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忠实先生的一面之缘
■屈焕新看到陕西籍作家陈忠实先生溘然去世的消息，心中不禁为之一颤。不由想起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安曾与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我把这次见面记录下来，权作对先生的告慰和纪念。
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全国掀起新一轮的“下海”潮。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和几个文化圈的朋友心血来潮，决定在商海里一试身手，地点就选在文化古都西安。当时我在家乡鱼台县一个行政机关做小吏，也刚刚结婚生女，照常理发展下去，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安逸的家庭。但年轻的心总是不安分的，尽管遭到家人和朋友的一致反对，终于还是在1993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向西的行程。
我们把地址选在了西安高效密集、文化深厚的雁塔区，很快注册了文化公司。靠着青春的激情和下海初体验的冲动，不到半年，公司便打开了局面。因为是文化公司，因为在文化古都，也因为个人对文化与生俱来的沉醉和虔诚，于是，便有意无意间与当地的文化圈和文化人越来越多地接触起来。
西安向来是“盛产”文化和文化人的地方。当时炙手可热的代表人物就有电影圈的张艺谋、巩俐等，文学圈除了英年早逝的路遥，还有陈忠实、贾平凹等。
那时，陈忠实和贾平凹正分别以长篇小说《白鹿原》和《废都》而震惊中国文坛。贾平凹正因为一部“以下删去……字”的《废都》被逼上风头浪尖。我们原本打算先去慕名拜访贾平凹先生的，可朋友告诉我，贾平凹费尽心血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仅给他带来6万元的稿费，却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厄运。他因此刚与结发妻子离婚，自己又得了严重的肺病，他的读初三的女儿的心理和学习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现在不便叨扰。这位朋友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问自己的儿子将来想干什么，儿子坚定地回答：当作家，像贾平凹那样的大作家！朋友便带着儿子来到贾平凹家，看到空荡荡的院子里杂草丛生，乱糟糟的屋子里灰尘遍地，墙角坐着一个垂头丧气、蓬头垢面的老头。朋友指着老头对儿子说：这就是大作家贾平凹。儿子惊愕地看了一会，转身跑了，从此彻底打消了当作家的念头。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也无须考证。但当时——乃至古往今来的文人大多清贫凄苦，命运多舛，却是不争的事实。就连孔子都曾慨叹：君子固穷。
1994年夏，长安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有一位重量级的作家来长安，你们可以聘请他做文化顾问。长安县在西安的南面，距离我们的驻地只有十多公里，现在已改为长安区。我们在宾馆见面时，不用介绍，一看相貌、身材和着装，便知道是陈忠实先生了。我曾经是改革开放之后那一轮文学热的追随者，曾经创立民间文学社，担任过校办文学刊物的主编，拜会过鱼台籍作家李贯通老师，有一些豆腐块式的文字被铅印在报刊上。陈先生时任陕西省作协主席，而贾平凹是西安市作协主席，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小说家，能和这样的文学大家相识，自然倍感荣幸。
陈忠实是典型的陕北汉子的形象，长长的国字脸，雕刻版的皱纹，高大健硕的身材，浓重的陕西秦腔，传统的西北装束，特别是腰间别着的长杆旱烟袋尤为凸显地域特性。现在想来，如果陕西要找一个形象代言人的话，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陈先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寒暄过后，我们便请陈先生和那位朋友在附近的一家酒店吃饭。酒店并不大，却也整洁雅致，因为之前曾多次来这里，这次又有大人物光临，让小店蓬荜生辉，因此，店老板显得格外热情，服务也格外周到。朋友知道陈先生的口味，我们就听从朋友的安排，点的大多是陈先生喜欢的地方名吃，并不破费，这点和山东人以多为荣的待客习惯明显不同。朋友介绍，陈先生喜欢喝高度酒，而且酒量很大。我们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决定开怀畅饮，与先生一较高下，绝不能辱没了山东好汉豪饮的名声。
我们便要了高度的杏花村酒和当时还算时髦的红塔山烟，陈先生对酒关注了几眼，对烟则不屑一顾，娴熟而从容地抽出自己的旱烟袋，装满自带的烟叶，有滋有味地喷云吐雾起来。我虽然也有多年的烟龄，但从没有抽过旱烟，这种抽烟的样子只在儿时的记忆和电影中见过，因而感到几分好奇。陈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便用长袖口擦了擦烟袋嘴，把烟杆递给我，我学着陈先生的样子，装模作样地抽了两口，浓烈的旱烟立时让我咳嗽不止，连忙用餐巾纸擦干净烟嘴，送还陈先生，笑着说：我这小人物，享不了大作家的鸿福！满桌人哄堂大笑。
陈先生说话很随和，样子很敦厚，带人很亲切，虽是初次见面，却让我感觉像是一位追随多年的师长，很快就没有了拘束感。席间，我们并没有过多的谈及文学和小说，这似乎有些意外，其实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会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以免关公门前耍大刀，自讨没趣。陈先生也未必知道我们是文学青年，他也许认为这对我们是对牛弹琴，白费口舌。中间的这位朋友虽然和双方都熟悉，但他却不是文学圈的人。我们也没有说许多对陈先生五体投地之类的谄媚肉麻的话，谈论更多的是陕西与山东两地文化、景物、饮食、风俗的异同，这样的谈话自然而轻松。
酒过三巡，陈先生突然转换了话题，提起了足球，而且神情非常专注，谈得很专业。我也算是个业余球迷，比起陈先生的专注和专业来，很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一个陕北农民模样的长者，一个赫赫有名的乡土作家，对高大上的足球如此情有独钟，这着实让我感到意外。陈先生提议，每人再喝一杯结束，回宾馆看球赛。那时正在举行世界杯，他提议时距离比赛开始已不到半个小时，这才知道，原来此时陈先生的心思在足球上。我们不好违拗，只好草草收场，原打算领教一下陈先生的酒量的愿望落空了。
回到宾馆，球赛正好开始，陈先生从新又拿出他的旱烟袋，把烟灰缸放在床上，神情专注地跪在——而不是坐在床上——而不是沙发上，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也没有心思和我们说话，只是偶尔随着皮球的滑门而过而高声叹息，或者随着皮球的应声入网而叫好。那种状态完全不像满脸沧桑的五十多岁的老汉，更不像下笔千言的文化翘楚，而更像一个彻头彻尾的纯情少年，甚至忘乎所以的无邪孩童。原来，一位已经站在文学高峰的巨匠，他的内心竟然是这般的纯净！也许，正是始终保持着这种纯净的内心，才能写出那样纯朴、真情的作品——这才是一个纯正文人的真性情、大性情！
期间有人怯怯地敲门，怕影响陈先生看球，我和朋友悄悄开门出去，是几个衣着朴素的乡村干部来向陈先生求字的，我这才知道原来陈先生还喜欢书法。朋友留下来人的姓名、求字的内容、联系方式，说一会转给陈先生，我们又回到房间和陈先生一起看球。
比赛结束，陈先生自言自语地对这场球赛作了简短的点评，对我们说了些鼓励和祝福的话，在宾馆前和我们合了影，约定有空到我们公司看看，就匆匆地走了。
我在西安一年多时间，结识的人虽然不少，可一晃二十几年过去，现在能记起名字的已经寥寥无几，但与陈忠实先生的这一面之缘却至今没有忘记。
一个文人的作品不死，他就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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