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它们为何被废弃井中？如今，它们又如何“重见天日”？揭开“ ”发现之谜
□本报记者 钱欢青
今年6月初，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8件有铭文的硕大而精美的青铜器。近日山大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历史文化学院邀请了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权威研究机构的10余位专家学者召开了座谈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是新莽王朝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制造的度量衡器，是“理想主义改革家”王莽的“重器”。而这也是我国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此类铜器，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本报9月6日报道了这批“王莽重器”之后，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关注，让人好奇的是，如此重要的一批文物，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而在2000多年前，它们又为何会被废弃在一口深井中？
出土“王莽重器”的3号井3号井出土的五件权衡本版照片均由王青提供
密集“仓廪”，揭开神秘面纱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周围，地处峄山南麓，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6平方公里。在周代山东诸国中，齐、鲁是大国，邾国是和薛国、莒国一样的小国。在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也是本次考古队领队王青眼里，小国自有小国的好处，不容易引起注意，所以邾国故城遗址地表保存较好，而且长期没有发掘。
山东大学考古队首次进驻邾国故城遗址，是在2015年。6平方公里的遗址该从何入手？遗址中部的17万平方米的“皇台”自然成了关注的重点。“皇台”是当地百姓对高出地表三四米的高台的俗称，在王青眼里，“皇台”的核心区域很可能就是宫殿区，“底下肯定能出东西”。但考古不是挖宝，是为了呈现更为丰富的历史遗存，考古队首先在“皇台”之下南侧大约三四百米的地方，选择了1000平方米进行发掘，王青说：“2015年春季我们挖了一个学期，结果十分理想，我们发掘的700多个灰坑主要是东周至汉代的大型窖穴，其中属东周的有300多个、秦汉的300多个。这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大型仓储区。”
这些大型窖穴，便是古人所谓的“仓廪”，根据文献记载，圆形为“仓”，方形为“廪”，古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此规模的“仓”和“廪”的出现，让考古队十分兴奋。这些仓廪均为半地穴式，地下有一两米深，地上高约两三米，王青认为，这种设计能让粮食储存的环境温度低一些，并保持恒温，减少腐烂。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些仓廪均由砖坯和土墙垒成，顶为方锥形或攒尖式圆顶，并用大量板瓦、筒瓦，屋顶还有用来装饰的陶鸟。另外还有10来口水井穿过仓廪区，用以防火。王青认为，如此密集的仓廪，如此规整的建筑，以及水井等防火设施的配置，说明当时对粮食有着较好的管理。“作为东周时邾国的都城，到了秦汉时，这里并未废弃，而是作为邹县的县城继续使用。仓廪区是官方的粮食储存区，而种粮食一定种在城外，那么粮食是怎么收上来的？官府又是如何进行有效管理的？我们认为官府一定有一套管理粮食的东西，这些东西一定在‘皇台\’之上。”
2016年，山大考古队第二次进驻邾国故城遗址，但他们依然没有急着去寻找那些“用来管理粮食的重要东西”，而是勘探发掘了围绕“皇台”的一圈壕沟，“十来米宽、三四米深的壕沟，有些地方至今还有水，还种着树，我们对壕沟及其周边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古井里扛上来“王莽重器”
2017年，考古队三进邾国故城遗址，经过前两次的准备，此次他们的目标直指“皇台”核心区域，但为了尽量让发掘过程更科学，考古队还是谨慎地选择了不到500平方米的一小块并非宫殿核心区的地方进行试掘。而就在这小小的500平方米内，奇迹出现了。
张文涛，山大考古系研二学生，此次考古队的成员，她负责发掘区内3号井的发掘。6月1日清晨7:00，张文涛准时从驻地出发前往发掘区。和往常一样，她在车上跟同学们有说有笑地谈论当天的工作计划。和前些天一样，她负责的3号井已经积了约2米深的水，一天的工作必须从清理积水开始。
