跳大神以及农谚、歇后语、船家婚礼等，是当地人民的生活、劳动以及各种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综合表现。
同和文化传播者
在同和文化的熏陶之下，近代以来，涌现出大批同和籍文化名人，如清代举人黄珖、黄奇彩、黄元彩、李开平、李世昌等，民国时期则有黄南翰、黄家麟、欧阳拔英、欧阳革新、黄素坤等，他们对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黄南翰，字西园，清朝秀才，广东优级师范毕业，同和同朝村人。曾任同和中心校校长、平南县中学校长、平南县教育局局长、柳州高中校长、雒容县县长、百色巡察、广西省督学、省咨议等职。创办同和中心校，并为此谱写了《大同全里建造宾兴学校序》等名篇；两次出任平南县中学校长，积极整顿学校基金，工作卓有成效；任县教育局局长时，着手整顿教育经费，实施新学制，实行男女生同校，设立奖学金，奖励卓有成绩之小学生及本县在省外、国外留学之大专院校学生，开设图书馆，开办师范讲习班，培育小学师资。其多项举措开创了当时教育界的先河。
黄素坤，同和平塘村人，毕业于无锡国专、广西大学，原平南县博物馆馆长，是平南县历史的“活字典”。出版了《天国成败与花洲团营人》、《袁崇焕在古白马》、《雁洲散记》等专著，尤其对关于南汉状元梁嵩、明朝兵部尚书袁崇焕等名人的一些历史疑团进行了实地考察，“不唯上、不唯书”地提出了许多确凿的佐证，还历史名人一个真实的面目。如今已89岁高龄的他，仍在笔耕不辍。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同和学子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其中不乏博士、教授、工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正为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贡献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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