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生平事略﹙节选﹚ 王国华（王献唐三子）
21日，在王献唐成长地青岛，一尊先生的塑像在位于浮山脚下的王献唐陵园落成揭幕，使得人们对这位著名爱国学者，“一代传人”更能够缅怀瞻仰，也让这片青岛文化名人陵园内筑起一道新的“风景线”。
为纪念王献唐逝世六十周年，由青岛王献唐研究会及王献唐后人出资，由青岛著名雕塑家贾真耀、赵晓辉共同创作了一尊王献唐等身雕像安放于墓园，供人们瞻仰，该塑像于王献唐逝世祭日当时正式落放于墓园东侧。该塑像高3米，宽2.8米，由原石状雕琢而成。该塑像的背景为叠加而成的书籍，凸显了王献唐坐拥书山、守护文脉的寓意，也是王献唐一生读书、写书、守书、爱书的真实写照。
在塑像的左侧刻有两行王献唐所言诤语尤惹人眼球：自愧文弱，无以报国，惟抱残守阙，为山左艺文留一线命脉，无足称也。这句话摘自1937年抗战爆发王献唐护宝南迁前夕写给其堂弟王崇武的一封家书。是时，日本侵略者由北一路南下，济南陷落在即，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将馆藏珍贵古籍文物十巨箱由济南运出，转至曲阜孔府保存，并由此开始了八年艰辛的护宝南迁之旅。而刻于塑像旁的这句话正是王献唐当年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力求保存山东乃至中国一线文脉的决心，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学者的心声。这句话铭刻于塑像之旁，相信会激励所有前来瞻仰的人们的爱国情怀和对先辈的敬仰之心。
本期“档案解密”特别节选王献唐三子王国华所作《王献唐生平事略》，再现国学大师不凡一生。
先父王献唐先生，初名家驹，后改名琯，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三日农历九月初七生于山东日照韩家村。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六日农历九月二十八因病逝世于济南省立二院，葬于济南万灵山下，终年六十四岁。先祖廷霖公，字希泽，一生酷爱金石，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学家许瀚（印林）先生，造诣颇深，著有《泉币图释》、《说文扎记》、《说文系传校勘记》、《批本说文》等书。祖父是当地的名中医，给人看病，不收分文。穷苦病人没钱取药，他便拿钱资助。父亲在治学、行善的家教熏陶下，博览群书，刻苦自励，后来终于成了我国著名的历史、考古学家。
先父7岁入私塾，喜欢绘画、写字、读诗。8岁入高等小学堂，十岁已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并且成了本村有名的小书画家。在他十一岁时，祖父为了使他能独立生活，让他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1916年只身赴济南到表兄马丹铭任社长的《山东日报》任编辑。1917年应天津《正义报》之约，赴津为译德文小说。1918年复回济南任《山东日报》和《山东商务日报》编辑。1920年，他以商务、山东两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长居青岛。1922年，青岛从日人手中收回时，他任青岛督办公署秘书。1924年8月开始撰写他的第一部处女作《公孙龙子悬解》。1925年草成此书，1927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此他的声誉大震，被青岛大学请去讲古代哲学。1923年8月，他和青岛礼贤书院校长德国人苏保志（Dr.Seufert）、刘衡三、尹莘农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德学社》。他们互相翻译了中国和德国的文艺、哲学等文章，促进了中、德文化学术的交流。
1926年他到北京，与丁惟汾共治古音韵学和古文字学，并和有名的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叶恭绰、傅增湘等人交往，因此学识益进。1929年8月7日，他来济南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从这一直干到济南解放为止。
图书馆的工作，正适合他的心愿也正是发挥才能的时候。他在诗中写道：“劫来济上心私喜，柱下守书师老耳。商盘周鼎尽网罗，断碣残碑满眼是。”从此，他立志在图书馆干一辈子，研究学问，整理文献。那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故宫博物院都曾礼聘，但他都谢绝了，他要决心将齐鲁学派的旗帜竖起来。在这期间，他还兼任齐鲁大学教授。讲版本学和目录学，这时正是精力充沛的中年，坐拥书城，资料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大部分著作，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山东图书馆在他主持下，直到“七、七”事变，同国内外学者和有关部门，展开了广阔地极为活跃的学术交流。那时同他来往信件密切的学者，主要有：李济、傅斯年、董作宾、黄侃、黄炎培、刘半农、傅增湘、顾颉刚、唐兰、容庚、商承祚、镇江陈氏兄弟（陈邦福、陈邦怀、陈直）等等。他白天为图书馆紧张工作着，还要应付客人，经常来访的有国内外朋友和古董商，川流不息。
他办了两期《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受到好评。他整理出版了许多历史文献，最突出的是他收集整理了山东先贤遗稿，汇编成丛书《山左先贤遗书》二十种。但这套丛书，因事变，未能全部印行，今年齐鲁书社印的清牟庭撰的《同文尚书》，就是其中的一种。
