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带给中国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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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物修缮理念也受《威尼斯宪章》（又名《保护和恢复古迹和遗址国际宪章》）的影响，其中的“最小干预、保存文物建筑原有部分”等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但是，关键是找不到原材料，很多材料真的就是用一次少一次。”古建筑民间学者谭利胜毕业于中山大学，他六年来为寻访古建筑走南闯北，四处旅行，走遍国内十几个省份的文保单位，也近距离接触过不少复建案例，一次敦煌之旅开启了他更深的研究和思考。

在他看来，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物保护的典范，不仅是因为这里集合了文保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类型，更在数字化等理念探索上走在世界前沿。比如，敦煌的加固工程在设计思路上，采用的是“可逆性加固”，即在不动原材料的情况下，减少外部影响，加固墙即使拆了，原材料也完全不被改变。而中国木构古建界的第一大国宝南禅寺，就是被“不可逆地”破坏性修复过了。在那个文物修复理念落后的年代里，不少文物建筑都逃避不了被“破坏性修复”的命运。

而另一方面，2015年6月，历时8年的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竣工，这是个在技术上非常成功的复建工程，在古建圈和文保界却饱受争议。这让谭利胜开始思考文物修缮中“原真性”。

“今天我们以现代科学技术，探知古代建筑的色彩组成和原料，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把文物回归到原来的色彩呢？显而易见，不可能。即使现在科学技术手段再先进，文物终究不会是真正历史上的那件东西。”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重建是另一种保护，否则，历经数百年风雨飘摇，这些古建筑终将荒废、破败，例如日本，古建每隔20年就要全拆重建一次。与之相反，不修不建也是一种方式，圆明园、古罗马废墟都以建筑残状存留。可见，不同的文物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核心价值，也就诞生了关于文物建筑修缮的不同视角，难以用一个模式简单套用。

“不管是何种方式，都很难说好还是不好，蕴含了人类历史记忆的东西，人类还是愿意让它一直存在下去的，不论这种存在是以重建的方式，或者修复的方式。”谭利胜对记者说，“目前我们这方面的观点还不可能完全放开。像日本那样20年推倒重建一次，我们中国也有技术能做到，但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不可能同意。以佛光寺来说，不是我们不作为，也不是我们没这个能力去修，而是我们实在是太想让它保留唐代建筑应有的姿态，和它活在这世间的最后一丝尊严，哪怕这种维持是以生命越来越衰弱为代价的”。

本版文图均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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