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 《儒林外史》为什么从山
□中国邮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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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供图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书中把故事发生年代假托在明朝，故事发生地主要放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有一部分人和事涉及四川、广东、山东等地，而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据很多学者系统研究，他生前并未到过这几个地方，尤其是正文（第二回）故事从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写起，其用意何在？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贵晨认为，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读小说的“索隐”心态
《儒林外史》是一部写实性很强的章回小说。它的写实性，不仅表现在其主要人物大都可考，有真人的影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往往有所根据，而且人物活动、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不尽虚构。
这个情况，一方面使读者容易往它处处有“真事隐”的方向去想；另一方面对于确认无“真事”可求的描写，也不免生出其有象征性或寓意的疑问来。这固然不是读小说的正途，但是，读中国古代的小说，特别是读《儒林外史》这部手法独特的著作，上述“索隐”的心态却是不可多，也不可少的。
这让人想到书中人与事所涉及的地域，除江苏、浙江、安徽、江西诸省的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天长(实即作者的老家安徽全椒)、南昌等地之外，经常提到或写到的还有四川、广东、山东等省的一些地方。
据胡适、陈美林、李汉秋等诸家系统研究，吴敬梓生平并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因此书中有关这些地方的描写多不具体。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一下想到作者把他的部分人物、故事写在这三个省份，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而读者专家也不曾做过这一方向上的思考。例如陈美林先生就曾不无诧异地注意到,“‘楔’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诸暨去山东济南府，周进也正是济南府临州兖州府汶上县人”。但是，陈先生并没有对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讨论。
当然，这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毕竟这三个省份在书中的出现，不会是作者信手拈来，为无所选择的随意布置。即使可以认为其并不完全出于故事情节设计的需要，也应该考虑到作者兴之所至的可能，即在潜意识支配下笔端造化，作出引入这三个省份的安排, 而正合全书之旨。这就有了无论作者有意无意，这三个省份作为故事背景被安排于书中，都有思想艺术上的合理性存在，可以而且应该有适当的说明。
如果想准确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先了解《儒林外史》一书的“天下”“古今”观念，进而可以讨论作者何以关注到这三个省份,特别是山东以及其中的山东人，或到过山东的人。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观
《儒林外史》虽系小说，但由其题材、书名可知，作者命意甚高，实有孔子《春秋》以降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情怀，而突出表现为书中应用了许多“天下”“古今”“自古及今”之语。由检索可知，全书中直接用“天下”有58次，用“古今”有5次，用与“古今”同义而表意更重的“自古及今”也有5次。
这些用语自然是为了刻画人物的性情，但也同时显示了作者从“天下”“古今”的角度，就是以宇宙意识观察把握儒林的创作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故事非徒托于明代而写清朝，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实写明代，对“明亡于八股”的历史作了深入切实的反思；另一方面影响了他对故事地域背景的设置，那就是其所写虽然基本只是“江左烟霞，淮南耆旧”，但其为人物所托籍贯与活动的地域，却不限于江淮，而是“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以书中所写所及的北京(中)与重点写到的南京(东)、四川(西)、山东(北)、广东(南)四地，成东、西、南、北、中的格局，为“天下”的概观。这两面的结合，外内一致地构成吴敬梓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特质与风貌。
从“山东汶上”写起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不仅用了如上“天下”“古今”的安排，而且作为一部以“江左”“淮南”为故事实际地域背景的小说，其正文(第二回)故事并未从描写的中心地江淮开始，反而从看来他并不熟悉的“近北的省份”——山东写起。这样构思的原因何在呢?
对于《儒林外史》的作者要把周进写为山东汶上县人，陈美林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他说:“‘楔子’中王冕曾经避难离开故乡诸暨去山东济南府，周进也正是济南府临州兖州府汶上县人。”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现在看来，吴敬梓如此用笔并非如《红楼梦》中写刘姥姥。因为显然第二回山东周进、王举人等人及其故事有正文开头的作用，但全书已有了“楔子”，这个开头犹如接下来写广东范进的故事，就不再是过场或引子，而是正文居首的重要人物和情节,也就是《儒林外史》切入“天下”“古今”的入手处。对于《儒林外史》来说，这一入手处放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是最恰当不过了。其原因无他，只在“汶上”最适合于做话说“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象征。
历史上的山东汶上，是除鲁都曲阜之外，与《儒林外史》之“儒”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汶上春秋时期称中都，是孔子最初出仕为邑宰的地方,《史记·孔子世家》载:“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孔子家语·相鲁》中也有“孔子出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等较为详细的记载。
由此可知，汶上曾是孔子“为政”牛刀初试之地，当年政绩突出，为“四方则之”的榜样，但在作者看来，如今这个“四方则之”的地方，却成了周进(士)、王举人、梅秀才一班“八股”先生的“天下”“古今”之变，“儒林”堕落，可胜叹哉!
