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互助养老院窘境：无年轻人、后继无人,邹城互助养老院窘境：无年轻人、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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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邹城市北齐村这个远离市区的小山村，像邹城市其他100多个村庄一样，从2013年4月开始尝试这种互助养老，老人告别了世代散居的老屋，住到了村集体的宿舍里，吃“大锅饭”，互相照顾生活起居。
在被抽空的空心村里，乡村为空巢老人置办了一个“大家”，互助养老院模式试图解决空巢老人的生活、孤独以及养老问题。但他们一天天老去，这些年迈老人之间的互助养老，又能撑多久？
80岁的照顾77岁的
活了77年，邹城市香城镇北齐村村民王计兰住进养老院时，才第一次用上淋浴。帮她搓背的，不是她的儿女，也不是养老院服务人员，而是同屋的另一位老人——80岁的张召娥。
当邹城市香城镇北齐村在4月初挂起“互助养老院”牌子时，过惯了平静生活的老人带着马扎，争相来看看这个村里的“新单位”。后来，一些老人陆续住了进去，引发了全村老人的“骚动”。
“只要生活能自理就可以住进来，不要钱，但吃饭自理，没有服务员照顾，来去自愿。 ”王计兰揣摩了好几天村支书的这番话。她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还有五个孙子、孙女，但现在留在她身边的只有准备生孩子的三儿媳，想来想去，王计兰还是递交了入院申请。
“要是我有个头疼脑热的找谁去？孩子们都在外地上班，三儿媳妇转过年生完孩子也走了。 ”一句“都走了”，王计兰就把自己所有孩子的情况介绍完了。
住进这个互助养老院，王计兰和78岁的黄兴梅、80岁的张召娥分到了一个互助组，住在一间房里。平时除了听戏、看电视，三位老人就在一起拉呱，“白天在养老院里呆着，晚上也住在这里，没事再回家看看。 ”张召娥说。
没怎么经村支书号召，养老院里能容纳40多个老人的第一批房间就住满了。村里虽然也有过“养儿防老，住养老院丢人”的大讨论，但村支书说，自己养活自己不丢人。
在养老院里，这些以前独居的老人中，年轻些的被选为管理员，照顾大家的起居饮食。农闲的时候，几十位老人住在一起，集体生活，轮流做饭，互相照顾；农忙时，再各自回家干活。虽然这是个松散的集体，但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公社“大家庭”。
如果遇到谁生病，大家再不用担心没人管了。 “一个人生病，十个人盯着，院门口就是村卫生站，乡镇医保都联网了。 ”大律村互助养老院管理员王长喜说，每个村里能有的“现代化”都集中到养老院周围了，超市、澡堂、燃气灶应有尽有。
生活和孤独都解决了
村里这种互助养老院建起的背后，是老人逐渐老去的年龄。互助养老，让空巢老人不再孤独。
在较早尝试这种互助养老的邹城望云一村，住进养老院的不只是独居老人，还有老人家庭。村支书孙善成说，在这个互助养老院里，每位老人一年都能过一次生日，一个月看一次电影、演一次大戏。
“每个老人过生日，村里一次拿出400块钱，买个蛋糕，送瓶红酒，炒上菜，大家坐一起唠唠家常，回忆过去的生活。每个月老人能参加三四次生日宴会，可高兴了。 ”孙善成说。
前几天，大律村联系民政局，给60多位在这里居住的老两口拍结婚照。满玉伦和王长兰老两口因为去济宁看孩子，没赶上照相，懊恼了好几天。
在邹城市，有100多个村庄建起了这样的互助养老院。因为场地是利用闲置的学校、村社兴建，用水、用电有政府补贴，每个村的成本并不高，只需要给养老院添置一些桌椅床柜。
在独居老人比例比较大的邹城农村，每个村支书都为有了互助养老院而高兴。“村里独居老人的生活、看病、孤独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 ”孙善成说。
抱着自己4岁的孙女，满玉伦和王长兰老两口说，因为村里没有寄宿制幼儿园，互助养老院里还住着四个孩子，也算幼儿园。院里的大爷、大娘谁都可以担任一天幼儿园的“保姆”。
随着村里近三分之一人口往互助养老院集中，村里的卫生站、超市甚至村委都在向养老院集中，一个养老院成了一个村的公共资源，甚至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家里没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距离邹城市十几公里的山区小村北齐村，原有1500多名村民。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900多名村民里，有370多人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独居老人的生活只能依靠互助养老。
对于农村互助集中养老的模式，有人认为这违背了几千年中国农村分散居住的老传统，但现实让农村选择了这样的互助养老。如今，穿过邹城一个个村庄，访客很少能够看到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靠子女养老送终的传统，在现实中不得不改变。
在邹城市兴办互助养老院的100多个村庄中，每一位支部书记谈及自己村庄这些年发生的变化，似乎都讲述着一个相似的故事。
“一批批的年轻人离开孩子、老人，远赴城市打工，再后来，孩子也离开了农村。 ”孙善成说。
在只有电、自来水的家里，每一位独居老人每天从床上爬起来时，在完成一个农民全部自给自足的生活后，要“忘记”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在只有120户、450人的康桃村，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80余人。 “村里的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中老年人占了一半多。 ”村支书康梅青无奈地说。