1930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济南发现了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便邀他同去勘查，后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共同领导发掘了遗址，并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然后又对山东其他遗址进行了普查或小型发掘，为山东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开始，他准备将馆中的重要文物和善本书运往四川。当时政府官员逃散，经费无着，他只得求亲告友，还把自己的收藏卖掉，拼凑运费。他向馆中全体人员宣告：“图书馆暂时解散，我相信不久我们还要见面的……”他声泪俱下，再也说不下去了。那时馆中人员只有二人跟随他向四川转移，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和工友李义贵。开始先将书籍文物运往曲阜孔府，然后再辗转南下。当他听到误传山东省立图书馆，在日机的燃烧弹下化为火海时，他不禁仰天痛哭。这些珍贵的书物，据屈万里先生在台湾发表的《载书播迁记》记载:”金石类七百三十四种；书籍类四百三十八种二千六百五十九册，书画类一百四十五种。”现在屈万里先生已作古人了，他生前对此书物极为怀念，现在可告慰先生，虽经过十年浩劫，但这些书物安然无恙。
他们三人一路上晓行夜宿，“过铜山；经汴郑，出武胜关，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袭。”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愿和书物共存亡。在汉口装船渡江入川时，又发生了困难，经费不足，运船又找不到。幸亏遇到山东大学向四川万县迁校，他们愿以聘请献唐兼课为条件，负责将书物运到四川，并先付八百银元的兼课费。他为了书物能和山大书籍一起运比较安全，便答应了这个聘请。这时孔府奉祀官孔德成也到达汉口，他又请孔府拨借了一笔经费，这八百元的兼课费，也成了公费的补充。
在川中，常有敌机空袭警报，大家都避入防空洞，唯独他始终守着这些书物，朋友们劝他暂时躲避，他总是笑着说：“这些东西就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失去了生命！”他发誓说：“这是山东文献的精华，若有不测，我何以面对齐鲁父老，只有同归于尽了。”他给书斋命名“那罗延室”，“那罗延”是梵语里坚牢的意思，取坚牢不破，永守齐鲁文物之义。从他这阶段的日记和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时刻都在怀念大明湖的图书馆。下面录他当时填的一首《苏幕遮》词，说明他的心情。
曲冷冷，风细细，花里轻舸，载着春光至。望远天低人万里，柳线穿绵，织作相思字。
梦中身，眼下事，陌上车尘，隐隐轻雷起。小立东风能屈指，一树亭亭，换尽人间世。
他日夜盼望胜利，重返济南，开展他胸有成竹的建馆计划。在重庆歌乐山向家湾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工作时，室外面对湖湾，故自号“向湖老人”，是否也是对大明湖畔图书馆的思念和向往呢？
1933年9月29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社拨款给他和董作宾作为研究费，他便和董作宾联合写了研究计划，寄给哈佛大学。这一项数目相当大的研究费，完全作为图书馆的经费。
1940年国民党政府设立国史馆，他受聘为副总干事，在国史馆，他写了《国史金石志稿》二十卷，这是他对历代所著录金石资料以及传世的实物，重新进行了整理、鉴别和考证。现在这部稿子一至十三卷在台湾，后几卷在大陆，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们会珠联璧合。他还写了《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三册；《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一册，齐鲁书社均已影印。他还将自己较短的著作选编为《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四卷。
抗战胜利后，他要回济南，国史馆一再挽留他继续工作，他说：“我是兼职，我还要将这些文物运回济南，重建图书馆。”便毅然辞去了这个比图书馆工资高条件优越的职务。1950年，书籍文物在李义贵先生陪伴下完整无损地运回来了，但他由于长期操劳过度，患脑病到北京就医，从此身体没有恢复健康，也未能实现他复馆的宿愿。
解放后，他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员等职务。他常年抱病卧床，若精神稍有好转，就不休止工作着，整理考证出土文物，有时还到实地去勘察。
他逝世后，山东省出版局组织力量整理遗著，以《王献唐遗书》的名义，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先将他有关山东古国的书，汇编为《山东古国考》。我们还整理辑录了他的遗著，补进《王献唐遗书》内。有《那罗延室稽古文字续编》；《那罗延室杂著》，《顾黄书寮题释录》等。他一生著作，加上他的日记，不完全统计约在一千万字以上。他收藏的书籍文物大部分捐献给了国家，我们亦着手整理出版，如《平乐印庐藏印》；《名贤手札》等。
他胸怀若谷，生活简朴。平日谦虚寡言，如果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如同打开了知识宝库，旁征博引，谈笑风生。
他的著作见解新颖，不因袭成见，也不局限于考古圈内，而是通过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制度，从地理、民俗、文字、音韵各个角度来证实。他还是一位多才多能的学者，长于鉴别，对诗、书、画、印，皆功力深厚，独具风格，在这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才华出众的作品。人们评价“他是后出的陈簠斋（介祺）和高南阜（凤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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