这一寓意正与书中每对比周孔的古代以斥当今礼乐不兴、八股泛滥的做法相一致。书中第十三回写马二先生与蘧公孙论学，马二先生对历代“举业”有一番详细述评。这里马二先生的话虽句句符合当时的实际，不容置疑，但作者之意，肯定不是赞成马二所说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而是由他道破这“法则”与孔孟之教背道而驰。由此可知，无论“天下”与“举业”，作者都是以“孔夫子的周朝”为好或为参照，对比“本朝”的不遵古道，实际都是“弄坏了”，以表达自己今不如昔的感慨之情。
这样的思路施于全书的构造，正文故事从春秋孔子曾为邑宰的“中都”即山东汶上开始，就不仅是自然的，而且由此一下把“儒林”的问题提到了“天下”、“古今”的层面，有高屋建瓴、大笔如椽之致，真乃妙于发端。
王冕、虞博士等为何也要来山东
《儒林外史》不仅以正文人物故事从“汶上”发端，体现尊崇孔孟之道的儒家情怀，而且以其全书最重要的正面人物大都到过山东，加强全书崇儒的倾向。
如历史上的王冕，是元末明初诸暨(今浙江绍兴)人，一生并未到过山东，但是，第一回“楔子”以他为“隐括全文”的“名流”，写“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云云，却又没有做什么事，只成就了他后来应付乡民打探其与吴王关系的一个托词。可见作者写王冕来“山东”一趟非关情节，而是故意为之，以济南之为山东首府，切近邹鲁，拟其恍惚有朱熹《春日》诗“胜日寻芳泗水滨”句意的行迹，皴染其儒者气象。
此外，第三十四回、第三十六回也都提到山东，但大致也近乎闲笔，也不必非要写在山东的，所以看起来也与写王冕山东之行为同一思路。这样说似过于深求了，但参以上述从汶上县写起的故意，实可确信《儒林外史》对三位“名流”“真儒”“贤人”必要有山东之行的描写，与作者尊崇孔孟古道的儒家情怀不无关系。
事实上我国古代小说以地域环境写人寄意不是个别的现象。《儒林外史》正文开篇从“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一个乡村”开始，又频频使他心仪的人物有一游山东的经历，就与《平山冷燕》借汶上先贤遗迹以叙事达意为同样的安排。当然，如果我们肯定了以上的推测，可能会带出另一个问题，《儒林外史》为什么没有把故事的起点直接写到孔子故里曲阜？其实，这是不难明白的，即在那样尊孔的时代，作者一定是不敢也大概不忍去冒犯其所崇敬的圣人。
总之，《儒林外史》正文故事自山东汶上开始，又写诸名流、真儒、贤人都要到“山东”，略如为之作儒学“镀金”的样子，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一事实自然也与所写汶上县的周、王、梅、荀等都是“小人儒”不够和谐，然而对于心目中有“古今”之严格区别的作者来说，并非真正的矛盾，而是表达同在邹鲁洙泗之地，而雅者自雅，俗者自俗而已。
这样的推考极易被视为穿凿附会，但这样的考论，即使不是今人阅读所可能注意到的，却未必一定不是作者心中笔下所有意为之的。而如果再要考虑到《儒林外史》“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的情况，又与“公子妓院说科场”的故事环境设计的手法相参观，则更应该相信如上的推断，乃无可置疑的结论。因此，尽管可以肯定今天的读者不太会觉察、关心和不容易理解作者的这种深曲用意，而且以当今艺术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写法也许已不便视为正面的经验，但我们却不能忽略作者当年有如此深曲的笔法，如此深隐的寄托。从而无论喜欢、赞赏与否，我们都不能不面对《儒林外史》这一方面的特点，认真看明白了，才可能有对这一名著全面深入的认识，作出正确的评价。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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