康梅青和妇联主任每天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村里转上一圈，对这些空巢老人挨家挨户敲门探望。之所以这样“巡视”，是因为一件事情让他触动很深：村里一位老人的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老人突然发烧，不能动弹，等到村里发现的时候，老人发烧十几天，奄奄一息。
“家里没人，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康梅青说，他的手机半夜里从不敢关机，因为总会有老人半夜找他。
在康桃村党支部的对面，村医务室的大门已经生锈。
“原来村卫生服务站就在村委会门口，村医60多岁，去年得癌症去世了。以前村里人有个小病还有村医，现在生病了只能跑两里路去邻村看。我现在正愁得慌。 ”康梅青坦言。
实际上，像康桃村这样的小村庄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危机。人都走光了，有的小村已经消失了。
“互助也有不行的那天”
满玉伦注意到，村里没有年轻人喜欢的网吧、台球室和KTV,老两口担心，总有一天，“第三代”孩子们也要离开这里，到县里上学去，最后村里只剩下一堆“老骨头”。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行了，最后谁照顾谁呢？ ”作为养老院里“最年轻”的人，年近60岁的王长喜自问自答，“来到养老院的人不会一天比一天结实，村里如果没有年轻人，互助也不是长事。 ”
曾有专家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发展设计为四个阶段，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区域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经过30年发展后，一些农村只完成了四个阶段里的第一步。
“我们在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同时，并没有配套改革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致使在集体经济逐渐空壳化的同时，留下了一个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制度缺陷。 ”一位专家表示。
在养老与生存之间，大多数家庭的老人选择牺牲自己，让孩子外出谋生。
然而，子女外出打工并没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相反，村里的老人看到城里子女的周期却越来越长。子嗣的生存与发展，大都摆在长辈的亲情之前。
作为一个60岁的老人，孙善成坦言，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没能留在村里，既不能“养儿防老”，也不能为村里的发展做贡献。在劳动力过早被城市“抽空”的农村，农村的养老和整个农村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实际成了一个问题。
“不把年轻人找回来，互助就后继无人了。 ”王长喜说。
盘活“空心村”
能不能把年轻人从城里喊回来，每一位农村老人都有自己的思念和苦衷。
作为村支书，孙善成在回忆过去那个村集体的劳动与互助时，另有一番感慨。
“现在这个村庄，其实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集体。现在个人干个人的活，个人打个人的工，个人发个人的财，没有人再考虑村里的发展了，连家里老人都没有时间照顾。 ”孙善成无奈地说，“过去，农民有土地拴着，现在，土地、老人都拴不住年轻人，咱们村里连个像样的村集体会议都开不起来。 ”
一位大学时专门研究西方农村发展的邹城市当地民政干部说，现在在一些村里，村集体会议要求30位村民代表出席，实际上，这30个村民代表，一年到头甚至连春节都无法回家凑到一起，更不用说村里平时有什么“政治生活”了。
有专家称，中国农村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生态，想要挽救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逐渐“老龄化”的办法，就是重新盘活村里剩余的全部资源。
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村支书在想，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的各种资源越来越有集中的可能。现有的“养老公社”也许将成为撬动农民工和土地两个资源的一根“撬棍”。
“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替他们尽孝了，让老人享福，也算村里给小的们办了一件实事，这也是拴住他们心的一个好法子。 ”一位当地民政部门干部说。
孙善成书记的想法则更加直接：“有些老人的孩子在外面当领导，当企业家、工头，可以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给村里搞点投资和赞助，上个项目啊，完全可以，这就是老人身上最大的资源，咱不能浪费了社会资源是不是？ ”
跟孙书记想到一起的还有后瓦村支书王守春。种着大片果园的王守春认为，随着老人被集中起来供养，他们的农田、宅基地都闲置下来了，这对于村集体而言，正是集中起来搞经济的一个好机遇。
“我也想过，把这些闲置的宅基地、农田统一收回来，统一包出去，搞点果园、绿色蔬菜。 ”
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认为，把农民工的父母供养起来，并不能“挽回”外出农民工的心，反而可能让他们更无后顾之忧了。不过，通过自愿的方式，让一些老人手中无力耕种的田地、废弃的宅基地统一使用起来倒是可以盘活农村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养老模式，村集体可以通过收取土地租金，供养村里的老人。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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