早上9点左右，张文涛隐约听见在井下发掘的村民齐俊旺惊呼了一声，“当时我和别的村民在隔梁上清理出土的遗物，便赶紧收拾完走下探方想一探究竟。从井口往下张望，齐叔叔左手抱着一件长条形物，右手扶着梯子，艰难地往上爬，我们立刻请老师过来查看。趴在井口的每个人内心都十分忐忑，漫长的三分钟等待后，齐叔叔终于到达井口，在众人的诏版拓片帮助下将这件长条形物平放下来。这个长条形物看起来应该是铜器，一端完整，一端有断茬，两端上下各有一悬孔，长约1.2米，重50斤左右。”
这件东西让张文涛和在场的老师、同学十分震惊，不知其为何物。他们轻轻揩去附在这个长条形物上的泥土，发现上面还刻着篆书铭文。经过当时在场的执行领队、山大考古系主任郎剑锋老师仔细辨认，并现场查阅资料后得知，上面刻的是王莽诏书！只不过器物从中部断裂，因此铭文不全，只残存61字。这让现场的老师、同学的情绪高涨了起来。作为发掘者，张文涛更是兴奋不已。“接着，我们将该器物运回驻地妥善保管，并及时与齐叔叔沟通，记录器物出土位置等情况。当天下午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该器物为新莽衡器，我们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重大的发现。”
第一天的兴奋还没有结束，考古队员们谁也没料想，第二天还有更大的惊喜等着他们。
张文涛说，“到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到了发掘区，抽完深约4米的积水，齐叔叔便穿戴整齐顺着竹梯下井发掘了。此时我内心有紧张，也有几分期许。吊桶提上来的泥浆，我们查验得更加仔细了，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件遗物。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约9点半，听见齐叔叔在井下喊：‘快放吊桶，又发现了一个大的！\’听到这话，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内心都是狂喜的！紧接着，铜版、铜柄、大小不等的铜环权相继在吊桶中被提上来，最后上来的是重约60斤的环权。整个过程除了几声低低的惊呼几乎是沉默的，我们都太紧张了，忙着记录、清理、写号、装袋看管、在淤泥里查找遗物，职业重担不允许我们分心，只是各司其职，争取不出纰漏。”
此后，3号井又出土了大量陶罐及其残片等遗物，直到距井口约10.4米处时，井圈发生了局部塌陷，才不得不停止发掘。张文涛说，“3号井出土的新莽度量衡重器，说实话比较意外，因为在距井口约3米时就已经出水了，按常理来讲，井下出水就意味着发掘工作的停止，但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直挖掘到了井下八九米深，尽管困难重重，都从未放弃过对其的发掘。”如此重器，为何被废弃井中？
最后的结果，3号井总共出土了8件铜器，包括2件诏版、1件货版、1件衡杆、4件环权。其中，2件诏版正面中央还刻有81字篆书铭文。1件货版，也为正方形，比诏版略小而轻，正面阴刻7字篆书铭文。铜权和铜衡共5件，应为一套，据专家推测其使用方式类似现在的天平称重，即衡杆两侧分别挂载铜权和货物，上悬孔（应位于完整衡杆的中部）用作称重时的支点，属于等臂式衡器，4件铜权分别铸有3斤、9斤、重钧卅斤、重石四钧等计重铭文。王青说，“根据我们查阅相关文献和研究，认为这批铜器主要还是用于官府收纳和出兑粮食的量器和衡器。其中2块诏版应该镶嵌在一种方形木斛的外壁，其容积大约有2万毫升，即汉制的10升。而5件一套的权衡最多可称重160多斤，其中最大的四钧即120斤环权应该使用最频繁，因为其表面(损最多，这也很可能和称粮食有关。这样看来，这8件铜器和前年发掘的大片仓储区就形成了有机联系，充分说明了该遗址在汉代作为邹县县城所发挥的农业管理职能。”
这是我国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此类铜器，其中那件“货版”更是首次出现，重要性无可置疑。王青表示，王莽托古改制虽然最后失败，但他制定的这套度量衡制度，影响深远，直到明清历代王朝的度量衡都是以它为基础的。
那么如此重要的“王莽重器”为何会出现在一口井中呢？王青说，来自国内的多位专家、学者在考察完这批文物之后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和突发事件有关，王莽统治末期爆发赤眉起义，天下大乱，当地官员为了防止这批东西被破坏，就将其扔到了井里，并填入了很多砖瓦等垃圾废弃物；第二种认为是王莽政权被推翻后，东汉初年的当政者仇视改制，因此把这批东西扔到了井里。王青认为，第一种推测更符合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3号井最底部是淤沙，淤沙之上是杂物堆，而这批王莽重器正是在杂物堆的底部，但杂物均为西汉晚期之物，尚未见东汉之物，因此废弃这批东西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汉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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